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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条记载，可以推想到：第一，“灵露饮”非“红丸”之类，服用不致引起病症，但唯有伤寒对饮食须特别注意，或者此条记载有疏漏，陆荩臣是在熹宗得病以后进“灵露饮”，引起症状的反复；第二，魏忠贤对熹宗的病势顿为关心，而且其变化似乎出于魏忠贤的意料，所以并无应变的准备。
熹宗死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病危时由于张皇后的安排，召皇五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旋即崩逝。此亦为危疑震撼的一刻，当时朝臣惴惴不安，多以为魏忠贤将有非常的逆谋，朝中会发生变乱，所以整夜在寓观变，到第二天才上朝，因为内中主持无人，情况甚乱。据《明史纪事本末》载：
厥明，至殿门，宦者持门不得入，告以宜用丧服。既改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气喘且不续，哀诉宦者乃得入。既哭大行皇帝，司礼太监王体乾及忠贤在丧次，独体乾语礼部备丧礼。忠贤目且肿，无所言。群臣出，少顷独呼兵部尚书崔呈秀入，屏人语移时，秘不与闻，或曰忠贤欲自篡，而呈秀以时未可止之。
又有一说，魏忠贤拟迎立福王。不论如何，“时未可”三字是魏忠贤的致命伤。从上引的记载来看，魏忠贤在宫内是有绝对的控制力，毫无疑问；而宫门之外的天下，纵令生祠遍地皆是，却不能为所欲为，此亦是连他们自己都深切明了的。所以然者，一方面是兵权不在手中；另一方面则以皇帝的权威根深蒂固，挟天子以令诸侯固无奈其何，如果想天下自为，就会遭遇到普遍而强烈的反抗。
五十二、信王入宫表现沉着
既不能取而代之，就得有积极的表现。大致历史上热衷利禄，或处于政治斗争尖端的人物，都有见风使舵的本领，倘不能篡位，就得成拥立之功，所以魏忠贤亲自把信王迎入宫中，先做了拥立的姿态再说。
此时宫中，群情惶惶，而都在观望之中，情势则非常暧昧，谁也不知道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信王当然亦深具戒心，受到忠告，甚至不敢食宫中之食。不过，他在宫中的第一夜表现得非常好：
上（按：指熹宗）崩，忠贤自出请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当是时，群臣无得见王者，王秉烛独坐。久之，见一阉携剑过，取视之，留置几上，许给以赏。闻巡逻声，劳苦之；问左右，欲给以饮食，安从取乎？侍者以宜问之光禄寺。传令旨给取之，欢声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毋贺。（《明史纪事本末》）
按：熹宗崩于天启七年八月乙卯，信王即皇位于丁巳，则入宫之日当为丙辰，且在下午，中间有好几个时辰的“无主”状态。以传统来说，储位早定，则先帝一崩，首迎储君。因此，从时间上来推论，说魏忠贤曾想自篡或改立，确为事实。
信王即位，是为思宗。这是个被人谈得很多、引起争议也多的皇帝，他后期的作为不在本文所谈的范围之内，论他即位之初的表现，却相当沉着。当其时也，魏忠贤及其阉党自知冰山已倒，大祸将临，各人都亟亟乎求自保，而手法不一。魏忠贤最初采取一种蛊惑的手法。据说，有一天晚上，思宗方在读书，忽闻异香一缕，令人心荡不已，思宗找太监来查问，太监答奏，说是照例爇燃此香，思宗长叹说：“皇父皇兄，皆误于此。”立命撤走。由此可以想见，太监是用一种“催春”的香味来引诱皇帝惑于女色，如果思宗上钩，立刻便像郑贵妃为光宗进美一般，有绝色宫人准备在那里，非导帝于荒淫一路不可。
蛊惑之技既无所施，魏忠贤只好请辞东厂，思宗故意不许，并有其他的安抚表示，作用都在稳定局面，待时而发。
五十三、客氏叩辞熹宗梓宫
安抚的行动，见于史书记载者有二：
一、国子监司业朱之俊，奏劾监生陆万龄请在国学为魏忠贤建生祠。陆万龄虽被捕下狱，但魏忠贤奏请停止建祠，却蒙“优答”，凡以前魏忠贤生祠御赐的匾额，照旧可以悬挂。
