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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音乐与建筑有什么共通性？我想可能是形式、结构，或是其他的。
贝： 建筑和音乐都是由思维而来，都需要结构来构成形体，这也是构思的具体显现。另外还有时间的因素，时间是空间构成的顺序。音乐和建筑同时涉及了形体、结构、颜色和空间。
波： 您一向都知道如何设计一座完美的建筑，让人们能在其中好好地听一场贝多芬的音乐会。例如您在达拉斯梅尔森音乐厅（Monton H． Meyerson Symphony Center； Dallas）的设计就证明了这一点，您是如何研究准备才设计出了这座出色的音乐厅？我每次到这个音乐厅都有身处于私宅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个特点很能吸引人去听一场既完美又亲切的音乐会。
贝：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设计音乐厅，我要是对那个工程与您有相同感受就好了。设计这个工程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当时告诉评委，我热爱音乐，但知识有限，我只是想让他们了解我对音乐的钟爱。我原就很想设计音乐厅，终于也得偿夙愿，但这座音乐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想再设计一座，我知道我现在可以设计出更好的音乐厅。从设计梅尔森音乐厅当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设计梅尔森音乐厅之前，我就经常出入欧洲的大型音乐厅，如果梅尔森音乐厅有成功之处，也应归功于我从那些音乐厅中所学到的。事实上，如果我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或阿姆斯特丹音乐厅，根本不敢想像自己可以设计音乐厅。音乐的情感面与它所处国家的文化传统、地点和时间密切相关。这对我来说仍是个新领域，而且可能永远都是。音乐的科学面，也就是音乐的物力，对我来说比较容易理解，音乐的声学方面，我可以学，虽说我不是声学专家，但我能理解。我母亲就是中国音乐家，只不过西方音乐比中国音乐更能感动我。西方音乐的丰富性是我无法从中国音乐中体会到的，但我的许多中国朋友不同意这一点，他们总说：“你对中国音乐了解不深，不该做这种比较”。可能真是如此。打从我听到贝多芬交响乐那一刻起，我的情感世界就彻底被震撼了。
波： 我知道您的梦想之一是在北京设计一座音乐厅。它是否会与达拉斯、纽约或柏林的音乐厅不同？
贝： 是的。北京确实要盖一座音乐厅，但这是个难题。因为中国的音乐厅需要满足音乐之外的许多功能，结果就减低了音乐的功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中国的音乐厅不能只适合演奏西方音乐，但一个音乐厅又怎么能满足不同的各种需求？我听说北京想建一座纯音乐厅，我也希望是如此。听说他们已经开始筹备建筑比图竞赛了。
波： 专为亚洲音乐比如说中国音乐设计的音乐厅，设计概念上是否应该完全不同？
贝： 当然。首先，西方交响乐早先在中国并不存在。对我来说，运用少量的乐器是演奏中国音乐的最好方式，但少量的乐器在大厅中演奏并不成功，因为音量不够。要设计一座供中国音乐和西方交响乐合用的音乐厅，还真是个难题。我可以告诉您我想做的： 我想设计一座中国戏剧院。中国的戏剧与西方的歌剧相去甚远，我是在中国戏剧声中长大的，对它也理解。中国戏剧院不像西方歌剧院那样有复杂的机关，一点儿都没有，而且很简单。我很喜爱这种形式的戏剧，特别是昆曲。
波： 中国戏剧可能更重在演员的表演，而非场景的变化。
贝： 正是如此——中国戏剧中演员脸部表情变化和手脚动作都很重要，我想中国戏剧并不适合三千位听众那么大的表演场。中国的戏剧更像日本的舞台剧，可能处于歌舞伎和能剧（Noh）之间。
波： 再回到西方音乐上，您设计第一座音乐厅达拉斯梅尔森音乐厅时主要想表现什么？对我来说，这个设计是将音乐转化成了建筑，并通过圆形和弧形来体现。
