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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与会者就长篇激增的背后原因及其长篇创作与运作中的商业因素展开激烈研讨。一种意见认为：“商品意识对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有些作家完全是为商业写作，在构思阶段就很媚俗，就考虑怎么能招徕读者。”持这样看法的同志认为，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作家们的批判意识比以前薄弱了。“现在技术型写作、智慧型写作、游戏型写作的多了，而具有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创作少了。”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作家能不能摆脱市场化的影响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是文学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大势，市场对文学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比较充分的时代，也恰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沈从文就曾说过，三十年代他之所以进入创作的丰产期就和书商的‘催逼’有很大关系。”持这种看法的人还反问道：“如果没有市场化，长篇小说能这么繁荣吗？市场是把双刃剑。关键看如何趋利避害。”他们还认为，当前评论界对长篇小说的问题批评得太多，而对成就分析得不够，“对此，我们要说‘不’。其实，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具体作品上看，当代长篇小说的成就不但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7年，而且也超越了现代时期。从艺术上看，当代长篇小说要比那时成熟得多。”
文学批评中有关“文学新世纪”的话题，从2000年起，就不断闪现在一些批评家的文章里。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并让它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还是在2005年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展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题讨论。这样一会一刊的相继研讨和遥相呼应，使得“新世纪文学”的话题为学界更多的人所参与，其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渐渐扩展开来。
在“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会议组织者谈到这一话题的缘起时说，新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是前进的动力。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新世纪新表现”，并非是一个已然定性的概括，也并不是盲目地去崇拜“新”，而是需要我们面对新世纪五年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倾向于首肯“新世纪文学”的一些同志还具体论析了新世纪文坛值得关注的走向以及与过去不同的特点所在。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与990年代中后期相比，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日趋理性化，也越来越切实。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市场化”作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带给文学创造的正、负面影响日趋凸显。其三，新老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新世纪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它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还有人从精英文化的立场，描述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叙述的变化。第一，思想性降低，大部分作品缺乏思想上的追求。即使一些名家作品，也有令读者失望之感。第二，文学叙述不够讲究，显得匆忙、草率，调侃过多；文学阅读多追求快感。第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非文学叙述日趋发展。其中公众叙事成为一种时代命题。公众叙事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对公众心态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作家的文学叙事。从政界到商界、教育界的各方人士，都在参与着写作。这是社会自由度增加的表现，也是文学事业发展的表现。
也有人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指出，“新世纪文学五年”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文学新世纪”属于文学批评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段文学时期很有自身的特点，“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时期文学体现了对自身、对历史、对开辟文学新纪元的自信，可以说是一种“承诺的文学”。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文坛格局、写作策略、阅读方式、作家姿态还是对作家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以往文学史的论域。新世纪文学形成尚未清晰的文学史线索，缺乏明确的动力，找不到逻辑递进关系，这也造成了我们对其进行文学史价值判断的艰难。也就是说，很难单纯地进行简单定位，建立其合法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有批判立场，因为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新世纪文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景观，而不仅仅是欢欣鼓舞。
前言前言（3）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提法，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提出，当我们用“新世纪”来指认或命名文学时，应该对“新世纪”这一历史时间概念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不应简单地将“新世纪”理解为一个客观物理时间概念。“新世纪”命名作为一种时间的政治或时间的现代性，隐含着强烈的线性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念，它型塑着盲目乐观拥抱未来的现代性进步幻象。这种时间命名本身已表明我们依然凝滞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幻象之中，它容易使我们遮蔽或遗忘掉20世纪文学中的现代性危机意识。20世纪文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代性反思批判、颠覆解构的文化策略，在2世纪的今天，依然悬而未决。因此，新世纪文学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的未来憧憬，而应接续20世纪文学所突显的现代性危机意识，以批判性的后现代文化姿态和策略，继续颠覆解构现代性所建构的种种文化幻象。20世纪，现代性作为终结之物依然坚如磐石；新世纪，后现代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有的质疑者还认为，虽然新世纪在时间上来说的确已经开始并不断融入历史，但文学却并没有同步进入“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只是人们构建世纪初文学发展脉象的良好心愿与美好设想，而不是文学发展本身的客观呈现。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今的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显在而鲜明的，但与90年代相比特别是90年代后期相比，世纪之初的文学并没有质的突进。主要表现在：（）总体的文学发展环境自90年代后没有实质性的改善；（2）就作家而言，拜金主义写作、机会主义写作、身体写作等创作风气未见削弱，作家从社会的病相与时代的病相面前常常侧身而过。（3）就文学批评而言，存在关系批评、圈子批评、金钱批评甚至蓄意炒作现象，坦诚的理性的批评声音略显微弱，求真务实的批评需要加强。
事 件 举 要
由热点论争和焦点现象总体构成的文坛事件，在其背后往往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动因。就一些论争来说，它既是不同的文学观点与观念的碰撞，又关涉到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文化现状；就一些现象而言，它既可能是个体行为被“炒作”和“放大”的结果，也可能是新的文学诉求借助新的媒介张扬自己的具体表现。
发生在2005年间的有影响的事件与现象，择其要而言之，主要有“精神沙化”问题争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争议等。而这些热点论争与焦点现象，也越来越充分地显现了看似简单背后的复杂，以及事出偶然背后的必然。
