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绻芪榧笆澜绲拿褡宄逋谎罢业揭桓龊侠怼⑵毡榻邮艿拿褡搴托彻泊φ撸嵊谜鍪澜绲淖鹁础⑿湃魏途薮蟮那痹诶妗Ｎ鞣剿枷爰野旅桑坎嗽�18世纪末就开始研究如何为革命者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正当的革命”必需有三个先决条件：必须存在“严重的、骇人听闻的邪恶”；必须能产生有上帝之仁的结局；必须是除了革命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建立新政府。爱德蒙？伯克提出的这些先决条件看起来是在为反抗者提供法理依据，但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拥有巨大殖民利益的欧洲大国的政治家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些先决条件颇有可利用的地方，问题就在于以什么样的具体标准来界定这些条件，那就是统治者说了算了。革命总会带来损失和伤害，以此为借口就几乎可以否定任何对你不利的革命。最经典的就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对大印度进行肢解的蒙巴顿协议，它将大印度分解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国家，并有意制造了克什米尔争端，这是为维护印度各民族的自决权利还是防止一个大印度崛起呢？另一个例子就是，欧洲人野蛮地为它的历史宿敌阿拉伯人安排了一个敌人——犹太人，并且从来都是利用干涉手段促进阿以矛盾激化和破坏每一个可能达成和平的阿以协议。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历史上的民族更是众多。按照世界的标准，一个贫弱的国家是最容易产生民族矛盾的，但自建国以来，中国并没有为民族矛盾所困，它很少为中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可以说，未来当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秩序重建的时候，中国会有效制约霸权国家对世界民族矛盾的干涉，它自身的民族政策是最接近人性的，也就最有可能被接受。
●为了完美
是否可以从建筑说起呢？
我很喜欢玩“帝国时代”这个游戏，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战略游戏，还因为它那精美、逼真的画面，尤其是它对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建筑刻画非常贴切、精彩，每一个民族的建筑风格在这里都有漂亮的式样，又不失对其建筑精典型特征的描绘，十分细腻，又十分形象。
对比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建筑就会发现，中国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它的优点是取材容易，保暖性好，但却难以长久保存，尤其怕火；西方建筑多取石材，结构沉稳坚固，可以保存很久。在欧洲大陆，经常可以看到上百年的城堡、宫殿等建筑，有的甚至可达上千年之久，在建筑风格上，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屋檐，而西方建筑尽管流派纷呈，但却更接近欧洲开放式的思想，无论是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都是其历史人文思想的体现。
各种建筑都有其特点，对中国而言，建筑风格过于千篇一律，建筑结构也是一成不变，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如北京的故宫和西安的古城建筑就没有太大差别，无疑对体现民族性有好处，但却丧失了个性化。也许这种矛盾在古代社会是难以解决的，但在今天，世界日益狭小的空间里，就可以兼容并包，否则将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不是前进道路的开拓者。
中国的建筑应该吸收世界各地的优秀建筑风格，这方面，在北京有二件事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
一是在90年代，北京的报纸发起了一场所谓的“把古都风貌夺回来”的号召，单从其标题上看就颇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口气，似乎又回到了那种一切靠发动一场运动就可以的年代。而北京在这种口号的影响下，其建筑也显得十分偏颇，简单地以为在新建筑上“盖帽子”——即加盖古建筑的巨檐式屋顶就是让北京的建筑看上去富有古都面貌，岂不知这样既违背了结构与风格一致的建筑原则，也违背了美学原则，看上去不伦不类，如同一个穿了西装的人戴了一顶瓜皮帽一样，这就更谈不上中西合璧了；二是中国大剧院的设计招标，最终法国的设计获得青睐，这如同一个标志，让国人终于认识到融汇中西文化绝不是形式主义，或简单的拼凑，而是内涵与外延的和谐，中国大剧院那优美的设计不仅不影响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形象，反而更增加其与时代共进的心声。
我们说中西合璧，即在思想修为上不抛弃中国固有的精神，而是加强之，也就是说要吸收外民族文化中一些优秀的思想来加强我们的“内圣”，将其精髓吸收之后，让我们的思想重新成为世界思想的领导者。
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以我为主，借彼为用，我们的行事标准仍然是以国际通行标准为标准。其实这种所谓的国际标准实则是西方人制定的，它的许多方面都是对西方有利。在儒家文化圈中，现今做的最好的是韩国，它能够很好地将西方文化借鉴过来，融于社会生活中，却在精神上保持韩国人第一的信念——可以借鉴世界的标准，但这标准应有我的参与，这就是韩国原则。
其实，儒家思想是一种优秀的思想，它并不仅仅是孔子、孟子这几个伟大思想人的言论，而是一种经过社会、历史深思熟虑的思想，是经过历史千锤百炼的思想，是融合了各种外来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对社会的认识和进言都是宝贵意见，它所追求的社会与政权的和谐是追求人性和谐的体现。
中国有好的思想，也同样有缺陷。韩国有大规模的献金运动，为什么中国就难有所为？因为韩国在融合儒家文化和世界文化方面先行了一步，而中国还是路漫漫呢！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后现代中国：未来世界的新文明（3）
