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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分析治疗是让个体重新体验过去的生活。童年的情感和冲突从无意识的深处浮现出来，实际出现了情感的回归。当患者重新体验这些情感时，出现依恋于分析师的倾向。这过程称为移情。在不同阶段中，患者会把分析师看作惩罚性的父亲，或要求不断的母亲，或勾引入的情人等。如果要使分析最终达到治愈的结果，就要对这种情感依恋给以处理。在处理移情时，患者将有机会重新体验早期的关系，并让这种关系得到更满意的结局。
移情并不总是以明显和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患者的情感常常以不明显的方式向分析师表达出来。这时仍需要注意的是分析师必须对这种不明显的表示保持敏感，只能在合适的时候给以解释。他还要警惕反移情，即对患者情感上的反应。面对患者的奉承、表扬、批评、愤怒和其他情感表达，分析师必须要能够保持客观。在精神分析训练时常见的一个要求，是对未来的分析师本人给以精神分析。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减少精神分析师将自己未解决的冲突带到工作中去的可能性。他们必须与患者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对非理性的、自我伤害行为做出认真的、准确的、深入的解释。
当然，分析师是人，不是超人。他们肯定会对患者产生各种情感。然而，他们应该了解这些反移情的本质，并按照弗洛伊德的教导，尽量不受它的支配。他认为从情感上对病人产生反应很可能会干扰分析过程。（在当代的分析师中对向病人表达反移情的坏处有着不同意见。有些人同意传统的弗洛伊德观点，而另一些人则指出将情感表达出来可能带来益处。例如，表达对病人的情感可以增加分析交往的深度和真诚，并帮助病人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影响别人的。）
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介绍过的精神分析技术和过程：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用来探求病人的无意识。当病人对揭示不愉快的无意识材料产生抵抗时，或阻止治愈所需要的责任时，分析师必须对这些非理性行为给以解释。病人可能会出现移情，把过去的情感附着在当前情景中的分析师身上。移情要在分析师的帮助下得到解决，而分析师要避免出现反移情。显然，治愈需要的不只是来自病人的领悟。病人需要应对无意识材料中的情感成分，这些东西在抵抗和移情中都有所表现。
心理分析治疗通常是漫长和艰苦的过程，常常需要在几年时间中每周治疗几次。病人经历有着强烈情感色彩的教育体验。目标是自我认识、诚实、对冲动更好的控制、更有效的人际关系、对潜力更现实的估计，以及对无法改变的事情给以接受的能力。绝对的幸福不是目标；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环境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自己和他人的弱点和局限性。有足够强大自我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而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正是要使自我变得更强。
应该指出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总是采用以上所介绍的标准的、传统的方式。例如，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一词即指使用较少时间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更直接、面对面的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的交往，在进行分析解释时还同时给以劝告和建议。这种方法可以按照个体的需要实施，也许会采取每两次治疗时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的方法，也许要避免延长治疗的消极移情，规划个体环境的改变，用药物减轻症状，或将几种方法结合使用。更集中于某一具体问题、更直接和有更明确的时间规定（也许只有12次预约）的心理分析方法常被称为短期动力治疗。
显然弗洛伊德自己的分析方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麦克·杰克布斯在他l992年的《西格蒙得·弗洛伊德》一书中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名声是漫长的治疗，按小时的治疗每周进行几次，一直持续几年，但弗洛伊德自己提供了短期和长期治疗的例子”，杰克布斯举例说弗洛伊德的分析有的只有一次见面，而有的则是每周六次且持续了四年半时间，有些病例时间甚至更长。尽管有这些不同，弗洛伊德总的来说建议精神分析需要长时间的治疗，经典的分析有着这一特点。
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评述
在理解精神分析时仍然有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
布鲁诺·白脱海姆，（布鲁诺·白脱海姆，《弗洛伊德和人的灵魂》（NewYork：Knopf，1982。）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翻译对某些基本的概念有所歪曲，使人们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错误的印象。他举了很多由翻译人员所错误表现的弗洛伊德思想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例如，在弗洛伊德运用德语单词Ich的地方，译者们运用了相等的拉丁词汇自我（ego）而没有用更准确、简单和个性的我（I）。白脱海姆认为自我以及其他词汇的翻译，如本我、超我、依附，使精神分析显得是一种冷淡的、技术性的、无人性而且很深奥的理论。这些词汇没有引起他认为对于正确理解弗洛伊德心理学非常重要的个人和情感联系。
根据白脱海姆的观点，“精神分析”一词本身也被误解了。他认为弗洛伊德本来是强调调查个体自己的灵魂（心理），即个体最深层的人类情感，以通过自我发现一个更充实和丰富的人生。在英文的翻译中，重点总是放在这一词汇的后半部分（分析），表达了一种过分科学和无人性的意义，并出现了他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行为需要分析的含义。根据白脱海姆的观点，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非常人性化的。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鼓励个体认识到自己无意识的动机来为一个有更满意的工作和爱的生活铺平道路，他试图唤起我们共同的人性，而并不想过分理论化或成为正式的科学。
