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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作家左拉在上中学时法语考试甚至不及格。
美国科学家、1977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罗歇？古耶曼有关内啡呔的理论曾被《科学》杂志否定，因为专家们认为那是“病态幻想的产物”。
其实任何社会都存在一种“社会网格”，没有什么绝对监控社会或者信任社会，这两者区别只是程度而已。这种社会网格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常识和所谓的优序良俗，而天才往往违反这些，因此具有创造性的人的这种独立和古怪的行为容易引起其他人的异议，甚至被通俗地骂一句“精神病”。
天才的形成并不都是遗传因素或某种生物特性的功劳，更多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培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社会产生的天才要远远多于另一个社会的原因。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但又绝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因为动荡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良好的环境。
人性中明显的自我承认就会导致强烈的自尊心，尤其在逆境中他们的表现就更具挑战性，这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如美国黑人演员悉尼？普瓦蒂耶在成功之前几乎尝遍了辛酸、羞辱和讥讽——一名制片人在演员招聘会上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个洗盘子的工作？”，他温文尔雅地回答说：“不行，因为我已经当过洗盘工。”这样的人还有英格丽？褒曼——未成名前好莱坞的“北欧母牛”，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被认为是一个障碍，她谢绝了美容和改名的建议，坚持了自己，结果她成功了。
有人需要熬过考试的失败。还是爱因斯坦，他在参加苏黎世工学院第一次考试时成绩竟然不及格。
有人甚至需要克服身高方面的障碍。1979年，詹皮耶罗？博尼佩尔蒂成为意大利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主席，他在看到马拉多纳的时候就直言不讳地说：“不行，他太矮了，根本不适合在意大利踢球。”
有人需要面对偏见。弗雷德？阿斯泰尔在1933年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前，需要通过好莱坞制片人和导演的测试，他们说：“他不会表演，不会唱歌，头开始变秃，可以跳跳舞。”但他一旦成为银幕形象，几乎很快就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音乐片明星。
相信中国和平与和谐：中国永远的追求（1）
比较历史大国的兴衰史可以知道，决定能否保持现有国家优势的有几个主要因素：一是能否保持科技创新能力；二是能否具有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国家经济制度；三是国家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如何；四是在全球政治角逐中合纵连横的能力如何；五是国家如何运用力量——即是消耗在内部矛盾中还是团结对外。从这几个大因素来看，日本、美国等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比，他们目前具有的优势还将保持若干年。以日本为例，第一，日本的科研能力世界一流；第二，日本经济发达；第三，日本社会效率很高，甚至比美国的社会效率还要高；第四，日本一直维持着日美同盟关系，没有大的环球威胁；第五，日本社会高度统一，没有力量自耗现象；而相比之下改革中的中国目前还是矛盾重重。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的跨国移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跨国公司活动的基础。然而，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跨国公司和国家利益永远是一致的吗？国家利益是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追求的根本目标，但在边界日益淡化的今天，维持这种利益似乎越来越难了。是改变国家利益的概念还是强化跨国公司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其实，跨国企业的利益并不仅限于归属它自己的国家，有时企业利益同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还是相矛盾的，这就是跨国公司对全球化的贡献和对国家利益的挑战。
跨国公司带来的财富流动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却触动了一个根本问题，再强盛的大帝国也受不了财富的长期逆向流动。大清帝国因鸦片贸易带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失的历史还不很久远，人们还不会忘记。同样，对世界各种思维信息——包括新的统治思想——失去掌握也是一种流失，也许，这更危险。
从中国历史来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已成了一种规律，同样，在民间也有“富不达三代”的说法，那么，这种国家的兴衰或财富的得失是因为人性还是客观规律呢？
打天下的时候，大家都处于这样的气候环境中：即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目标清晰，人力、物力、财务场由这个统一的目标来支配，显然这会形成一种有效的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的私利要服从统一的大目标，个人的得失，甚至财富、生命的完全丧失都被统一认为是必需的贡献。在这种秩序中各部分之间的矛盾不是没有，而是因为共同的需要而被冻结。对职业政治家而言，这是必然，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必然性；而对许多中下层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何时能得到兑现。假如某位政治家只要求人民为神圣而战，却根本不提及神圣背后的现实利益，那没有人会听从他的召唤。神圣从远古就存在，但利益才是它真正的光环。
