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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收到的访谈和书面材料中，罗杰斯总结出某些他感到重要的、相对不变的、主导成长的关系中出现的因素：
1。个人为关系的变化过程作出的活动，因为相互的扩充被体验到，成长被渴望，结果在此时此地一块儿工作；
2。持久的内在感情的交流，即使有破坏这种关系的危险，以及对对方反应的通情的理解；
3。角色的消解，故而关系中的行为可以自行发展而非由先入的期望决定，如“一个妻子应该”或“一个丈夫应该”；
4。对独立的、强的、单个的自我的发现和分享，每个伙伴都变得越来越确切地知道和接受他的体验。
应该注意到罗杰斯又一次强调了贯穿他著作的熟悉的主题：生活应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而非某种静态的东西，反应是对此情此景的，内在体验要被清晰的感知、表达，通情是重要的，个体应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没必要靠外界强加的标准和价值观生活，个人独特自我的发现和发展对良好功能是重要的。
第四章 卡尔·罗杰斯和人文主义现象学 评述
罗杰斯的治疗方法在其早期阶段叫做“非导向性的”，后来它变成广为人知的（现在仍然是）“来访者中心”疗法。许多心理学家和其他人仍对“来访者中心”一说情有独钟，虽然罗杰斯及其同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采用“个人中心”这一名称。名称改变意在更强地反映人在他的全部情结中是焦点的中心。同时，罗杰斯及其同事想强调，他们的设想是为了广泛适用干人类行为的几乎所有方面，而不局限于治疗情形。个人中心疗法广泛适用性的例子是罗杰斯关于教育和解决冲突的建议，以及他在其他国家的工作室。
他的教育观点追随他的基本设想，即人能够指导自己的人生，如果适应的条件存在的话。他主张教师应该是博学的、提供自由气氛及对个人追求支持的“辅导员”。提供帮助的教师有着像有效的治疗师一样的态度：他是真诚的、接受的和通情的。当学生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发现途径，并被鼓励去实现时，罗杰斯相信真正的学习很可能要出现了。同时，他强调学习应该涉及情感和理念，能够认知地和有感情地反应的学生学得最有效。（罗杰斯的教育观显然与斯金纳的截然不同，虽然两人都希望促进更好的学习。）
特别在他事业的晚年中，罗杰斯投入大量的对在一个受核战争威胁的世界里减少冲突、维持和平的努力（他警告对核恐怖的忽略，如电子游戏所描绘的，把战争和毁灭当儿戏）。（例如，见他的文章《核战：一个私人反应》，《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2年8月，P。6…7。同时在该杂志1984年11月，P。15，有一个关于他在这方面工作的充实报道。）他相信在敌人间建立和平关系的必要条件与在相遇小组中的相似。即，如果敌人可以面对面相会，用一个很长的时期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开放地讨论他们的差异，冲突很可能消退。
如此情景下的目标，罗杰斯指出，是让各方听取、接受对方的敌对态度，打破“我对你错”的模式，让各方聚焦于对方的个人化、人性化特征。他给出的一个现实例子是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前以色列总理贝京的戴维营协议，作为在有利条件下会发生什么的证据，在罗杰斯看来，那种情形的相对非正式，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帮助努力，有关人士的频繁接触，是带来有效交流和更大的共同理解的重要因素。
在罗杰斯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继续表现出将他的方法国际化的持久兴趣。（见《鲁斯特会议》，《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1986年，26期，P。23…45，及《苏联专业人员世界的内部》，《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1987年，27期，P。277…304。这两篇文章又重载于科斯根堡和亨德松编辑的《卡尔·罗杰斯文选》。）在1985年他参与了一个在澳大利亚鲁斯特的4天专题讨论，来自17个国家的50名政治领导、政府官员、作家及其他本土人物与会，着眼于“中美洲的挑战”。加州拉霍拉的人学中心的9名辅导员也参加了小组整体集会，以分组讨论的形式开会。一个主要目的是创造一种气氛，使意见和感受可以自由表达，发展信任，和平国际关系的思想获得泛化。罗杰斯的到会，在降低紧张，打开交流线索，及其与会者个人成长方面取得了成功。他部分地把这些好处归功于辅导员带给会议的“个人中心存在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培养积极改善的气氛。因此，小组及其活动过程中，辅导员所有的深层次信任是重要的，特别有几次当愤怒、尖刻和巨大差异被表达时。罗杰斯注意到身份高的人也渴望亲密、深度交流及个人接触，正如其他人一样，一种个人中心的气氛帮助他们向这些方向移动。