贝： 那只是建筑的外部，是人们抵达或中场休息的地方。这个音乐厅的设计是很保守的，而其之所以保守的理由我现在已无法接受了。如果今天让我再设计一座音乐厅，我一定不会那么拘谨，我认为那个音乐厅并不完全代表我所希望做到的。那是我第一次设计音乐厅，当时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深受那些西方著名的音乐厅所影响，但那些音乐厅多半建于18、19世纪。当时我也想到，音乐厅里必然会演奏大量莫札特、舒伯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音乐，所以整个音乐厅的环境——我指的是音乐厅本身，而不是外部空间——应该适合于那种音乐，我那时并不想为18、19世纪的音乐设计20世纪的环境。我想当时我不够自信，音乐厅的建筑设计也显示如此。如果我有机会再做一次，做法一定不同。后来我还去了柏林交响乐厅，为的是对自己证明确有新的做法存在。柏林交响乐厅里的乐队大致位在中间，大厅是环形的，这种处理方法我认为还不错。但我有点担心大厅的声音效果，与维也纳音乐厅（Musikverein）相比柏林音乐厅的效果略逊一筹。如果卡拉杨（Herbert von Karajan）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不同意我这个看法，但我就是觉得维也纳音乐厅的声音效果更出色。我也去过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从声学角度来看，它也同样出色。
波： 您在达拉斯采用的圆形是否来自音乐？我觉得它不仅发自音乐，更有巴洛克的神韵。
贝： 您现在谈的是外壳。当时出于音乐厅总监、董事会和声学专家的要求，建筑形体一开始就说定是一个方盒子。当我开始设计时，声学专家已被选定，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厅当数维也纳和波士顿，而这两个音乐厅都是双正方体的鞋盒式外形。所以形体已成定局，我如果早些加入的话，很可能会质疑这个建筑形体，但我当时只能接受。接下去的问题是除了音乐厅周围和内部之外，其他的我能做些什么？就内部来说，我的设计真是太保守了，当时主要是因为那里演奏的音乐性质偏重古典，我的设计风格也就倾向18、19世纪。但也因此，我认为大厅外部有必要放开些，我在鞋盒外再包覆一个形体，弧形由此而形成——就像您说的巴洛克风格。弧形确实为这个空间带来几分动感。
波： 您画得不多，不是那种工程中什么都要画的建筑师。您只是画个大致概念——大多是潦草几笔。
贝： 刚开始搞这一行时，我画得很多，但我很快发觉，我的头脑要比我的手画得更快。我最早接受的巴黎学院派传统建筑训练就以画图为主，许多杰出的设计想法来自绘画，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太慢了。我往往因此就放弃了某个想法，但并不是完全地放弃，我仍然画图，我把我的创意画给与我一起工作的伙伴看。我画的是构思的草图，不是我愉悦自己的图画，也不是要镶入镜框的画作。
波： 这样您在设计上就能很自由地随心所欲，一直到工作的最后一刻。这样的自由让您能不断地修改，一直持续到最后，我知道您喜欢这样的自由。
贝： 除了修改之外，也还有删除的自由。我认为在头脑中发展构想更有效率，如果要想脱离图画，就一定要锻炼脑子。由于电脑化之前的社会训练，一个人想要说：“我不需要画图，我可以就在我头脑中作画，并大致看到未来的建筑是怎么样”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这本身也需要训练。这种训练并不容易，我是在环境中得到了这种训练，我觉得这种做法很有效。晚间我通常不用灯光便能在脑中作画，然后我在白天再次检验那些构想。我发现自己很能在头脑中建立空间，但是这没办法给人看，我也不能录下来或列印出来。我的脑子可以有很多种想法，却不能列印出来，所以到了白天我并不能显示我已经想了些什么。但有了电脑后，它不仅帮助人们加速思考，并能进一步列印，我想这是很大的进步。
波： 只借着思考和想像，您就能构建立体空间。您在脑海中神游空间，虽然透过电脑也能做这些，但却费力得多。
贝： 我听音乐或睡觉时是无法带着电脑的，但这通常是我思考得最多的时候。
贝聿铭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代
卢浮宫的挑战（一）
波： 您受邀设计“大卢浮宫”后，首次来巴黎时，对卢浮宫感想如何？据我所知，您接受这个设计专案之前就私下探访了卢浮宫三次。