很难确定白脱海姆的观点是否过分。我们这些通过英文翻译阅读弗洛伊德著作的人真的误解了他的思想吗？它是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个性、简单和人情化吗？白脱海姆不是第一位指出弗洛伊德著作翻译中可能存在问题的人，看来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我们对精神分析每个方面的了解都与弗洛伊德的本意一致。即使使用自己的语言也很难表达准确的意义，因而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
在谈到了解心理分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时，杰弗瑞·梅森——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档案馆的前馆长，引起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杰弗瑞．M．梅森，《对真理的攻击：弗洛伊德对引诱理论的压制》（New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4）。较短的评述见梅森的论文《弗洛伊德和引诱理论》，《大西洋月刊》，1984年2月，P。33…60）。（他对弗洛伊德的描述远不如白脱海姆美好。梅森认为，弗洛伊德由于复杂的个人原因没有坚持他最初的观点，即他的病人通常是童年性虐待的受害者。代替这一观点的理论是对这类事件的记忆与婴儿期性幻想和俄狄普斯情结有关。换句话说，梅森责备弗洛伊德无道理地将神经症的原因从外部的创伤转到内部冲突上。
在1896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认为他的病人（主要是女性病人）遭受了实际的童年创伤，如乱伦和强奸的影响的观点。这一观点被称为“引诱理论”。在后来几年中，弗洛伊德对这一观点产生动摇，后来的理论认为这类体验通常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幻想。梅森认为弗洛伊德没有放弃引诱理论的合理理由，看起来他是缺乏勇气来坚持“是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虐待造成儿童严重的神经症”这一不受欢迎和让人讨厌的观点。
弗洛伊德为自己观点的改变所给出的理由，是他越来越怀疑会有如此之多的虐待儿童的行为。还有他认为病人不能清楚地区别来自于无意识的事实和幻想（因此无法准确地报告童年早期的事件）。然而，梅森认为引起弗洛伊德观点转变更可能的理由是个人的，包括对来自同事的决裂的反应、不愿继续探索父亲（可能还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会对孩子施加性虐待（主要是对女儿），以及为了保护一位密切的朋友——威尔海姆·弗利斯医生。
在弗洛伊德的建议下，弗利斯给弗洛伊德的一位女病人做了一次鼻部手术。手术后病人的鼻子严重出血。弗洛伊德提出出血的原因是由于病人希望被人照顾的愿望，而不是手术的原因，而减轻了对弗利斯的责备（严重出血怎样会由愿望引起没有得到解释）。梅森认为这次对外部原因的不重视（手术错误），而代之以内部原因（病人希望得到关心），是弗洛伊德在抛弃引诱理论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这一理论的重点是外部原因）。
弗洛伊德抛弃引诱理论的后果是什么？梅森认为将神经症的原因从外部创伤事件转移到内部的幻想（特别是认为在俄狄普斯阶段应该出现的性和侵犯幻想）对病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儿童受到的性虐待比通常承认的频率要高得多，而这种虐待常常受到分析师的忽视，他们让病人相信对这类事件的记忆是幻想。于是整个分析过程被扭曲了。如果病人要得到“痊愈”，就要接受内心幻想、冲动和冲突是神经症的原因，必须否认童年受虐待的可能性。这很可能会引起内疚、不安、依赖和缺乏足够的自我感的继续。
事实是怎样的呢？弗洛伊德是因为个人的而不是客观的原因抛弃了引诱理论吗？更严重的是，进行心理分析的病人是不是真实性虐待的受害者，却受到了不恰当的治疗？梅森的观点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是对文件解释的结果（包括以前未见过的弗洛伊德给他的密切的朋友威尔海姆·弗利斯的信），别人对这些文件的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确定无疑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动机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猜测。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知道童年性虐待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梅森所说那样普遍，虽然最近也有作者同意他的估计。
在心理分析领域中对梅森和他的观点有着很大的敌意。可以理解那些早就接受了弗洛伊德修改过的强调童年性幻想的观点的人难以接受这一观点。但我认为，梅森的观点应该得到认真的考虑，特别是对于分析治疗师，他们很可能忽视病人受着确实性虐待影响的可能性（应该公正地指出，即使在弗洛伊德修改了引诱理论之后，他也没有否认对儿童的真实性虐待有时确实发生）。
白脱海姆和梅森是注解弗洛伊德著作的众多学者中的两位。这些学者中有坚定的支持者和严厉的批评者。只要看看他的著作的广度和多样性，就不会奇怪有不同意见存在。无疑，随着更多研究的完成，争论还会继续。（生动说明对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存在不同意见的一篇文章《重新考察弗洛伊德》，刊登在《今日心理学》，1989年9月，P。48—52。心理学和其他领域中的著名人物给出了他们从非常积极到非常消极的评论。）
在谈完弗洛伊德的翻译者的话题之后，让我们简略介绍一下当前心理分析中的一些情况。现代心理分析师是一个混合的群体。除了正统坚持弗洛伊德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信仰者外，还有持与他的观点很不同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治疗步骤的人。有些不同观点来自于对主要问题的看法，如在考虑确定个性发展的因素时，对文化及对本能力量考虑的程度，另一些不同点来自于对相对较小问题的看法，如分析师应该面对病人而坐，还是按照弗洛伊德的样子坐在躺在靠椅上的病人后面。