二、赐太师宁国公魏良卿、少师安平伯魏翼鹏铁券。按：铁券起于五代，明太祖得天下，拟仿制以赐功臣，不知制式。当时吴越钱武肃王的后裔家藏有此，明太祖遣使取来，照式仿制。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并赐铁券，共分七等，形式如瓦，高六寸五分至一尺不等，广一尺二寸五分至一尺六寸不等，用嵌金的字记明受赐者的履历、功绩，以及犯罪时免刑减禄的数量。券分左右两半，左颁功臣，右藏内府，仿兵符的办法，用到时能够符合，始为有效。以后除永乐初靖难功臣有受赐者外，一直到天启六年，魏良卿始又以肃宁侯晋封为宁国公，加赐铁券。此时当属改赐较高等级的一种。魏翼鹏这时只有两岁，亦受赐铁券，由此可以推想。魏翼鹏为魏良卿之子，魏忠贤的亲属，以魏良卿最有势力，为防止他蠢动，所以思宗赐其父子铁券。
在魏忠贤请辞东厂的同时，客氏出居宫外，临行之前，叩辞熹宗的梓宫，取出一个绣龙的黄包袱，内中包着熹宗的指甲、牙齿等等，焚化灵前，痛哭而去。
至此，客、魏的命运已非自己所能掌握，虽未盖棺，亦可论定，而阉党也到了结算生平的时刻。
阉党除了王体乾等太监以外，外廷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其中巨擘，首推“五虎”之魁的崔呈秀。
崔呈秀是蓟州人，天启初当淮扬巡按御史，声名狼藉，任满还朝，作为都察院“召长”的都御史高攀龙检举他贪污不法，吏部尚书赵南星议罪要充他的军，崔呈秀夜投魏忠贤哭诉，愿为干儿，因而成为魏的第一号心腹，无日不见，每见必屏人密语，倾陷善类，为之一空，而“暮夜乞怜者，莫不缘呈秀以进，蝇集蚁附，其门如市”。无耻朝士，多拜在其门下。崔呈秀心狠手辣，连他的同党亦都怕他。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魏忠贤毕命，崔呈秀自缢
五十四、魏忠贤毕命，崔呈秀自缢
像客、魏一样，崔呈秀的亲属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据《明史本传》载：
（崔呈秀）子铎不能文，属考官孙之獬，获乡荐。用其弟凝秀为浙江总兵官，女夫张元芳为吏部主事，妾弟优人萧唯中为密云参将，所司皆不敢违。
上述人物中，孙之獬值得顺便提出来“介绍”一下，他是蒲松龄的同乡，山东淄川人，降清擢为礼部右侍郎。当时服饰并无定制，连满洲的官服，都是孝庄太后的一个宫女匆匆设计而成。降清的明臣，束发戴加贤冠，长袖大服，与拖着辫子用马蹄袖的满臣大异其趣。殿阶之间，亦分满汉两班，各不相涉。
哪知，无耻的孙之獬有一天突然改穿满人装束，想列入满班，满班以其汉人，不受；再回入汉班，又因为服饰不同，亦不受。孙之獬进退失据，大为狼狈，于是恼羞成怒，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多尔衮大为赞赏这几句话，因而有“薙发”之令，汉人以衣冠沦亡，痛心无比，不从薙发令而死者无算，都是孙之獬造的孽。到了顺治三年，山东布衣谢迁起义兵抗清，攻入淄川，首先就找孙之獬，被报复甚惨，而咎由自取，诚可谓“可怜不足惜”。
当思宗即位后，阉党都知魏忠贤必败，有人便以“自相残杀”作为效忠新君的表示，杨维恒和贾继春就以崔呈秀为目标，上疏力攻。崔呈秀请求解职，思宗犹以温谕慰留，三请而后得回乡。不久，魏忠贤毕命，崔呈秀自知不免，决心自杀，死前还有一个很可恶的动作，《明史本传》：
时忠贤已死，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罗诸奇珍异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
以后“定逆案”，阉党以崔呈秀为首，开棺戮尸。当魏忠贤盛时，崔呈秀上疏称颂，有“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甘之”的话，传到外边，朝野哄笑。而与崔呈秀同样恬不知耻者，则有曹钦程，他是江西德化人，先谄事汪文言，汪败后由其座主冯铨的引荐，拜魏忠贤为义父，成为“十狗”之一。