在又一个世纪来临之时，中国是不是该借鉴一下呢？中国原本有儒家思想的和谐言论，如能对国家长久利益进行思考，是不是就更为完美呢？正如中国的思想文化并不仅有儒学，而是还包括许多其他学派，如庄子的哲学、韩非子的法家学派、墨子的墨家学派以及道家等众多的学派；西方的文化思想同样也不是单一的。英国是新教的成功之地，但英国的思想家大多具有一种学院派的风格，由于英国新教改革较为成功，因而英国知识界与宗教，政治的矛盾并不像法国那样紧张，因此英国人较为保守，习惯于传统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他们往往追寻一种改良方式，而不是彻底地推翻，所以英国的皇室能一直保留至今天。而在德国，德国人更擅长内心思辨式的思想，德国因而更具理性的逻辑思考。德国人有一种超越现实的能力，能够在思维的空间达到很高境界。在现实中，德国人则遵从社会规范，这既遵守理性思维的原则，也是尊重社会现实原则的体现，因而德国人的纪律性是欧洲最强的；从这种理性思维，严谨逻辑中产出的军事思想也是最优秀的，而从士兵到将军的军事士气，素质也同样是一流的。而在法国，则感性色彩要浓厚的多，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好的后果就是法国人的美学相当好，因而巴黎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法国人的浪漫也闻名于世；在政治上，法国对待他们反动的统治则更激情满怀，所以他们的革命比英国彻底的多。如果把希特勒同拿破仑相比，虽然两者的企图都一致，也都在大致相同社会压力情况下煽动民众的愤怒而赢得支持的，但相比之下，法国人对拿破仑的支持更多地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拿破仑个人魅力的热情；而希特勒则是借助民众对一战后果的不满而形成政治气候。同样，在此后的战争中，德国倚重的是一支高素质的军队而法国则更依靠拿破仑个人的军事天才，在没有拿破仑现场指挥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连西班牙都征服不了。而在俄国这个东正教的国家中，由于有宗教道德这个心理压力的负担，所以俄国的思想显得有些混合，有些矛盾。可见，同是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欧洲的思想也是流派纷呈，欧洲除罗马时期外就再没有处于大一统状态中，所以也就不存在用政治强权使某一流派上升为主导地位的情况，这种流派纷呈的局面也就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西方思想是这样，那么世界就更是如此了。
所谓中西合璧，并不是简单地一加一，而是要用“中国的方法”来达到“世界目的”。也就是说，用中国善于吸收外来文明的特质，借鉴他山之石的传统方法，来达到雕刻“世界之玉”的目的。让中国不仅真正融入世界，更重要的是不但中国要保持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还要形成一种思想之源，成为世界的思想者，所谓中西合璧不是泛泛而论地了解、比较，而是要“拿来”，更重要的是拿来之后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仅“拿来”作花瓶，摆在那里。
同样，我们要“拿来”就要有空出的地方，这就需要“抛弃”，抛弃一些我们原有思想中的无益之处。如我们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众多的学派，但在儒学一统天下后，其它的大多学派则基本上就没多少发言权了，儒学固然有许多精华，但不是等于其它学派黯然无光。相反，韩非子的法学思想对今天我们制定法律就大有裨益。在历史中，如果认同民众对各种学派积极思考，那么中国就不会日趋走向保守，如明朝的海禁就是一种以政治手段代替思考的典型事例。在明清，儒学的日趋腐朽，也导致了对西洋科学的漠视，这种大国思想的作祟下，对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毫无知觉。相反，利玛窦、卜弥格等西方人都一再将有关中国的情况传回欧洲，而中国直到鸦片战争还不知道大英帝国身在何处；当大英帝国已经把世界一半的土地置于基殖民权统治之下时，中华帝国还对此浑然不觉，直到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开到海岸线时，还自以为是地对其指手画脚，这不会令国人感叹良多吗？
中国什么也不缺，缺的是对世界和自己的真实认识，缺的只是对世界思想的包容。
其实，中国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融问题；其二是社会稳定问题；其三是经济问题。
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是共产主义在现代社会失败的标志。但是中国的政权依然是红色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重新走上了繁荣的道路，而不是前苏联失败的继续。显然，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谢幕，反而有可能是另一场历史剧的开始，这该怎么理解呢？
其实，衡量一个制度是否优秀的标准就是人性——是否与人性相符，客观上是不是促进了人性在社会和自然界的延伸。人性的贪婪不是错误——人类的伟大不是遏制人性的表现，而是用智慧拓展人性在世界的延伸——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马克思本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中许多思想首先就是来自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的许多观点并非是带有阶级斗争的谩骂，而是非常中肯的评论。马克思的所谓阶级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研究手段，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研究比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更深刻和富有预见性。如资本社会伟大的创造能力、全球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巨大的影响力、资本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决定政治的思想等，都是非常伟大的预见——至今全球资本市场仍然按照他所预见的规律在运行。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让人们蔑视马克思的真正伟大之处——1999年，BBC进行了一个民意测验，让人们说出这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在那一年的十月，距拆毁柏林墙10周年纪念日只有几个星期时，BBC宣布，人们评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学说实际上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他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许就是任何哲学思考的基本原理，辩证法确定了世界的运动规律；二是马克思证实了千百年来的事实，即经济活动是衍生其他一切社会事物的根源；三是阶级分析理论，依照富有的程度而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支配还是被支配的位置，以及由富有者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事实，马克思借助阶级理论还原了历史发展的原貌；四是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即共产主义社会。
