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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上，冯其庸在《做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的访谈中说，刘心武的所谓《红楼梦》的讲解，不是“红学”，也不是“红外学”。我认为他自称的所谓“秦学”，或者别人说的“红外学”，充其量只能说是“红外乱谈”。《红楼梦》以外当然有许多学问，但是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学问要有学问的规范，信口胡说怎么能称为学问呢？他举例说道：刘心武把秦可卿做棺才用的樯木说得天花乱坠，可是我查了很多资料，没有一种木头叫樯木，樯就是船上桅杆。不能把《红楼梦》中一些夸张的东西当作事实，甚至一本正经地当学问研究，这是非常可笑的。《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找《红楼梦》猜谜就找错了。李希凡在《〈红楼梦〉是小说》的访谈中说，刘心武的所谓“秦学”，是他自己猜出来的。而且那些猜测实在太离谱了。就算曹家有个公主藏在那里，小说里写的秦可卿是一个育婴堂出来的孤女，怎么考证出她是个公主的？况且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很早就死了，涉及她的篇幅非常有限。这样猜谜猜得太远了，应该说《红楼梦》研究里这样的学风还是少一点的好。张庆善在《“秦学”是新索隐》的访谈中说，刘心武先生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都不新鲜。他研究的方法在红学史上早被学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方法，也就是索隐的方法。但是刘心武的索隐方法和历史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的方法还有些不同，就是他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全凭主观臆测。比如刘心武的“秦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秦可卿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胤礽的一个女儿。但如果人们要问刘心武先生，这方面有什么文献记载证明吗？完全没有。那刘心武先生怎么知道的？原来是刘心武先生自己分析和猜想出来的。事实是，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废太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送给了别人的女儿，没有任何哪怕是一点点的史料记载，这完全是刘心武的杜撰。从这么一个虚构的故事引发出的那么多“秦学”的内容，他所创建的“秦学”能靠得住吗？
在《艺术评论》2005年第0期上，蔡义江明确表示，《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孙玉明则指出刘心武研究的几大误区，第一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第二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第三是治学不严。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胡文彬认为，学术研究就一定要接受学术的检验，提出一个学术观点必须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成立，而不是凭想像瞎猜。刘心武所提出的那些东西，哪一个能拿出证据，＇KG（2x＇哪一个能够有理有据地来说服大家？《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不是凭借猜谜就可以做出研究的。＇KG）＇
对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所引起的争议尤其是来自红学界的激烈批评，一些文坛人士和网友纷纷站出来“挺刘”。刘心武对来自红学家的各种批评也通过一些媒介予以回应，针对有的红学家的“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和“不该到中央电视台开讲座”的批评，刘心武认为，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胸襟。面对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苟同别人的见解。我一再申明，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心得，都是对的，更没有让我的听众和读者都来认同我的观点，我只是很乐于把自己的这些心得，公布出来与红迷们分享，并欢迎批评指正。同为作家也在研究《红楼梦》的王蒙在答记者问时，把刘解说红楼归为“猜谜派”。他称自己曾看过刘心武写秦可卿的一章。他说：“我觉得他的讲法自成一家，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他又指出，现在的“红楼考证”，是猜测多，证据少。《红楼梦》本来的故事很吸引人，作者留下的头绪太多，人物太多，给后来的阅读留下了极多的空白。本来，填补空白是阅读中最大的诱惑和乐趣。我个人认为，刘心武为我们阅读找出了一个空白，比如元妃之死、秦可卿的病，对这些个问题的解释，对刘心武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万事都有分寸，一旦考证、解释得过于凿实，就容易引起别人攻击、引来嘲笑、引发许多的非议。所以，“猜谜是有条件的，揭秘要适可而止”。无论是“猜谜说”也好，“本事说”也罢，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备其一格、自成一家、自圆其说。
前言前言（5）
几 点 看 法
无论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还是作为本报告的主持者，在以点带面地追踪了从创作到批评的主要走向，又对2005年的诸种文学现象做了这样巡礼式的考察之后，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一些感触。我愿结合当下的文学文化实际，就以下三个相关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新世纪之“新”
