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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从1942年初起，鲁中地区各级党委相继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不久又设立敌工部，基层设敌工站，抽调得力干部，开展敌工工作。武工队活动也很活跃。山纵一旅、四旅，各军分区，公安局都纷纷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及日伪军，振奋群众的抗战情绪。我作为敌工战线的一名领导干部，按照敌工工作的要求，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采取特殊的工作和活动方法，周旋于敌人内部的各个派别之间，坚决打击罪大恶极的敌人，同时分化瓦解敌人，努力化敌为友，物色可靠人员，建立情报站。首先在新泰大峪、祝福庄、平岭、北鲍和东都建立地下情报站，接着又在泰安、济南、莱芜、蒙阴等地建立情报站20余个。仅大峪情报站1940年至1944年就传送各类信件、情报800余次，护送干部20多名，未出过一次差错。1942年一个隆冬夜，情报员李美先同志护送杨勇同志（后来成为我军上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根据地。
在我影响和带动下，老家东都许多同志投身抗日和锄奸斗争。有在蒙阴岱崮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班长王英进，有新婚不久就毅然参军参战的王安东、王步安，还有王开祥、王孝三、王春平、王步和、王步伦、王传录、王传春、王朝、王永三等革命烈士，还有王澄、王正祥、王生根、王安元、王安振，他们都是我的宗亲。我五哥王春风是一位充满民族正义感的朴实农民。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村里的“两面保长”，明里为日本人服务，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搜集传递情报、掩护革命同志。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教育动员具有爱国思想的各个阶层的人员，同情、支持以至参加抗战和革命，是我们军队始终十分重视的工作，也是我们敌工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沂蒙山区有个李家楼村，村民多系宋代抗金名将李通的后裔。村里有个商人叫李瑞凤，系李通25代嫡孙，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到这一带活动时，发现李瑞凤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就设法引导他参加抗日。我住在他家里，抽空就给他讲抗日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用他的一世祖李通在岳飞帐前英勇抗金的事迹激励他。李瑞凤逐步认识到：国破必然带来家亡，如不抗日，现有的家业也保不住。思想觉悟后，他不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抗日宣传，还把自己的家当成八路军敌工部的秘密联络点，安排“交通员”食宿，为我军行动提供各种便利。我自从1941年冬反“扫荡”时带领旅部机关干部和家属在日寇包围圈中顺利突围后，部队每次遇到反“扫荡”，我所在的旅和军区领导干部，都把家属托付给我，还有宣传大队、民运工作大队的一些女同志都由我负责安全转移。由于敌人“扫荡”时，敌占区成为灯下黑，我多次带着这些人员辗转在日伪眼皮底下，有时就住在李瑞凤家里，从来没有出过事。那时我军的给养非常困难，有时全靠驻地的老百姓募集。看到这种情况，李瑞凤把自己家中的多余粮食捐给部队，一次就运了十多车。有次他看到我写材料没有笔，就给我买了一支崭新的钢笔。解放后，李瑞凤担任村干部。1983年，他从山东来杭州看我，我俩促膝长谈，倍感亲切。
1941年，敌工科的正式干部有50多人，罗国范、张世祥、秦元庆、于晓亭当时都是营级干部。还有刘丁浦、马法尊、李庆亭、侯殿胜、宋道顺、黄志平、辛光、曲守林、牛福地等，都是敌工战线骨干力量。
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的王安元、王安振兄弟俩出生在东都，是我的孙辈，因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到东北，他俩在东北长大，在洋行做小工，学会讲日语，从小饱尝日寇侵占下的苦难生活。经我动员，1940年回到东都，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日军反战同盟是我部用日本人来做日军反战宣传的工作机构，属敌工部直接领导。他兄弟俩利用有利条件，为我搜集提供大量有关日军的情报。鲁中军区所属部队几次和日军作战，他兄弟俩都在前线担任宣传和翻译工作，并积极做好日军俘虏的教育转化工作。当时敌工部反战同盟有日本、朝鲜人40多名，这些人被俘后，经我们教育，思想转变很大，都能积极参加反战同盟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由于忙于战事，工作调动频繁，与安元、安振兄弟俩失去联系。据说安元曾到济南找过我，那时我已不在济南，在西线兵团参加豫东战役。他为人耿直，脾气暴躁，仇视日伪汉奸，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时常和伪职人员顶撞吵架，坐过国民党的牢。后来参加东北解放，一直在东北地方工作。安振随军南下到浙江杭州交际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兄弟俩历史复杂，还能讲日语，被造反派怀疑是“国际间谍”，长期关押，拷打逼供，受尽折磨。因为唯一知道他们全部历史的我也早已关押在北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前，才复职自由。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兄弟俩才得以落实政策。