西方评论家认为前苏联的社会制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程序，但前苏联抛弃了这个规律，企图人为干预历史的进程，结果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收到一位贵族小姐的信：“亲爱的杰克？伦敦先生，用你的声望加上我的高贵地位，再乘上万能的金钱，就会使我们建立起一个天堂一般的家庭。”
杰克？伦敦很快回信道：“你列出的那道家庭公式，我觉得应该开平方才行，我们两个的心就是它的平方根。但很遗憾，这个平方根开出来的却是负数。”
——在国际上，山姆大叔这位贵族经常为别的国家开出一个公式：（美国民主＋听话）×美元＝幸福，结果呢？往往适得其反。
相信中国六点原则（1）
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评价任何一个国家历史地位的六条理性基本原则，这六条就是：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
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增长；
是否符合理性效率原则；
是否符合维持从传统、现实到将来的稳定增长曲线原则；
是否具有在矛盾与基础条件之上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
是否具有塑造完美社会的潜在能力。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人类既不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发展，也不是完全按照政治意图发展，而是依照自己的人性在发展，无论各个文明的差异有多大，但基本的人性毫无二致。其实所谓的文明差异主要是看掌握知识和拥有财富的多少，并由此导致在各个领域的千差万别，也导致了各个民族或文明主体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但在人性上则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有贯穿整个历史的人性发展需求，也有不同族群不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阶段性人性发展空间需求，这如同经济学中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甚至经济学的这种关系也与人性存在直接的联系——一种人性与财富多少的正比关系。
还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这个政权或国家满足了当时多少人的增长需求——即执行的政策是为了满足多少比例的人口，或者说这种政策主要是向谁倾斜的。显然各个时代的政策是为不同比例的人制定的，古罗马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罗马人的人性空间不断增长，主要是罗马公民、贵族、元老等，而占罗马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和被征服疆域上的人们则只需要停滞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维持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要用他们的劳动供应罗马人的人性空间增长需求。而到了东方唐帝国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奴隶，这意味着原则上人人都可以有追求自己人性空间的权利了，这种制度显然要比罗马帝国时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客观财富的创造水平显然限制了这种原则的完美体现，仍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在提供财富满足少数人的人性空间需求，但与罗马帝国文明不同的地方是大多数人有权保留小部分的财富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且当你有能力支付规定的税负之后，其余的钱财都可以自由支配——显然国家的财富制定者会制定一个把大多数人的大比例财富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政策。到了现代北欧和美国，财富的积累已经达到可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满足自己追求人性空间的愿望了。
其实历史上的经济学理论都不能真实地反映财富的流动和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强有的国家衰败，因为这些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和平的环境中的，他们研究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劳动创造财富，但事实上对各个民族或国家来说，自古就有两种获得财富的手段，一种是经济学家教导的辛苦的劳动，一种则是野心家教唆的掠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财富只能来源于劳动，但对许多民族国家来说，这两种手段一直是相辅相成的。
这六条应该是考察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标准，以往的各种考察标准多是以国家为对象的，而这六条是以人为本，考察的主要就是从宏观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中的人在各个国家中究竟成正向发展还是负向发展。对中国来说，目前的改革必然会导致一些人无法适应，产生失落感，但这绝不意味着就此就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显然，中国现在社会中人性空间是成正向增长的。中国历史有5000多年，而人性空间在战国之前是一个奴隶社会，之后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人拥有了自由权和财产权，但这种自由和财产权都很有限，贵族世袭制导致权力一直稳定地掌握在一个阶层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的辛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