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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计划，我立即开始着手物色人员。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善堂。他原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的队员，募集队的任务就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大家捐款捐粮，支援八路军抗日救国。开始，募集队的工作主要在根据地进行，后来为了减少当地群众的负担，募集队的活动地区扩大到根据地边沿，直至敌人占领的地区。募集队的工作本来不属于敌工部领导，但由于它的工作特点，我也经常向他们额外分派一些任务，如在敌占区探听搜集敌人的活动情况，暗中携带、散发我军的宣传用品。不少募集队员实际上就是敌工部的编外人员。郭善堂表现机智勇敢，为人忠诚，不怕吃苦，又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任务总是完成得很出色。根据他过去的经历和表现，作为一个特工干部，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我找郭善堂谈话，说明组织的决定和要去完成的任务。他只谦虚了几句，没有提什么要求，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还显得有些兴奋。我知道对一个革命的青年来说，没有比组织对他的信任更让他高兴的了。敌工部的工作不仅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在干部和战士眼里还充满了神秘色彩。毫无疑问，郭善堂是热爱这项工作的。但是，他向我表示有一个担心。当然不是害怕牺牲，对一个打入敌占区的特工人员来说，稍有不慎，牺牲生命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就是过去他在募集队工作时，也经常会碰到敌人，遇到牺牲生命的危险。这些对当时参加革命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郭善堂说了心里话，他最担心的是，以伪装的身份打入敌占区，一下子变成了“汉奸”和“特务”，肯定会造成同志们、乡亲们对他的误解，亲戚朋友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年老在家的父母亲、老实本分的妻子，一下子成为汉奸、特务的家属，他们有何面目对人？人们又会以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家人？郭善堂是个孝子，妻子是个童养媳，感情很好。
郭善堂没有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说，你要去完成这项任务，不仅非常艰苦和危险，而且肯定要受委屈。你的父母和妻子，我们会暗中时常派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尽量不使他们遭受意外的伤害。至于你本人只要能活着回来，就有说清楚的机会，如果牺牲了，军区司令王建安、政委罗舜初、政治部周赤萍、我，还有组织部部长，不大可能同时都牺牲，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可以代表组织给你作证，证明你这一段特殊经历是党组织派你去的。
我物色和派遣的一批特工人员，包括郭善堂，只限于我们5人掌握。而且不上文件，不留文字，这是当时特工工作性质和斗争环境决定的。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工作情况不管有多么复杂，也只能全部记在我的脑子里。战争年代的特工工作纪律和制度是极其严格的，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恶果。特工工作的任何任务和问题，不论是要研究讨论，还是要请示汇报或者传达布置，只能凭脑子记忆，口头表述，不能用文字记录。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习惯。解放以后，在我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年轻干部，问我年纪大了为什么记忆力还这么好，感到有些奇怪。我想，大概与过去年代里的锻炼有关。
郭善堂的担心是正常的。经我这么一说，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你这次去的地方是泰安，因为那里是日伪军活动的中心地带。去后赶紧办好两件事，一是找到联络人，二是要取得合法身份，就是要搞到良民证。”我对他说的联络人，就是过去曾经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工作过的，后来因年迈体弱，被精简回家的马达、何士卿，还有侯希机。侯希机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在泰安日本洋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是靠得住的几个人。我还对郭善堂说：“这次给你25天时间，到时必须回来报告情况，否则就当出师不利，你遇到很大麻烦，可能被敌人逮捕，甚至牺牲了。”并告诉他，下次碰面地点就在我家东都镇，接头人就是我五哥王春风。
当时我五哥的公开身份是东都镇伪保长，开了一家酒店，生意尚好，日本人和伪军也经常去那里吃饭喝酒。他暗中却是我们敌工部的特工干部，利用他公开身份和时常接触日伪人员的有利条件，为我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同时，收购炸药、军用药品，还担负八路军游击队过往人员秘密联络和接待任务。
20多天后的一个深夜，经我五哥的联络，在东都镇不远的吴家楼子，与郭善堂见了面。
我紧紧握住郭善堂的手。他像久别回家的小孩，瘦黑的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他已找到了三个联络人，领到了“良民证”，改名林洪洲，此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天夜里，就在我家和郭善堂一边喝酒，一边小声交谈着。至于这20多天里，他如何穿过几道敌人封锁线，遭到日伪军的多次搜查和盘问；如何在夜间露天挨冻受饿，几乎饿死在躲避敌人的山洞里；如何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联络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我对他说：“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你要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最好是敌人的特务机关，长期隐蔽下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同魔鬼打交道，自己就得装扮成魔鬼，学会在生活中演戏，而且天天演，月月演，不许卸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知道，时时刻刻都有危险。”郭善堂说。