贝： 是的，那是在1983年间。我接受这个设计案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卢浮宫。当然，之前我去巴黎时对卢浮宫的整体已有所了解，但我那时想知道的是有没有我可以进一步做的。如果我觉得不能再有所贡献，我会回绝这一专案。经过三次探访之后，我觉得确实还可作为，而且非作不可。当时卢浮宫的局限性不难察觉： 卢浮宫最早建于12世纪，起初是一座城堡，后则用作宫殿。我们当时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将宫殿改建成现代化的博物馆。卢浮宫内的展览空间规模庞大，但缺乏基础设施的空间，譬如机械设备、艺术品储存、饭店、咖啡厅和商店等。再三分析之后，我意识到这里确实有很多事可做，所以我告诉自己：“我想尝试一下”。
波： 卢浮宫案的设计，最佳之处并不一定是金字塔，更重要的是中庭空间的变化。我仍然记得您设计改建前的黎榭里殿（Richelieu Wing）中庭，如今中庭内展示着雕塑，玻璃天顶的采光，让作品更显得美丽。
贝： 那是后来的事了。1989年之前，卢浮宫博物馆位在赛纳河的一边，主要入口开在丹侬（Denon）广场。所以那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开始解决黎榭里殿的问题。当时的黎榭里殿属于财经部。1986年社会党大选失败，财经部长原不想搬迁，但密特朗总统保证财经部会搬入贝赛（Bercy）的新财经部大楼。黎榭里殿的改变对于如今大卢浮宫的成功至为重要，玛利庭（Cour Marly）曾是部长的正式入口，停满了车辆。从博物馆的设计角度来说实在是个浪费。
1984年在阿卡恩（Arcachon）会晤商讨改建时，我就建议为玛利庭和相邻的另一个为财务部所用的庭院加上屋顶，在这些庭院之上加上玻璃天顶，功夫不大却能增加许多适于雕塑品的展览空间。您如今看到的玛利宫（Chevaux de Marly）过去位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内，但两者显然迟早得分开，法方希望把玛利宫搬入室内，所以卢浮宫塑像保管局很支持建造两个用玻璃天顶相盖的天庭。这一切都归功于艾米利·比亚斯尼（Emile Biasini）那年冬天在海边城市召开的会议。
大卢浮宫，外观和内景。（Paul Stevenson Oles绘图）
波： 从建筑物在城市中的地位来看，卢浮宫在巴黎的地位目前如何？
贝： 1983年时，卢浮宫城曾经是一道屏障。那时，杂草丛生的拿破仑庭在晚上不太安全，我们因此建议将此处转化成一个吸引人潮的景点。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将卢浮宫打开的另一个创举是黎榭里殿。李凯利尔宫和黎榭里殿的通道曾经被财经部占用不对公众开放。通道开放以后，卢浮宫变得更安全，它已成为连接赛纳河左右两岸的桥梁。
波： 现在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对您来说它的意义如何？就您个人而言，卢浮宫在您的一生中地位如何？
大卢浮宫，剖面。
贝： 您可能以为卢浮宫之后，我很难找到比它更有趣味的事了，但其实不然。卢浮宫的设计案是一生中难得再有的挑战，从头到尾，卢浮宫的设计共花了13年的时间，我是不想再设计一座卢浮宫了。这个设计案一开始就很坎坷，抨击没有停过，我猜想百分之九十的巴黎人起初是反对这个工程的。这并不奇怪，卢浮宫是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人们自然希望它保持原样。在我们公开展示金字塔设计之后的1984到1985年之间，争论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也在巴黎街头遭到不少白眼。不过，如今回首往事，一切都变得愉快了，因为他们现在已对我另眼相看，这表明人们已经接受了卢浮宫。我为此感到很高兴。
波： 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往往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习惯某一建筑？为什么除了一些偏激人士外，卢浮宫开始是众人反对，而现在却是人见人爱？