五十五、曹钦程尤为无耻
曹钦程在群小中尤无耻，日夜奔走魏忠贤之门，摇尾乞怜的卑谄之态穷凶极恶，因此阉党亦羞于有此同类。吹、拍原是做官这一行的大学问，拍马尤贵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曹钦程肉麻得过了分，连魏忠贤都觉得吃不消，因而有点讨厌他，加以阉党说他的坏话，所以魏忠贤责以“败群”。天启六年正月，为人所参劾，魏忠贤毫无顾惜地摘了他的纱帽。动身回江西以前，他向魏忠贤去辞行，说是“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又哭了半天才走。
等魏忠贤一死，思宗“定逆案”，曹钦程在“首等”，论死，但不是斩立决，关在监狱里许久。他的家人与刘志选的家人差不多，先还常常送牢饭，到后来就不管他了，曹钦程便在监狱中“掠他囚余食，日醉饱”。逆案后来有翻覆，论死者多未死，曹钦程就在刑部大狱中关了十几年，到李自成入京师，曹钦程“破狱出降”。等到吴三桂请清兵入关，李自成败走山西一带，曹钦程跟在一起，不知所终。
大致“十狗”者专以谄媚为能事，除曹钦程以外，为首的“狗头”是周应秋，他是江苏金坛人，当到左都御史。此人的拍马方式又与众不同，家厨绝妙，尤善于烹制猪蹄，魏良卿常到他家去做客，非此味不欢，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煨蹄总宪”。总宪者，都御史的别称。
天启六年七月，周应秋调任吏部尚书。明朝六部权重，吏、兵两部尤甚。周应秋获得了这个要缺，学严嵩的样，勾结文选司郎中公然卖缺分赃，而清流未尽者，周应秋随便找个借口，拿他们或降或调，无日无之。杨涟、左光斗死在狱中，周应秋半夜得到消息，敲开他门客的卧室，说是：“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了！”小人陷害君子，有些心知为非，而利害所迫，不能不出以辣手；亦有些确实以为正人君子该死，如周应秋以及清末的徐桐等等，都是这类丧心病狂的妄人。
在阉党中，亦不是个个能保富贵。魏忠贤很难伺候，稍有忤犯，顿时失宠，但有的是良心未死，说了几句正论，不为魏忠贤所喜，而有的只是无意中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应当分开来谈。
五十六、石三畏无意中犯忌讳
前者可以王绍徽为例，后者可以石三畏为例。王绍徽原以排击东林出名，曾经编过一部《东林点将录》，以李三才拟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拟作“及时雨宋江”，杨涟拟作“大刀关胜”，汪文言拟作“鼓上蚤时迁”。而崔呈秀所进的《天鉴录》，则以王绍徽与于“真心为国，不附东林”之列，因此左光斗被逐后，王绍徽得代以为左佥都御史，很快地迁升为吏部尚书。魏忠贤叔侄要加官晋爵，王绍徽无不唯命是从，但他亦有不可抹杀的一面，《明史·阉党传》：
至忠贤遣内臣出镇，绍徽乃偕同官陈“四不可”。王恭厂、朝天宫并灾，绍徽言诛罚过多，忤忠贤意，得谯让。
按：史书称某某建筑物“灾”，都指火灾，而“王恭厂灾”是火药爆炸，《旧京遗事》言：
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旧在城西南包家街，天启乙丑以药发毁……击坏西城两三条街，伤百许人。
又《畿辅通志》及《两朝从信录》亦皆记其事，时间在天启六年丙寅五月，非乙丑。火药局爆炸，当然是管理有问题，这与天然的灾难不同，确是当政者值得警惕的事。王绍徽以此上言，虽“得谯让”，仍有所陈：
已复上言：“四方多事，九边缺饷，难免催科，乞定分数、宽年限，以缓急之宜付抚按。正殿既成，两殿宜缓。请敕工部裁省织造、瓷器诸冗费，用佐大工。奸党削除已尽，恐藏祸蓄怨，反受中伤，逮系重刑，加于封疆，显过三案巨奸，则人心悦服，余宜少宽贷。”复忤忠贤意。
因此，王绍徽为阉党中后起者所排击，魏忠贤未有表示，削职而去。