精神分析在美国有最多的追随者。他们主要出现于城市，如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矾。精神分析在这个国家的兴起是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时有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移民到了这里。
对精神分析师的训练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弗洛伊德本人建议（尽管他有医学学位）在做基本训练以前医学训练是不必要的，基本训练包括大量学习有关文献和分析技术，高强度的个人分析，在谨慎的指导下治疗病人。然而，在美国与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相联系的著名大学中有一个坚定的传统，即医学学位是训练精神分析师的必要条件。因此，希望受到精神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只能在非医科大学中学习，得不到受医生统治的精神分析领域的完全接受和承认。这一点现在正在改变。1985年对一起反垄断诉讼案在法庭外的解决包括了一项美国心理分析协会的决定，允许更多的心理学家进入它的领域；而且，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同意接收受过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为会员，并接受非医学精神分析机构。（见《精神分析障碍倒塌》一文，《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9年l1月，P。16。《追踪》是美国心理学协会每月一期的报纸。）“外行分析师”（即无医学学位的分析师）因而在试图取得与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医生平等的努力中获得了进展。
自从弗洛伊德去世后，出现了各种试图改变心理分析理论的努力，有些改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主要的改变一是一些分析师对自动自我功能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重视可以从“自我心理学”这一词汇反映出来。这一发展的主要倡导者是海因兹·哈特曼。（他的著作之一是《自我心理学论文》（NewYork：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Press，1964）。）弗洛伊德把自我看作基本上是为本我的需求服务的（虽然自我可以得到一些控制），而哈特曼和他的同事则赋予自我更大的自主性。事实上，他们认为自我以及本我来自基本的人类遗传。根据他们的观点，自我有着自身的发展历程，并由中性能量操作，因而会对与性或侵犯驱力不一定有关的物体和活动发生兴趣（虽然弗洛伊德有时似乎认为这种兴趣是可能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不同的：物体和活动之所以能引起个体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性和侵犯这些基本个性成分有关）。
如果弗洛伊德活得更长些，也许他会转向强调自主自我功能的方向。在1937年（在一篇题为《可结束和不可结束的分析》的文章中）他提出自我的发展和特点可能是由在它出现之前就存在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这意味着自我比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普遍认为与本我的关系更具独立性。虽然弗洛伊德本人没有时间进一步探索这一想法，哈特曼和其他人推进了关于自我的自主性的假设。
对自主的独立性的日益注重，部分的来源可能是心理分析师治疗的病人产生的变化。世界已经与20世纪初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先驱从临床经验中创建理论时不一样了。在当代，病人的问题更多地来源于日益复杂的社会（模糊的焦虑、不安全感和不满意感），他们寻求从工作、家庭和社会角色中寻求意义和价值的方式。由于自我是个性中必须以某种理智做决定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的那部分，因此对它给以更多的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也许对于现代的病人注重有意识的思维过程和应对机制是重要的，他们可能较少受到无意识的内疚和压抑的性的磨难，而更多地遭受需要自我处理的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的飘浮不定这类存在的问题。
给当代精神分析带来强烈社会色彩的很有影响的人，同时也是强调自我功能的人，是埃里克·埃里克森。他在维也纳受过训练，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也是精神分析师）共同工作过，1933年来到美国，在美国担任了各种学术和研究职位，并进行了精神分析的实践工作。他最重要的著作一般被认为是《童年和社会》，1950年初次发表。
埃里克森提出了八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从社会角度上扩展和解释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阶段。弗洛伊德关心的主要是基于如何处理性需要的出现的个性发展，他的最后一个阶段（女性生殖器阶段）没有详细描述成年的阶段。埃里克森的重点是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发生的社会影响，他的后三个阶段涵盖了成人从年轻到老年的时光。他指出了在人的一生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经历，以及与之相伴的期望和要求。
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人的自我有能力创造性地处理这些经验，并产生像能力，目的感受的能力以及年老时的智慧这些积极的后果。他还相信一个阶段的失败不一定造成一生的失败；个体，有时在心理分析师的帮助下，通常是能够恢复的。埃里克森认为自我有很多潜在的力量，他更注重个性的这一部分及其有意识的功能，而不是心灵无理智、无意识的方面。
坚持自我心理学、并认为一生中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分析师对后来的发展阶段所给予的注意同早期阶段一样多。例如，这些自我分析师的工作对象可能是正在体验认同危机的青少年、在密切关系上出问题的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上感到停滞不前的中年人和面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