贝： 建筑中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人们往往很快地就能理解建筑，这与爱因斯坦（Einstein）的相对论相反。如果有人重复地向我解释相对论，我可能始终还是不理解，而建筑完成之后却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幸得以使用该建筑的话，人们可能会感慨道：“啊，确实很好，我明白了”。所以建筑完成后要人接受就不太难了。难就难在把它建造起来。就大卢浮宫案而言，当初有些人的支持实在是太重要了，密特朗总统的支持当然至关重要，艾米利·比亚斯尼在政界的周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波： 人们常认为建筑主要是与计算、几何和数学有关。但我认为它更与感情和感觉相关，您是否同意？
贝： 是啊，谈到空间和量体时，人们多半会将它看成几何形体。但通过光线的变化和人在空间中活动，人们的情绪反应更为强烈了，这两者都是建筑的要素，并不只是空间和量体。
波： 您当初如何解决供交通、储藏和其他技术要求等空间不足的问题？那是否很复杂？最后的解决方案如何？
贝： 12世纪时卢浮宫曾是一座城堡，主要供护城士兵居住并存放粮食和弹药。多少年来，建筑不断地被扩建，并一度成为皇家宫殿，之后，有多位国王把他们的艺术品陈列于此，直到拿破仑时代，卢浮宫才真正成了公共博物馆。现代的卢浮宫虽说是一座博物馆，但其硬体根本无法满足功能的需要。我1983年首次参与的时候，就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虽说要在原有的建筑内寻找这样的空间也不是不可能，但我并不想毁掉卢浮宫内许多美丽的房间。
波：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储藏室和通道置于地下。一定得往下挖。
贝： 对，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挖卡里庭（Cour Carree）和拿破仑庭（Cour Napoleon）。但在开挖之前必须知道地下到底有什么。卡里庭位于旧时的城堡之处，是卢浮宫中最古老的一块，所以唯一的办法便是往下挖并加以保护。
但拿破仑庭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机会，我们找到了旧的考古绘图，当时的考古顾问对这些资料的准确性确信无疑，开挖后也证明他们是对的，幸好拿破仑庭地下没有什么有历史价值东西。挖掘这两个中庭耗时一年之久，并让我们确定可以按原先设计的去做，否则的话，整个工程很可能就此停止。
大卢浮宫，内部空间。（Paul Stevenson Oles绘图）
波： 我想，挖掘的提议一定很快就得到了有关部门批准，您也才能向请您设计此一工程的密特朗总统报告。
贝： 1984年，我告诉密特朗总统：“为了给博物馆提供相应的交通硬体，还有一项工作得做： 将拿破仑庭下挖到塞纳河的水面高度，并向下建两层地下结构用来安置像卢浮宫这样的大型博物馆所需要的硬体设备”。他用法文回答说：“没问题”，我估计他当时一定与其他顾问先商量过。他的这句“没问题”，我现在想来仍感到惊喜。我认为如果拿破仑庭不挖的话就没法找到解决办法，大卢浮宫博物馆就不会有今天。
贝聿铭手绘之大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草图。
波： 如果什么改变都不做，卢浮宫身为一座普通的博物馆大概就要关门大吉了，而塞纳河的两岸也仍然被一道屏障隔离。卢浮宫巨大又昏暗的大房子一定会吓跑不少人，一点儿吸引力都没有。这座博物馆需要的不仅是储藏室和硬体系统，还需要一个能引人入内的入口。还有，金字塔的设计当初是怎么来的？一向以来，您被指责使用了古埃及的死亡象征。但金字塔其实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文化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它对您而言是否有任何象征意义，或只是经过分析后选择了这样的设计？
贝： 玻璃金字塔是卢浮宫正式入口的标志。它恰好座落在三个中庭间的重心点，很多人，包括迈克·盖（Michel Guy）在内，都希望多设几扇门将卢浮宫分成几个博物馆，但我认为那样会给游客带来很大困扰。像卢浮宫这样的大型多功能博物馆必须为游客提供一主要出入口。那些有明确兴趣的艺术专家，大可事先选定进馆路线以避开不断增加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