当年许多参加敌工工作的人员，是我和其他敌工干部直接物色，单线联系，建立情报点的。这些人员当时没有名分，没有任何报酬，是自己出钱出粮，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由于战争年代部队调动、人事变化十分频繁，和这些敌工人员很容易失去联系。这些敌工人员好多当时都是“两面人员”，明里为日伪汉奸服务，暗中为我收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那时也没有什么档案和文字记载，尤其敌工工作，什么事情都在个人脑子里。这些同志，不管他们后来从事什么工作，过去的特殊经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肯定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我心中怀着深深的不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我记得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过的一个朝鲜人，叫金明，抗战胜利后回朝鲜。还有一个朝鲜人叫崔春生，通汉语、日语，主要跟我做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也回朝鲜。有个日本人，叫小林，回国后一直热心于民间中日友好活动。1983年我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他随访问团来中国，到杭州时，我在刘庄国宾馆宴请他一行。40多年前结下的友谊，今天仍能继续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些有益的工作，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由于年事太远，在当时我领导下的敌工战线工作过的很多同志，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无论我记得的，还有记不得的，如今健在的，还是过去牺牲的，或者后来去世的，在战争年代生死考验中结下的革命情谊，是永远不会淡忘的，我至今一直在深深地怀念他们。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1945年初，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山东八路军和日伪之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夺战。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我鲁中区八路军在全国未反攻以前就攻占了蒙阴、沂水、莒州、泗水……，特别是在解放蒙阴城的战斗中，敌工工作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蒙阴城位于鲁中西南部，是日伪“扫荡”、“蚕食”我根据地的桥头堡，驻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唐云山部12个中队一千数百人。蒙阴城成为日寇对沂蒙山区人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重要据点。蒙阴城系古城，城高墙厚，加上日寇多年经营，易守难攻。为此，军区党委决定，利用内线，里应外合，攻克蒙阴城，拔掉日伪多年安插在我沂蒙山区的顽固据点。
在攻克蒙阴城之前，鲁中军区各部队在袭击蒙阴地区各敌伪据点时，按照军区党委指示，敌工工作在建立内线、搜集情报、瓦解敌军、配合主力部队行动中，作出了很大努力。敌工干部张世祥、秦元庆当时都是营级干部。秦元庆同志祖辈在当地人缘很好，和当时敌伪中的一些人有亲戚关系。在秦元庆的积极工作和影响下，他的不少亲戚都为革命做过很多工作。我就利用秦元庆的这些关系把张世祥安插到敌伪蒙阴“新四团”（蒙阴四区自卫团）的一个连队，后来张世祥控制了这个连，还把两个排长发展为中共党员。他通过各种关系，了解到当时驻桃墟沟的敌伪二团（王立庆团）人数最多，势力最强，便将情况报告军区，决定集中力量先歼灭二团。
当时在敌伪二团任蒙阴城中队长的仇士经，已被我发展为地下党员。他及时向我提供敌伪二团的兵力部署情况。王立庆一举一动在我掌握之中。战斗一打响，在仇士经的配合下，敌伪二团很快被歼灭了。解放后，仇士经在地方当干部。1985年当地一个干部给我写信，说仇士经去世，要我给他写墓碑。我当即写了“仇士经同志之墓”的碑文寄去。据说，立碑时盘车沟不少老百姓都去了。
敌伪主力部队二团被歼灭后，我立即安排了对敌伪一团的瓦解工作。张世祥多次到该团团长曹鹤云家中做工作，在时机成熟的一天，他对曹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王芳派来的。”接着对曹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不能伤害我方工作人员；二、教育队伍不要欺压老百姓；三、不能进行武装骚扰，损害我抗日军民利益。
曹鹤云与我此前虽无见面，但互相早已熟知。他一听张世祥是我派去的，立即表示：“按王芳部长的要求执行。”敌伪二团消灭后，对他震动很大。经我内线反复教育，思想渐渐向我靠拢。
过了两个月，一旅二团的几个侦察员到蒙阴城周围地区侦察时，毫无阻挡，非常顺利。这几个侦察员又到仙人洞山上侦察，山上有曹鹤云部队的两个排驻守，曹下令：“对八路军侦察不要消耗子弹。”伪兵立即撤退跑掉了。我侦察员上山后，把可用的东西收起来带走，最后放火烧了敌人的防守设施。蒙阴城里的日本鬼子得知此事暴跳如雷，马上把曹鹤云抓了起来，并上他家封门清户，连门框上、灶洞里都搜查了一遍，但什么“通匪”的证据也没有找到。敌人只好把曹鹤云关押在炮楼底下，由一只大狼狗看守。最后，日本鬼子见也审不出什么东西，就把曹调到泰安保安大队当了大队长。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军攻打泰安城时，曹鹤云对部下大声高喊：“我和敌工部王芳有联系，弟兄们放下武器，向八路军缴枪投降！”从此，曹鹤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奋勇攻城，英勇牺牲，令人惋惜。
攻占蒙阴城的战斗是3月8日正式打响的。鲁中军区集中主力一团、四团、九团、十一团及军区、第二军分区特务营参加作战。司令员王建安亲临前线指挥，并调新泰县敌工部长曹礼琴、弗县敌工部长刘西密参加研究作战计划。由敌工部直接领导的蒙阴敌工连调南官社驻守，准备对付蒙阴城守敌最坚固的西关炮楼。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即使正规部队，每个连也只有三挺轻机枪。驻守蒙阴城的伪军是原公万东部下，我曾通过关系把我军一部分同志安排到里面并深深扎下了根，在解放蒙阴城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守敌连长宋学兰的传令兵乔贞言是我敌工部内线，在1942年由我派出安插在该团当传令兵（日伪在蒙阴城内共设六个炮楼，通过我敌工工作，这六个炮楼均安插了八路军的内线）。
