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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脱不了儒、道、法三家的长期争战。法家在秦汉先盛后衰，儒家同样在汉魏先盛而后衰。道家在魏晋一度复兴；儒家在汉代只有独尊的地位却无法垄断全局。此后佛教东来，影响甚巨，但却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流。
转变时期
自明初到清末（公元1360—1898年），为时约500年。其时正以西方“大航海时代”为肇端，渐渐地西风东渐。到18世纪中叶，国门洞开。海通之后，欧洲文化随传教士而来，使中国人心目中昔日大一统的“天下”突然变为世界列国之一，无疑带来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空前巨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得不有所因应而革故鼎新。
这一时期虽然包括明、清两朝，但是重大的转变，一直到晚清才出现。其时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汉、奉天博爱、平等尚贤为主旨，本基督教义与民族思想，带来第一波的转变。由于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习惯，遭到传统势力的镇压；加之其领导集团内部蜕化变质，对于外来基督教义与固有中华文化都无深切的了解，“学西洋而未得其当强立国的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的恶举”，终告败亡。此后；戊戌维新掀起变法运动最惊人的一幕，希望兼用西洋的政教，可惜后来引起庚子义和团运动，遽而告终。直到辛亥年国民革命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造民国，才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成熟时期
这段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1898—1949年），堪称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成熟时期。民国肇始以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治政的根本，逐渐开始顺应世界潮流。客观地说，中山先生可谓是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制造我们可以学会，也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但如果像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全盘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因此中山先生主张“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就是希望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采纳西方进步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创中国式管理的光明大道。
发展时期
星移斗转，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经济领域没壁垒，管理技术无国界；然而就文化层面来考察，东、西方各异，一度形成所谓“东、西文化冲突论”这一命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东、西文化各异，但并不乏相互间的融合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方能彼此珍重，相亲而相敬。世界迟早要步入大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为此，作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和中华文化的发扬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并予以创新，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完成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使命。
铁证如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变，而且已经变了五千年，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事实也不允许我们有所停滞。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历史的轨迹，明白我们演化的整个过程以及所处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顺着先哲们开创出来的大路，勇敢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4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来的影响吧。
和谐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所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乎是马马虎虎把事情处理完毕，有草率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是透过良好的协议，先把事情分解成若干症结，然后逐一化解，才可能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就是中国人的“求和”思想。“求和”包括着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待人和气等几方面；性格上也就表现出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依赖等特征。
另一方面，就中国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而言，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性格气质上历来都表现出求和的一面；“以和为贵”成了大多数中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所恪守的信条。所以世所公认，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国民讲究谦恭礼让，从不好勇斗狠，时时刻刻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忘了一团和气。
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体现；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有统一的关系。而西方人则推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看成是敌对力量。
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5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