在1986年，罗杰斯和同事鲁斯·桑福（RuthSanford），到前苏联会见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两城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和研究人员。重点是交流人本主义教育，个体化指导和鼓励创造的方法。大型会议举办了，罗杰斯和桑福试图在他们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中维持一种个人中心存在的方式（这包括对消极情绪应像对积极情绪一样开放和接受，允许事情按照自己的步骤发展）。集中小组被允许寻找和采取他们自己的方向，广泛的个人及专业考虑被说出，经常带有强烈的、否定的感情表象，包括恶劣的敌意、诅咒、对其他组员的厌恶。（罗杰斯曾对该组说，他震慑于人们互相交往的方式；这被表达为他的反应，一种在小组过程中形成的持续的感情。）后来，到了第四天，两城的组员在互相听取意见上获得改善．一种联合的情感发展了。从他们会后的评价看，许多与会人似乎经历了重要的个人成长，并获得他人的更多的理解，表现在他们个人和职业生涯两方面。
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和前苏联的经历，加上在其他国家的相似经历，支持了他的信仰，即一种个人中心氛围在不同国度创造了相似的效果：它似乎普遍地培养个人成长，并把一种最终导向更和谐关系的小组过程付诸行动。这种气氛包括先前讨论的三种状态条件（真诚、接受和通情），及对个人及小组的信任一样。罗杰斯在他事业的早年，就承认他的思考是植根于他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一种民主的，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他的个人经历、治疗工作以及研究主要在美国背景下进行。然而，他的确希望，他的思想能具有普遍性。他的目标是发展涉及人类行为的某种基本概念，能够运用于所有人。在他的晚年，他在美国以外的经历表明了向着这个目标的进步。
如果在大量情况下运用的话，从人际关系到国际关系，个人中心方式可能是有益的，但罗杰斯同时看到了使他的观念普遍得到接受的困难。他的著作《卡尔·罗杰斯看个人力量》的一个主题就是，个人中心方法引起“政治”的问题，即它不得不处理权力、控制以及在很多层次上所作的决定；因而，是革命的。既然它是革命的，罗杰斯相信，它就威胁了已建立的权威（专业人士、行政官等等），这些人有意无意地要毁掉它（个人中心方法）。
个人中心方法，无论它存在于哪里，都把人生的控制置于他们自己的手中。根据这一观点，人们能够，也应该被信任作出负责的决定，同时这种情形可以在社会层面发生是可以设想的。罗杰斯认为，个人、小组和组织在存于人身上的力量和智慧被敲击和允许向积极行为流动时，效果最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受益）。虽然社会制度现在可以视为大量指导的运用，并且经常对个人的控制带强制性，罗杰斯主义心理学仍然认为，这在长期过程中，既不健康，也没有建设性，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层面上人们都在起作用，而且不论他们把自己定位于什么角色，他们应该与其内在体验保持联系，应该以接受、通情和真诚的方式与他人相联系。
正如前些章节所关注的，弗洛伊德和斯金纳认为他们的方法有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罗杰斯也把他的理论移出他的理论在其中形成的相对特殊的情形，而试图展示它们具有普遍性。在当前，三个理论家各自的概念都是可行的，他们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然而，可以论证，它们不是同等地可行的和有价值的。关于这一点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
在罗杰斯理论原则的水平上，在治疗和咨询情景中，他的影响已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一个广泛的人群——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社工、牧师及其他人——已被罗杰斯的设想所影响，即，如果一个人可以做一个仔细的、精确的听者，在表现出接受和诚实时，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对受困的他人有所帮助。
或许罗杰斯的影响部分与这一事实有关，即他的治疗方法可以安慰至少是确保不会有进一步的损害被造成。与其让直接的建议和指导不恰当，并且在治疗中产生更多的问题，治疗师和咨询师宁愿采用罗杰斯的方法，即改善来访者的个性。当然，批评家会指出这种态度可以导致进一步的损伤，如果来访者不采取足够及时的矫正行为，或者作了一个不良决定。然而，根据罗杰斯的观点，仅当来访者靠与其基本体验联系在一起而选择他们的行为过程时，建设性的变化才会出现。
在那些没有受过心理学博士水平专业训练的人当中，罗杰斯有很大一批追随者。这种普受欢迎是受到了他立场的刺激，即专业人士并不总是最有资格帮助他人的。他相信无条件接受、通情和真诚这些必要条件可以由那些受过很少或没有正式训练的人创造。相反地，并非所有受过高级训练的精神专家都能够提供这些条件，既然他们的训练经常强调技术而非联系的方式。这个立场使他与许多人亲近了不少，他们讨厌那种假说，即认为专业证书是提供治疗和相关服务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所需训练的类型和范围仍是一种争议。）
罗杰斯对人性积极方面的乐观和看重，也造就了他的声誉，至少在那些分享他前景看好的看法的人当中。他的观点被比作一缕清新的微风，纯洁而让人耳目一新。当被问及他的乐观主义时，他曾经回答说这可能是天生的（Evans，1975）。他又指出他总对成长感兴趣，不论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栽种花木，他看到当条件适宜时，长得好的植物与环境支持成长就健壮有力的人的相似之处。（对植物的浇水、施肥以及充足的阳光可以比作对人的无条件积极尊重、通情和一致吗？）