自2000年之后，文学在时间的意义上进入了“新世纪”，这是确定无疑的。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在990年代已经发生的由外到内的‘转型中持续变异，5年之后，虽远未定型，但看得出来，进入新世纪的文学已与80年代、90年代的文学，具有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这一与20世纪的文学已明显有别的文学时段，确实需要一个新的命名；但叫做“新世纪文学”，纯属省事和无奈。这里的“省事”，表现为它纯粹是一个时间与时代的概念；“无奈”则体现在除此而外很难找到合适的概念来命名，因为它的逾越文学的纷繁，因为它新旧因子的杂陈，因为它变动不居的游移，等等。换一句话说，如果“新世纪文学”成立的话，问题与难点都出在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新”字上，以及它背后文学文化化、文化市场化的基本势态。
如何看待当下文坛的“新”，确实是个问题。进入新世纪后，文学一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以亦喜亦忧的方式呈现着：各种写法多了，佳作力构少了；作品种数与印数增了，艺术质量与分量却减了；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经得起阅读的却少了；期刊的时尚味浓了，文学味却淡了；作家比过去多了，影响却比过去小了；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作品却少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其实还只是问题的表征，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变异。这种深层次的变异，概而言之，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现行体制的两元并立——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模式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多元共存——公有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既有各自的方式和走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上相互借力，协同运作。这种体制与机制的与过去的最大不同，还可换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较之过去，在文学从业者的、文学生产者等方面，成分构成上越来越趋于民间化，手段上越来越趋于商业化。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它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正向我们走来。我们需要的，是直面它，正视它，并进而认识它，把握它。
我认为，“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阶段的命名，虽属无奈，却也可取。因为它可就此与20世纪的“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区别开来，又可以在这个称谓之下，进而厘清自己的内涵，显现自己的特质。
在认识当下的文学现实时，我们有必要走出有意无意的“80年代情结”，即用一种相对纯净的、比较浪漫的和富于理想的文学范式来看取当下的文学现实，如果用那样的眼光来打量文学现状的话，因为面目完全不同，就可能得出严苛的甚至是悲观的看法。事实上，过去的文学时代无论多么辉煌，都已是“过去时”，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我们只能面对正在发生和发展着的现实，来建设我们的文学的理想和理想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主张有原则地认同现实，有策略地影响现实，在适应中坚守，在坚守中发展。
一分为三的文坛
与以前的文学时期相比，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学，因为社会生活的疾速发展和文化环境的剧烈变异，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日益由外部深入到内部，这使得文坛不可能不相应地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既是潜移默化的，又是极其巨大的。
在我看来，过去的文坛大致上是以意识形态为主流、专业作家为主体、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一个总体格局。这样的一个当代文学的传统结构模式在进入新时期之后，就在种种革新与冲击之下，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异。如意识形态让位于文学理念，民间写作大量涌现，等等。而90年代以来的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得文学赖以存身的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对应着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市场化、大众化和传媒化联袂而来，并形成了一种基本定势。可以说在被动应变和主动求变的两种动因之下，文坛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比如，基本上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文坛，已逐渐分蘖出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网络写作。
在过去，文学期刊基本上就等于整个文坛。一个作者要从事文学、进入文坛，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和演练自己，是唯一的途径。现在则不然，一些作者可经由出版运作直接出书，一些作者可在文学网站自由发表作品：文学的进路与出路都较过去更多了。但文学期刊仍然以严肃文学的坚守，成为整体文坛的重要构成和中心所在。这可由三个方面来看：一是由各级作家协会和有分量的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联系着长期从事创作的各类文学作者，尤其是一大批造诣较高、影响较大的专业作家，这使它集聚了当下文坛最为重要的创作力量；二是文学期刊因为作者素质高，办刊专门化，所发表的各类作品都代表了同个时期的重要成果和最高水准；三是文学期刊本身也在不断更变，过去相对圈子化的现象开始有所打破，一些过去忽略了的领域如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青少年文学等，都有专门的文学期刊开始涉猎，这使得文学期刊在代表性与影响力上都有新的提升。所以文学期刊这一块，虽然在整体上的影响不如过去，甚至经常面临生存困境，但它仍然是文学的主体构成部分。