“精神沙化”问题的争论，源于作家张炜的一篇文章。2005年月，张炜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思想随笔《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张炜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中心意思：“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已经沙漠化了。”“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结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为一种反动，那种板结完全被搅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给搅碎的。这个棍子粗壮而强悍，它插进去稍稍一动就搅碎了。但它不是搅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长的那种土壤，而是愈搅愈烈，最终搅成了一颗一颗的砂粒，搅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这篇随笔性的论文，显然既体现了张炜对当下文化状况的自我评判，又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状况的愤然批判。张炜的文章发表之后，《上海文学》第2期以《关于〈精神的背景〉的反响》为题，发表了《严峰的意见》、《毛尖的意见》，以及主编陈思和书信式的点评。陈思和就此指出：“一如0年前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所发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呼喊，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
张炜的文章尤其是《上海文学》对其的肯定性评价和褒扬性举动，最先引起了上海批评家吴亮的强烈反感，他写了一篇《顺手记》，发表在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的网络论坛。之后，看到《上海文学》第2期的相关文章，吴亮又写出《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的文章，既向张炜提出挑战和质疑，也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他指出张炜的《精神的背景》，没有理清自己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没有掌握并使用必要的（更不要说充分的了）证据，没有了解（更不要说熟悉了）同代人关于同类问题或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著述。他诘问道：“你若想正当的断言你所谓‘精神沙化’的真实性，你必须能指出你准备接受什么可能的证据来表明你理论的虚假性。”“描述一个时代的时候，频繁使用‘整个精神背景’、‘整个精神文化’、‘整个文学界’、‘整个世界’，或‘真正的思想和创见’，‘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真正的悲观’、‘真正的乐观’、‘真理的精神危机’等等之类的说法不可能得到验证，那是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他认为在这些概念的背后：“暗藏着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和价值观——否定、影射、推崇和自我形象的投射。”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中，他就此指出：我不怀疑张炜的个人能力，但我确实看到了张炜在处理这个题目时的“能力不具备”。当然由于还存在着现实规约和心照不宣的语言谨慎（我希望是这样），或许使张炜难以逾越这些界线（在他的文章中，多处使用一些模糊的词汇来描绘当前的尖锐问题，使得有关问题的解释和历史起因的分析反而走向了歧途）——如果他清楚这一点，就更不适合在“不能充分言说”的背景下，来自由地讨论今日之“精神的背景”！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一些文坛人士的兴趣。如，山西作家李锐看到张炜文章后，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张炜所谈问题是这些年来被大家反复谈起的话题，只是他的角度多了一些纵深感。但是，整篇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都出于一个过分的简化，一个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学者林贤治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东西，后者对我们的精神构成的影响更大更深。他还质疑所谓“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的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还是困境。指出：“讨论的目的是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寻找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高谈阔论。”作家刘继明则表明了支持张炜的明确态度，他认为张炜的文章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吴亮文章和那个“小众茶园”充斥着一派“拥吴倒张”和口诛笔伐、冷嘲热讽的气氛，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在这场争论中起了穿针引线作用的作家陈村，在接受访谈中说道：张炜既然有话要说，写出来很好。我相信许多人是同意张炜的，这使得吴亮的批评更有意义。陈思和把它发出来也很好。张炜很真诚，不光有文才，还有济世之心，为我所不及。至于他具体的论述，因我一向头痛庞大、抽象的命题，没有意见可发表。但他又以张炜的私友的身份奉劝张炜：小说家可能还是多写小说更好。
前言前言（4）
作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事件，虽然发生于2005年间，但他介入《红楼梦》的研究，已有十数年的时间了；将兴趣集中于秦可卿这个人物身上，也始于992年撰写的《秦可卿出身未必卑微》一文。约在两年前，刘心武以《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宣告推出红学的最新分支——“秦学”；2005年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播出。讲座栏目中的“揭秘”二字，刘心武演讲中的“悬疑式”的话语方式，都引起了读者与观众的极大兴趣。之后，刘心武将讲稿经修订补充后结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与讲座同名的文字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由此，刘心武因“揭秘《红楼梦》”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化热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用探佚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另行开立了一个“红学”的分支——“秦学”。用他的话说：“我主要就是从金陵十二钗的最后一钗——秦可卿出发来进行探佚。我的探佚主要是集中在秦可卿她的真实出身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要探究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小说写作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生活当中的原型升华为一个艺术形象。我探佚的结果就指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年代被废掉的太子的女儿。”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他认为首先可以看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第二个层次，是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家族命运的起伏跌宕。第三个层次，是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本身的命运。第四个层次是要了解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他的艺术思维和创作心理。他还认为，《红楼梦》一书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反封建、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或者是写奴隶反抗，尽管这些元素在书里都有，但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家族苦难，也超越了个人得失，进入到了一种最了不起的对人的生存、对人性进行深入思考的境界。在为那些被正方和邪方都忽视的个体生命树碑立传中，表达出对个体生命有权利过一种诗意生活的无限肯定。
对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的最早批评，来自于2005年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吴祚来在博客上发表《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堕落》一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堕落，以《红楼梦》为标志。一是一些红学家没有把时间花在红楼梦文本分析上，而是过多地花在考据上，这是一种学术误导，超越文学形象地去研究林黛玉、秦可卿身世是一种学术无聊，是一种精神上的“包二奶”。随后，一些红学家陆续发表了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系列批评意见。重要的批评主要有：刊发于《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的《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刊发于《艺术评论》2005年第0期的《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史学需要“证”而不事“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以及红学家冯文彬、周思源等受访于一些媒体就此发表的批评性看法。
在《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上，冯其庸在《做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的访谈中说，刘心武的所谓《红楼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