罗杰斯方法的简明是它广泛魅力的另一特征。他认为没有必要深入到人性的潜意识层面探求，以提供有洞察力的解释，释梦，使用相关的行为处理，或者用心理测试来论断或对问题分类。帮助他人的关键是建立一种诚实的关系，包括非占有性的关注和通情的理解。根据罗杰斯的观点，此时此地发生的事，在那些试图基于他真正的内在体验而互相回应的个体之间的有力影响上，对创造出健康的变化是重要的。通过这种关系，人们能够发现其潜藏的感情，并变得更为功能健全。对那些处于帮助他人立场的人，这种方法看来清楚易懂，没有复杂的概念或程序。当然，在实践中，事情经常不是那么简单，维持积极尊重、通情和真诚可能很困难。但是，关键在于个人中心疗法的实质理论是非常简单和易懂的。
罗杰斯的贡献是重大的，特别是在心理治疗和咨询方面。他的方法已被证明是有用的，并已刺激起研究力量使它关于健康改善的条件过程的基本设想合理化。然而，个人中心方法作为一种主要社会力量的潜能尚不知晓，有限的实践已被作出来衡量它对婚姻、教育体系、产业、社区组织等等的适用性，但这些情形是很复杂的，指出建设性改变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困难的，即使在这些变化确实发生时。
虽然罗杰斯采用个人中心疗法的效果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仍然有许多怀疑者不太容易被说服。同时，罗杰斯主义心理学的一些或许别具吸引力的那些特征——它把个性改变的责任置于人们自身，它对专业人员必要性的漠视，它对人性的浓厚的乐观观点，它涉及治疗的相对简单的概念和程序——已经失掉了在心理学这一领域之内、之外的一些人的兴趣。然而，“罗杰斯的主要贡献已被多数开业者愉快地汲取了这些持久的影响包括精确通情的中心化，治疗者的重要性，以及治疗关系的治疗背景。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比较和对比
比较和对比
比较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的观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下列的议论通过某些重要论题将三位心理学家的观点联系起来，一些观点与前面的章节有密切联系。
人类本性理论
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本性作了实足的设想。他设想造成紧张状态的固有巨大能量需要释放，性欲望和争斗欲（它们分别来自于生存和死亡的本能）促使人类趋向自我满足。对于人性弗洛伊德倾向于悲观主义，同时对人类的未来持怀疑态度。由于带有这种无意识的通过性和争斗追求满足感的能量，人类在社会抑制或重新引导这些能量时才能生存。据他的观点，人类是低级“野兽”，只有文明进程可以控制放纵的欲望和破坏性（有关这一点和以下观点的详细内容，见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
问题并未因社会化而解决，因为社会进程与我们本能的追求自私的趋势相抵触，它仍会继续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弗洛伊德指出，人类之所以屈就于社会的控制，其中一个原因是想从别人身上获得保护，而这种获得却使人们失去可以从不受拘束的自我放纵中得到快感。因此，无意识总是与现代社会的控制规则和标准发出冲突。由于弗洛伊德怀疑这种冲突能否完全解决，他指出现代社会必须利用认同（接受别人的价值，特别是父母的）和升华（将本能能量用于社会接受的活动）的进程与人类本性斗争。心理疗法试图增强自我（个性中有意识与理智的部分），因此它可以承认并控制本能冲动的趋势，并努力为它们找到出路，对个人或社会都无破坏性的出路。
斯金纳既没有对缘于内驱力的行为作任何猜想，也不相信复杂行为（例如敌视、同情、利他、嫉妒和感情）确切源于人的本性。即使遗传的因素可能对这些行为作出一定贡献，但它们更多的是受到个体经历和目前存在境遇的影响。想要试图解释人类的行为，综合遗传因素和个体经历的影响就可以解决难题了。斯金纳相信对于遗传学的研究会有助于人类了解行为的根由，和更透彻地了解遗传的因素。（关于这一点的更多信息，见斯金纳《分析和行为的近期问题》（Columbus，OH：Merrill；1989）一书中（（基因与行为》，P。49…56。）
重点在于，由于我们的遗传因素（或者用非专业术语“人性”），我们可能作出某种行为，而行为的某种影响可以巩固。
既然遗传的强化感受性存在，环境就对我们的行为施行强烈影响。就某种意义来说，人从出生开始就倾向于成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从斯金纳的角度看，人性非善非恶。可以说，它为形成善或恶的行为设置了框架（人的遗传因素为外界环境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形成行为提供了机会）。
罗杰斯对人性作了明确的设想，强调指出只要情况有利，人性将随成长自然适应并不断趋向完成。对于人类必不可少的特点，他很乐观而不悲观或中立，他觉得任这些特点自由发展将产生实际而有益的行为。以理论标准看，罗杰斯的“具有成长动机的人”，与弗洛伊德的“紧张消除的人”或斯金纳的“环境控制的人”很不同。
从罗杰斯的角度看，人类本性可以也应该信任。只有当个体从本性中分离，它们才会对个人或社会有害。他的立场明显指出人类应有选择的自由和根据本人内心体验作决定。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强调，如果文明要延续就需要控制和纯化基本欲望，而斯金纳则强调，人类需要可以使可取行为成形和保持下去的良好构造环境。
对于他们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通过进一步简单化的尝试，可以说，罗杰斯是乐观派，弗洛伊德基本上是悲观派，斯金纳则是中立者。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人性发展理论
弗洛伊德强调心理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