文学出版在新时期以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在长期以来都只是文学期刊的延续与补充。因为一个作者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是很难出书的。只有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并造成一定的影响后，才有可能结集出书。而长篇小说作品，也往往是先在文学期刊上连载之后，再行出书。但进入90年代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因为出版行业的逐渐市场化，尤其是民间力量介入出版后进而强化了市场运作与媒体炒作，文学出版开始由过去的以作者为主转而走向以读者为主。一些文学名家的力作经由“炒作”，大幅度地提高了印数，一些无名作者的作品也可经由包装，走进图书市场甚至成为畅销作品，文学出版由此进入了市场化的新阶段，而且逐步形成了以长篇作品和大众读物为特色的文学阵地。因为门槛较低和“炒作”介入，文学图书的出版一直存在着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质量上又参差不齐的诸多问题。
网络写作是近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迅速崛起的一个领域。借助于网络平台，一些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或建立自己的写作基地、文学网站，或参与一些门户网站的写作竞赛，先经由网络媒介造成一定的影响，尔后又转而出书，或跻身于主流文学创作行列，或成为流行文学和时尚写作的新贵。网络写作的长处与短处，都在于它的写作的“自我”，发表的“自由”；这既可能使那些别有才情的作者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也可能会使那些重“名”不重“文”的，“自鸣”不“自知”的得以寄身甚至成名。自从博客这种新的形式出现之后，以种种非文学的、非常规的手段吸引受众，博取眼球的倾向，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虽然网络文学总体来看还在成长与发展之中，并且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因为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和年轻学子的普遍介入，其影响却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广。
前言前言（6）
“互动”与“分离”
当下文坛这种正在一分为三的情形，带有相当的必然性。这样一个走向的动因，无疑的综合性的，并非单靠文学本身所能促动和形成。我们需要做的，或者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这样一个格局该不该有和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已经存在的现实，在走近它和认识它的过程中，就其如何良性生长和健康发展做出我们实事求是的预见和力所能及的努力。
一个比较乐观的迹象是，这样三块文坛构成，虽然相对独立，各自为战，但在近期也在“新”、“老”媒介之间出现了一些互动的迹象，尽管这是初步的和浅层次的。过去，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现在，有了网络，爱好文学的可以建立自己的专门网站，写出作品可上网发表和流传；而文学评论，既可由网友读者通过发帖的形式随时发表看法，还可由报纸媒介自撰消息和制造新闻吸引更多读者。在报刊媒介和网络媒介长足崛起的初期，传统的主流文坛与之既较为隔膜，又较少往来。但近年以来，这种情况已在逐渐改变。因为，“新”的文学媒介认识到，要获得更大的影响，尤其是获得权威性的认同，必须借重于传统的主流文坛；而“老”的文学媒介也认识到，要获得新的发展，使自己重显活力，必须借助于方兴未艾的新的文学媒介。于是，传统文坛的一些著名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也在利用网络进行着宣传和扩大着影响，一些出版单位也注意从网络文坛发现有才气的作者和有“卖点”的作品；而网络文学的作者，也注重从“网上”向“纸上”的过渡，一些网络文学大赛也以传统文坛的主流作家和主流批评家为主体进行评奖和颁奖，以增加大赛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这种双向的彼此促动，既使“老”的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又使“新”的文坛有了更快的艺术进步。
但这样的一些乐观并不能掩饰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分离”的倾向同样愈来愈显见也愈严重。
主要借助商业化出版运作迅速崛起的“80后”写作，在扩大着图书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影响着广大的文学青年和学生读者，从而形成一种数量众多、互动密切的“学生文学群体”。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包括对于生活的理解，都在带有一定的青春锐意的同时，也带有着受到市场经济和流行文化深重影响的偏颇与谬误。但因为这样一个现象的游离于主流文坛，主流文坛对他们相当的不甚了了，既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也没有形成必要的对话，更谈不上相互理解和彼此影响。有人认为，“80后”写作正在形成以他们为主体的市场化文坛，这话绝非耸人听闻。事实上写作的分离只是表象，而背后则是一定的观念在起着作用。
而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写作，因依托着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技术，又深得年轻网民的狂热喜爱，不仅新建的写作网站多，有影响的名人博客多，而且参与写作的写手，乐于上网的网民，都成几何数字急速上涨。如果说这种写作在起初还比较靠近文学的话，那么在博客兴盛起来之后，它的有影响的作者和有影响的作品，都离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它或者成为了偶像明星和他们的“粉丝”的互动的私家后台，或者成为奇文与猎奇相互寻索的信息渠道。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对网络写作的文学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干扰和极大的挑战。＇KG）＇
可以说，“新世纪文学”可能超出了我们以往的文学经验，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认知、努力加以把握的一个全新的文学存在。而更需要我们去做的，是发现其中的缺陷，找到其中的问题，并且通过有效的工作去因势利导，让它朝着比较靠近我们的理想的方向演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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