所谓的和平，就是大家可以恢复到在法制状态中合法地谋求利益。人什么时候也许都会有一个信仰，但无论什么样的信仰都只是利益的使然——假如上帝不许诺人民的幸福，谁会信仰它？把上帝作为崇拜之神的人就是希望自己幸福，而把撒旦作为崇拜之神的人是希望拥有他那样的魔鬼手段，进而也是利用它来谋取利益，也就是说，本质上，无论崇拜上帝还是撒旦都是一样的。
对某些政治家而言，他是上帝和撒旦的共同崇拜者——不同的是，一个是供奉在他的卧室，一个是高举在他演讲的讲台上。你不信吗？杜鲁门这个基督徒就扔过原子弹。对这点，马基雅维利早在500年前就说得很清楚了，后人也很聪明，说：“读了他的书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本书藏在枕头下面，然后把他杀了。”
人性如果如此，那么和平是不是就是另一次衰落的开始呢？
观察过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兴衰史，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尽管具体的个因不尽相同，但它们似乎还应该谨记——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帝国的衰落都应该节制野心、虚心敛财，似乎如果遵循下面的药方的话，则可以避免帝国的倾覆：
1．合理地支配财富；
2．保持危机存在，但一定要在控制的范围内；
3．有远大的整体目标；
4．不对世界其它国家作过多的干涉。
将帝国财富用于修建庞大、豪华的皇宫，购买奢侈的生活用品等是常见的帝国衰落标志之一。在古罗马帝国，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丝绸就是罗马达官显贵们争相购买的东西之一，而这导致罗马帝国财富不断流失；秦帝国的阿房宫则是这个东方帝国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当一个帝国足够强大的时候，它往往认为帝国已不存在正面强大的对手了，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和平。这些大帝国从表面或事实来看，也确实不存在正面的威胁，但这也就意味着帝国不再有一致的敌对目标了。这种状况最终导致的是秩序的瓦解，也就是人们的目标开始分散到各种各样的群体利益中，统治者也就终日开始忙于处理各种矛盾，却忽视了外部新形成的种种危胁。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常见，如靖康之耻就是其中一例。总结下来，上面那个药方看来是有效的，如要保持危机的存在目的就是要保持秩序的完整性，但这种危机一定要在可控制的范围，否则就是养虎为患。人类还远没有进化到不需要具有强权的统一中央政府，能够自觉地从事社会活动，因而，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和一个有序的社会组织非常必要。同时，这种危机的存在可以持续地刺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促使财富用于合理的地方。
当社会有了危机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方向，否则无目标的危机就会演化为来自内部的危机。在法国，拿破仑执掌权力之前，法国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但自拿破仑将法国的目标清晰地定位在征服欧洲之后，法国则一反被动的地位，一举成为欧洲的新主人。任何一个大帝国都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全社会共同前进的方向，否则会导致各利益群体自行其是，造成一种事实上的混乱，这是统治者最为头痛的事。
帝国在达到顶峰后，往往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种想法的后果之一就是认为这个帝国无所不能，这个世界就是它的领地，它的言论就是命令，如遇到违背，则就需要征讨。实际上，不要说一个帝国，就是整个人类的财富、能力都是有限的——财富和能力可能会持续地发展、积累，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是有限的。历史中的任何一个帝国的财力、物力、人力都需要作合理支配，而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一个大帝国形成后，它往往认为它实现它伟大的理想时候到了，他开始按照自己构想出的模式改造这个世界，这使它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往往是如何使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听从这个帝国指挥，而将帝国的能力是否支持它这一因素置于第二位。结果是对世界其它地方的过多干涉使它的财富不断地消耗。英帝国就是这样，它占有的面积太大了，它漫长边境上的烦心事又过多，以至要解决的事情层出不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才发现它已没落到要向昔日的殖民地求援的地步了；同样，西班牙的贫穷就是因为它太富有了，因为它挥霍无度。
相信中国和平与和谐：中国永远的追求（2）
在罗马帝国的时期（西罗马帝国），面对日耳曼的大规模进犯，罗马帝国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军队来抵抗了，但在昔日，罗马帝国正是凭借其强大的罗马军团建立起这个庞大帝国，那时日耳曼人不过是边境的野蛮部落而已，它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此时，罗马军队的优势早已无法和昔日相提并论，这种在重要领域优势的丧失，就意味着领导实力的丧失——美国之所以一直称霸世界就是因为它在许多重要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富有但无优势可言的国家就如同波兰小贵族一样，只拥有裘皮大衣而没有军队，后果就是几次被周边邻国瓜分。
当然，一个帝国的衰落是一个复杂体系的衰落，同它的走向兴盛一样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对一个帝国而言，真正的衰落是思想、文明的衰落，也就是精神的衰落。中国同其它大帝国不一样的地方之一就是它拥有一个完整、优秀的思想体系，这保证了它在历经多次衰落之后又得以重新兴盛，而不像其它大帝国那样衰落之后再也没能复兴。中国的思想体系坚韧不拔，当其他诸如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衰落之后，唯有精神还在——中国在每一次衰落时，思想都在这时进一次大思考，这种思考保证了这个民族精神还在，并且每进行一次这样的思考就预示着又一次复兴的来临。
精神不死而令民族复兴的最好例子就是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在今天以色列建国前是一个流亡世界各地达二千年之久的民族，如果是其它民族，在丧失了祖国土地之后，往往要沦为其它民族的奴隶，进而融合进其他民族之中，历史中，有多少这样的民族消失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之中呢？犹太人能在今天重新建国，这和他们能保持自身民族思想、信仰有直接关系——要想建立一个犹太王国，得首先有犹太民族的存在才行，如果连民族都消失了，还说什么复兴呢？