“这危险，不仅来自敌人方面，甚至可能来自咱们自己人。”我说，“你想想，要是你装得不像，露了马脚，马上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你装得很像，必定会引起群众误会，轻则在背后骂你，甚至会对你采取敌对行动。”
“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郭善堂笑道。
“可不是嘛！不过党组织信任你，你一定要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克服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坚持下去，坚持到战争胜利！”我还嘱咐小郭，“你休息几天以后，就回泰安去。以后你就不要回咱们这边来了，有事情要联系，就到东都镇找我哥王春风，我也可以去那里会你。”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取得日军信任
取得日军信任
时间很快过去3个多月。一天夜里，我带着警卫员小张悄悄回到东都，来到东都安庆饭庄。经我哥联络，今晚安排在这里和郭善堂会面。
离东都镇不远的张庄煤矿上虽然驻扎了日军一个中队，镇里设有警察所，还办了“防共指挥团”，队员日夜巡逻放哨，但这都挡不住我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回到东都镇来。我回来时，若遇上巡逻的“防共指挥团”队员，熟悉我的都主动打招呼：“六爷回来啦！”镇上的乡亲大都这样尊称我。不熟悉的也不敢惹我，他们都知道，谁要是死心塌地当汉奸，决不会有好下场。
来到安庆饭庄，未等郭善堂穿衣下床，我就径直走进他住的房间。3个多月不见，郭善堂样子变了不少。他见我打量他留着分头、抹过发油的脑袋，还穿着半新旧的长袍、衣裤，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却望着他会心地笑了。
“王部长，我给你带战利品来了。”小郭神情颇为得意地从床底下搬出一只纸箱来。纸箱上印着一行汉字“大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部山田参谋长”，还有几行日文，“今派特高人员林洪洲前往各地了解情况，希望大日本皇军予以关照，对所携带物资免予检查，如要检查，应事先报告山东部队参谋部批准”。打开纸箱，里面装的是些衬衣、牙膏、牙刷、刮胡刀等日用品，满满装了一箱。
原来，郭善堂回到泰安后，住在侯希机家里，一时找不到工作。侯希机虽在日本浅石洋行工作，但家境并不宽裕，郭善堂就坚持在街头擦皮鞋赚钱补贴家用。不久，经侯希机介绍在日本浅石洋行找到了一份工作，分配给他的业务是负责收购民间的铜钱、铜元等废旧钱币。由于他早出晚归，积极活动，收购钱币成倍增长，一麻袋一麻袋地扛进了洋行的货栈。浅石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也另眼相看，并不止一次地在全体员工会上表扬了他，并让他加入了青年会，那是年轻人搞各种活动的地方。浅石的目的不仅要郭善堂为他多赚钱，还要为他搜集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原来浅石洋行也不是只吃素的。为了尽快取得浅石的信任，通过关系，我给郭善堂几次送去解放区的《经济日报》，浅石如获至宝，夸奖郭善堂有办法。
不久，浅石又把郭善堂引荐给他的上司山田，山田是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经过严格的盘问，郭善堂总算过了关。分配给他的任务也是了解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并要他多交几个八路军的朋友，这样才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纸箱里带回来的东西，就是山田让他交朋友用的。
听了郭善堂的汇报，我十分高兴。看来打入敌人内部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困难。敌人缺少心甘情愿为其效力的中国人，又急需这样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能够打进他们内部的条件。郭善堂今后要投其所好，伪装忠诚，长期隐蔽潜伏下来。至于如何告诉山田在根据地找朋友的事，我告诉小郭，回去以后可以这样说，朋友正在找，不一定马上能找到，得慢慢来。等过一两个月，你再告诉他，朋友已经找到。这个人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需官，因贪污公款逃到八路军这一边，现在参加了沂蒙专署的“三三制”政权。你说他收到山田的礼物以后，非常高兴，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但是你不要马上为他提供情报，情报等下一步再说。总之，一步一步来，不急不忙，吊吊山田的胃口，让他吃呢吃不着，放又放不下，欲罢不能。
接着我们又研究了今后工作和互相联系的一些事，不觉已到半夜。我从纸箱里抽出了一包香烟，第一个享用了郭善堂带回来的战利品。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一路通，路路通
一路通，路路通
真是人们常说的，一路通，路路通。
郭善堂自从经浅石推荐，成了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的特工人员后，济南其他特务机关，似乎一天之内全部向他敞开了大门。
首先是济南宪兵队队长山本，自认身居要职，高人一等，听说山田接纳了一个中国特务，就想把他置于宪兵队领导之下，亲自找郭善堂谈话，给他颁发了正式证书。
接着济南四家有名的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也争相拉拢，聘用他为本馆特工人员。这四家特务机关是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的产物，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竞争，共同任务是离间抗日军民鱼水关系，削弱并瓦解坚决抗日的八路军。