石三畏为魏忠贤“十孩儿”之一，又跟崔呈秀有密切关系，“锻成杨、左之狱，咆哮特甚”。有一天他到亲戚家赴宴，魏良卿亦在，伶人来请点戏，石三畏喝醉了酒，忘却忌讳点了一出“刘瑾酗酒”。魏良卿回去告诉他叔叔，魏忠贤以为石三畏有意讥讽，大怒，革了他的职。及至魏忠贤事败，石三畏反以此为功，得复官为御史，后来为人所劾，指出真相，依旧削职。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霍维华开新运河无功
五十七、霍维华开新运河无功
小人之为小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只问利害，不讲道义。当魏忠贤将败时，阉党中“内相携贰”，以设法攻魏忠贤或其同类求自保其身家爵禄的，还有许多人，甚至包括“老牌”的阉党霍维华和贾继春在内。
霍维华以攻王安为魏忠贤立下第一功起家，与崔呈秀同为魏的谋主。熹宗得病，魏忠贤认为是“灵露饮”吃坏了，而进此“仙方”，有霍维华参与其事，因之失宠。霍维华心里害怕，便起了叛魏之心。当时关外用兵，袁崇焕有宁远大捷，清太祖努尔哈赤竟因此愤恚而死，论功行赏，霍维华以兵部侍郎署理尚书，至是真除，并恩荫一子为锦衣卫千户，霍维华“虑有后患”，想摆脱阉党的臭名，所以力辞恩命，请求把荫封让给袁崇焕。魏忠贤知道他的用意，“降旨颇厉”。如果熹宗不死，他迟早会被魏忠贤驱逐回乡。
思宗即位，霍维华与杨维恒百计弥缝，避免牵涉及于魏忠贤，因而仍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但在京还不安全，想借“行边”的名义避到关外。按：兵部尚书行边，即等于国防部长视察前线，名正言顺，自无不可。哪知有个言官顾继祖识破他的奸计，上疏说道：
维华狡人也。珰炽则借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一给事中，三年躐至尚书，无叙不及，有赉必加，即维华亦难以自解。
因此，思宗不准他出关。逆案一起，霍维华充军充到徐州。按：充军是俗称，这个刑罚称为“流刑”，明朝的流刑与唐朝相同，分三等，自一千里至三千里，称为“三流”，各杖一百。路程以京师起算，不问地方好坏，这里面就有人情好托，霍维华大概在刑部有人照应，所以充军能充到徐州这样很不错的地方。
到了崇祯七年，徐州以南、宿迁以北的骆马河淤塞，霍维华想利用这个机会复起，建议自宿迁到徐州开一条新运河，引黄河水通漕。结果，征用民工，费银五十余万两，而运河没有开成功。明思宗这个人对赏罚向来轻率，看霍维华治河无功，立即下狱论死。
五十八、阉党结局非死即充
“五狗”、“十孩儿”大致是替魏忠贤出坏主意，出头做猫脚爪，至于荼毒正人的实际执行工作，则另有其人，文的是“五虎”，武的是“五彪”。
“五虎”以崔呈秀为首，依次是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寺正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以掌锦衣卫的左都督田尔耕为首，他跟魏忠贤为莫逆之交，又是魏忠贤所有干儿子当中最有权势的一个，所以有“大儿田尔耕”之谣，他有个心腹是苏州人，名叫杨寰，官居锦衣卫理刑官，亦为“五彪”之一。
此外还有锦衣卫指挥崔应元——原是个市井无赖，充校尉以冒缉捕之功起家——以及东厂理刑官孙云鹤、掌镇抚司的许显纯。
“五彪”中除去田尔耕，就以许显纯的恶名最著。他是客氏的同乡，河北定兴人，家世很好，祖父许从诚是驸马。他本人是武进士出身，先当锦衣卫指挥佥事，及至刘侨去职，魏忠贤派他代替。此人略晓文墨，在厂卫中算是一个人才，但才适足以济其恶，而此才又只是小有才，出以贪残阴狠之性，便只能为魏忠贤做毒爪，自己不能有所作为。
据《明史本传》：
显纯性残酷，大狱频兴，毒刑锻炼。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余人皆死其手，诸人供状，皆显纯自为之。
这就是他“略晓文墨”才能做得出来的坏事。但小人常有极端矛盾的两种性格，许显纯在羊面前是狼，而在狼面前是羊：
每谳狱，忠贤必遣人坐其后，谓之“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