一个大帝国，什么都可以舍弃，唯有精神、思想不能丢，这是民族存亡地根本，蒙古人曾征服了世界，然而在世界大帝国当中，有关它的遗迹、文明思想传承是最少的，究其根本就是这个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明、精神，它的铁骑踏过之后一切却又都恢复了原样，成为过往云烟，去何处凭吊呢？
民族的思想可以借鉴外来文化，可以融合新思潮，也可以推陈出新，但无论思想怎样变迁，一定要保持二个原则不变——一是这个思想是自己的，不是敬仰别人的神灵；二是要保持这个思想富有生命力。而衡量一个思想是否具有生命力就是要看它在当今的时代是否具有对社会的普遍指导意义，它的思想与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是否有共同之处；它的变迁方向是背离现代社会还是引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因循守旧的思想肯定误人误己，对这一点晚清政府早就教育了我们。
中国成为一个完全大国的日子并不遥远了，但当它还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时候最好就将如何维持一个一流国家的思考融进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中国今后要面对的两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复兴；二是如何维持兴盛。这是许多国家——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帝国都要面对的，但并没有那一个国家真正完全做到。
因此，中国需要谋求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美国是我们经典教科书，但不是楷模。中国需要成为美国那样在诸多领域都强盛的国家。但美国的社会并非完美社会，远称不上和谐，中国必须构建一个超越美国的社会模式才能引领世界。
首先我们正视了我们的矛盾：《参考消息》上有一篇文章名为《中国探索和谐之道》，其中毫不回避地指出了中国改革中面临的矛盾。
“这种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三是城乡发展失衡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之间的冲突，包括农民工问题；四是地区发展失衡导致地区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冲突；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导致的价值观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滑坡，等等”同时明确说到，这是由于8个制度方面的缺陷引起的，“一是重经济发展与GDP增长而轻社会发展；二是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轻共同富裕；三是重招商引资轻农工权益保障；四是重城市发展轻乡村发展；五是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而轻社会公平；六是重社会稳定而轻社会和谐；七是重政策调整而轻法制建设；八是重打破旧制度而轻完善制度。”①
至将来，中国必然出现一个以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国家意识，此时才算是完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接纳与融合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国社会也会由此得到共识，即完成了重新构筑价值观的过程。
相信中国和平崛起与游戏规则（1）
●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但游戏规则应是公平的
中国是一个善于遵守游戏规则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崛起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历史还是现实力量来看，中国都会在使用武力这个问题上十分谨慎。中国人清楚，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其它大国的干涉——有时是几个大国联合的干涉，原因就是其它大国不愿看到原有的世界均势被新兴大国打破，从历史上看，无论什么样的大国，其任何形式的崛起都必然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
中国2000年来一直扮演着东亚中心的角色，对如何扮演大国有充分的理解，对国际关系的任何轻微变化都十分敏感，其深厚的哲学—政治学思想为它的外交策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十分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外交口号“和平发展”，以表达其在崛起过程中的善意，用以消除其它大国和周边小国的怀疑。
分析一下冷战开始至结束，及冷战后的整个国际社会发展形态，你会发现，提出这种外交策略并非仅仅是一种口号：
1。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很少对外用兵；
2。冷战时期及至今天，大国都尽力避免直接的、大规模战争；
3。中国近期的底线很清楚，只要国际社会不干涉台湾问题，中国就可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4。全球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尽管这个世界仍然矛盾重重，但利益的交错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客观存在，导致解决国家争端的时候可以用利益交换的办法来部分或全部代替战争这个手段。
这四点证明，中国的这个外交策略并不是过于理想主义，而是有理由实现的。它有可能为国际关系带来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相处理论，即大国间新的均势形成也许可以不再通过野蛮的战争手段，将来的和平与利益交换可以代替过去的炮火。的确，人类总是在进步的，难道接受新的大国成员一定要用决斗这个规矩吗？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一贯奉行和平外交策略，但正式作为一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