此时的郭善堂活动范围更广，也更自由了。他那边的各种消息已能及时汇报到我这里来，我对他的工作要求，也能很快地传达到他那里去。郭善堂在不断向我提供日军各种情报的同时，又必须不间断地向日军特务机关提供各种“情报”。当然这些情报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最重要一条是不能对根据地造成什么危害。有些是本来就要公布于众的事情，我让郭善堂事先作了透露，如1942年，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叫郭善堂把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山田参谋长和南新公馆，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正式公布在《大众日报》上，郭善堂又把报纸送给他们看，他们越发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是多么及时而准确了。
为了更多更好地搜集我们需要的情报，我要求郭善堂打入日伪内部越深越好，地位越高越好，时间越长越好。不久他加入了青红帮。那里边有伪军军官、警察局长、保安队员、商人、普通工匠、店员，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帮会旗帜下聚集一起。郭善堂拜师加入青红帮，这些人自然成了他的师兄师弟，接触也就更方便更自然了。日军特务机关对郭善堂加入青红帮也很支持，目的是要郭善堂了解帮会中有没有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
为了增加力量，我派敌工干事马法遵去帮助郭善堂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大汶口布店的职员。还吸收李庆亭、韩日生，包括侯希机等人，成为活动小组成员，这些人都是过去四支队精简回家、经审查靠得住的人员。可是，不久郭善堂负责的特工小组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天，李庆亭跟随日军到莱芜地区活动，发现鬼子携带大批假北海币①企图在边缘地区使用，以破坏根据地的经济。李庆亭来不及回来报告，就决定只身进入根据地向党政机关通报情况。他找了个借口，离开日军队伍，过了莱芜城，向根据地走去。谁知在途中遭到鲁中泰山专区的公安队伏击，当即中弹牺牲。公安队欢呼胜利，以为为民除了一害，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打死的是自己的革命同志。
鉴于这种血的教训，为了保护潜伏敌人内部的人员，军区根据我的建议，正式下发通知，规定：对重要的汉奸特务，今后不要随便捕杀，如需要处置的，应上报军区批准。通知发下去后，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这不是公开保护汉奸特务？他们怎能理解我既不便解释又必须这样规定的苦衷！
出事没几天，我哥通过联络员告诉我，郭善堂有急事要向我当面汇报。我赶紧来到我哥家里，已经是晚上的时间。郭善堂下楼看到我大吃一惊，问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还有两个日本人正在楼上打牌。他要我哥另找一个地方，说这里太危险了。我说不必，我额头上又没有写我是谁，他们见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里不仅不危险，可能还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管他们在楼上打牌，我们管我们在楼下谈工作。我让我哥上楼陪鬼子打牌，以观动静，楼下我听郭善堂汇报情况。
原来日本人感到鲁中地区八路军活动频繁，对他们霸占的张庄煤矿、孙村煤矿构成很大威胁。这里的部队归泰宁军分区指挥，泰宁军分区就设在李家楼子一带。鬼子提出“擒贼先擒王”，准备打掉泰宁军分区机关。现在正在调集兵力，估计规模不会小，时间也不会拖得太长，可能就在十天半月之内。
郭善堂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据多方情报分析，敌人这次“扫荡”来头不小，是由济南参谋部统一组织的。我对郭善堂说，你们下一步要注意了解敌人集中多少兵力，进攻根据地准确时间，以及敌人行军的路线等情况，并且及时回来报告。
我方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郭善堂把他搜集到的各种情报不断地向我报告：有10辆军车满载着日军士兵从泰安方向开到新泰。过了一天，报告说：铁路沿线的日军纷纷向大汶口集中，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过了一天又报告说：蒙阴运来了日军，这些部队都带了充足的弹药、粮食，似有进攻根据地的样子。还有从我哥那里得知，日本人要他准备200个民夫，明天早晨要用。日本人的习惯，每次“扫荡”之前，都要征用民夫。由此可见，敌人“扫荡”明天就要开始了。
鲁中军区首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及时作出反“扫荡”的准备。
当敌人从大汶口、蒙阴两个集结地，气势汹汹地向着他们认定的驻李家楼子泰宁军分区机关扑来时，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死伤数百人。日军继续往前闯，可是，他们进到李家楼子，根本没有见到泰宁军分区机关的影子，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李家楼子成了一座空村，日军无奈，只得放火烧了房子，然后退了回去。
反“扫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军民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军区首长和我当然不会忘记郭善堂他们作出的贡献。由于他们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为反“扫荡”战斗的胜利立了头功。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日军悬赏“生擒小白龙”
日军悬赏“生擒小白龙”
这次反“扫荡”取得胜利不久，就传来一个坏消息：郭善堂被济南宪兵队抓起来了。我怀疑他是否暴露了真实身份。如果是这样，他牺牲是不可避免了，而且对我精心策划的打入敌人内部的整个计划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可一时又得不到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郭善堂在敌人面前是不会泄露机密、出卖同志的。
过了几天才得知，宪兵队逮捕他的原因是，有人告发他，说他作风和别人不一样，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像这样的人，在特务中太少了，因此政治背景值得怀疑。还有是他多次到东都镇活动，同共产党鲁中军区敌工部长王芳哥哥王春风接触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