1945年3月8日下午，乔贞言接到我鲁中军区敌工部攻城记号为白毛巾、口令为“胜利”的指示后，立即把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乔贞贵、乔贞顺找来，掏出200块现大洋说：“你去要一些肉和菜，还有大烟泡，今晚请大家喝酒。”并告诉各班：“今晚没事，每班发30块大洋，赌、喝、抽大烟，个人随便。”班长们个个手里掂着大洋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乔贞言把大小头目安顿好后，才把两个兄弟拽到一边悄悄地说：“今晚9点攻打蒙阴城，军区交给咱的任务是设法迫使宋学兰起义投降。现在离攻城时间还有1小时，我用喝酒稳住伪军头目，你俩快去把全连的枪栓搞掉！”话音一落，三人分头行动。不到20分钟，乔贞贵、乔贞顺已将全连80多支枪的枪栓用洋面袋子背了回来。
等到桌上的马蹄表快指向9点时，大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乔贞言看到时机已到，一把把宋学兰的匣子枪抄在手里，大喊道：“弟兄们听着，今夜八路军一万人攻城，泰元庆的部队已到了文庙（当时宋连驻地），哪个不投降死路一条！”这时乔贞贵、乔贞顺两兄弟也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堵在门口。伪军们一看大势已去，纷纷说：“一概听你老乔安排，只要给弟兄们留条活路就行。”就这样，宋学兰全连被迫起义。宋的临战起义，对蒙阴城守敌打击很大，为总攻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3月9日攻占蒙阴城，全歼日军12个中队、1200余人，活捉伪县长唐云山，我阻击部队还全歼日寇从新泰派出的增援部队100多人。
蒙阴城的解放，摧毁了敌人历年来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地，使沂蒙与泰南完全连接起来，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大反攻的信心。抗日宣传队编写的《打蒙城小调》在临沂、泰安一带传唱至今，表达了根据地军民对这次战斗胜利的喜悦心情。
打蒙城小调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二曹大闹蒙阴城》，“沂蒙山下整兵马，大军攻打蒙阴城。血战一天加两夜，汉奸鬼子一扫清。众位英雄咱不讲，单说进城的头两名。您要问这两位英雄汉，出在鲁中老一团，一个叫曹风州，一个叫曹世范……”说的是他俩乔装打扮成乡下农民，给城里亲戚送粮，箩筐里藏着100余斤炸药。在我蒙阴城里内线的接应帮助下，闯过数道守敌岗哨和巡逻兵的盘问，进入城内，在深夜炸开了西城城墙，为部队发起总攻创造条件，立了大功。
蒙阴城解放后，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我参战部队。鲁中军区召开了授奖大会，各师、团、营分别召开了祝捷会。乔贞言受到军区表彰，立了一等功。但是敌工干部和参加这次战斗的内线人员，没有受到公开表彰。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干过什么事情，起过什么作用，除了一些领导知道，部队多数同志是不知情的。但他们不会有任何怨言，从参加敌工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懂得，当敌工干部就要做无名英雄。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深入虎穴
深入虎穴
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有个远近闻名的“日本大特务”，名叫林洪洲，20多岁，莱芜人。他深得日军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赏识，日军在山东的四家特务机关争相拉拢聘用他。他可以撒泼狠揍伪军军官；可以顶撞冒犯日军普通军官。他经常活动在济南、泰安和沂蒙一带，当地的老百姓几乎老少皆知。
大家痛恨这个在日本人面前红得发紫的大特务、大汉奸，不少人想寻机杀掉他，根据地泰西公安分局设下圈套要除掉他，但他沉着应对，几次死里逃生。
这个“日本大特务”却是我党忠诚的情报人员。是由我精心策划；亲自指挥，秘密派遣，打入日军驻山东部队最高领导机关，成功地收集了大量日军政治和军事重要情报，为我八路军山东部队顺利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真名叫郭善堂，现名叫罗国范。
当时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斗争异常艰苦和复杂，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用更加狡猾和残忍的手段，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残酷地“扫荡”和“蚕食”。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攻势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坚决粉碎敌人的侵略阴谋。
1941年底的一天，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舜初、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告诉我，军区党委已经批准我们的工作计划，抽一批得力干部和优秀战士组成特工队，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成为我军在这些地区的耳目。特工人员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的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开展秘密活动，惩办汉奸、特务和叛徒，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为部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根据这个计划，我立即开始着手物色人员。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善堂。他原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的队员，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