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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是列人2003年传记文学畅销排行榜前十五名的作品，此书初版于1993年，十年中重印六次，销售达21万余册。这种持续畅销的现象，反映了中国大众渴望了解历史内幕的愿望与好奇心。作者在《修订补记》里表示：当初写这部传记， “主要是想通过林彪从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探究这位山乡少年由功臣沦为祸首的原因，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立体可感的历史人物。”“十年过去了。十年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党史研究更加活跃。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上，包括在对林彪的研究上，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许多新的珍贵文献，老一辈的革命家披露了大量新的历史内幕，许多文史工作者探幽钩沉，又挖掘了一部分有独特价值的口述资料，进一步拓宽、丰富了人物研究的内涵，因此也有了对十年之前出版的小册子进行修订、补充的必要。”林彪作为老一辈中共领导人的“异类”，一位曾经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罪人，关于他的传说和传奇故事尽管多如牛毛，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谜。《林彪的这一生》的作者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叙述的态度冷静、客观，为该书的特点。林彪的性格，与他的人生经历、荣辱沉浮和历史功过的内在关系，得到了较充分的揭示。此书的不足，在于对中国现代历史缺乏一种整体上的把握和穿透，对林彪所处的环境与人际背景也缺乏真实具体的描写，让人感到一种隔雾观花的不足。
文人传记的收获
已故文化名人、艺术大师的遗婿撰写自传，是近年来传记文学写作的一道醒目的风景，已有作品中，有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蒋碧薇的《我与徐悲鸿》，林沫的《建筑大师梁思诚》
等，都曾成为读书界的话题。2003年的此类出版物中，杨绛的《我们仁》和高瑛的《我和艾青的故事》值得一提。
有意思的是，《我们仁》也被列人了2003年传记文学畅销书前十五名排行榜，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仁》与排行榜中的其他作品都不同，它并不具备畅销书必须具备的那些特点，既不通俗，也不传奇。《我们仁》结构奇峭，写法独特，由三部组成，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只有短短一千字，写钱锤书在世时扬绛经常遭遇的一个亲人失散梦，也就是钱锤书所言的“老人的梦”；第二部《我们仁失散了》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尽地记录了这个“万里长梦”，似真似幻，朴朔离迷；这个梦又由三部分组成：一、走上古释道；二、古释道上相聚；三、古释道上相失。等到梦醒来时，作者发现“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直到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仁》，才开始通常意义上的传记写作，从1935年7月与钱锤书结婚后到英国留学写起，一直写到1997年女儿去世，1998年岁未钱锤书去世。扬绛以其特有的枯淡含蓄之笔，忆写了60年来与丈夫女儿相濡以沫的岁月，情意绵长，余音缭绕。开篇这样写到：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锤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缓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仁是不寻常的遇合。（另起）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是一种十分“私人化”的写作，主要笔墨用于亲情家事，甚至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而一旦涉及他人他事，下笔就变得谨慎而有分寸，历史风云、时代激流被有意识地淡化，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白，由此不难感受一个高级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疲惫和对未来的优虑。此书的分量，其实正在这种含蓄不露、貌似琐屑的描写中。文中写到解放前夕时，有一段话让人难忘：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r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仁》出版后，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读书商报》等报纸杂志均对此做了专门的介绍和评价，它的畅销，除了“名人效应”的因素，在于它深切地写出了历史的悲枪感与人生的无常感。
相比《我们仁》的平淡含蓄，高瑛的《我和艾青的故事》更具传奇性和饱满的生命激情。此书以数十篇随笔集合而成，叙述了作者与诗人艾青41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生活历程和情感历程，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艾青的私生活细节和文艺界的人际纠葛，作者质朴、泼辣、粗放的性格，和艾青艺术家的性情及其平凡的一面，在书中有鲜活的描写，尤其是艾青与高瑛的浪漫史，写得颇有力度和情韵。然而，此书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辟谣”动机与自我炫耀的成分。作者的宿友老作家文怀沙应命为此书作序，认为高瑛不仅是一个“轻财利、重感情的好女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无须豪言壮语，摒弃五光十色，真诚、亲切，那是慈母般的温馨啊。不是壮美，而是优美。我们中国诗坛，这样的诗人并不多。正是由于成了艾青的妻子，高瑛的诗才委顿了，成为一个被埋没的诗人。艾青得到一个患难相处、心魂相守的好妻子；中国诗坛少了一颗明亮的星星。”高瑛的自述可以证实文怀沙的高度评价，她认为：艾青“就是自己的一部大作”。这种美妙的自我想像发自高瑛这种豪放强悍的性格，应当说十分自然。更何况，自我美化原本就是自传写作难以避免的俗套，所以，对这本自传的自我美化，不必大惊小怪，作者完全有这种资本。
艾青生前没有写过自传，按高瑛的说法，这是艾青“对过去的历史的宽容”， “俱往矣，就是艾青对待历史的态度”。这些说法，虽让人感受到了艾青的善良，却又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这一点上，艾青比起巴金老，还是差一点。艾青受迫害的经历，包含着深广的历史悲剧与人性悲剧，从这个层面看问题， “受害”与“加害”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其实，包括艾青在内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几乎谁也没能摆脱这种命运（当年在延安青为了过关，批过王实味，下手很不轻）。反思这样的历史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那种“俱往矣”的超脱，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人性懦弱的表现，因为反思历史、反思人性首先必须从自己做起，所以，宽容他人容易，宽容自己难。中国的传记写作迟迟上升不到一种高度，出不了卢梭的《忏悔录》那样的作品，正是由于反思精神的匾乏。
五 行动的诗歌与诗歌的行动
周瓒执笔 中国作家网2004年8月12日
“诗言志，歌咏言”，诗歌无疑是与人的内心世界联系最为密切，也最能表达人的内在心声的一种文体。
2003年，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而言，是一个不安分的年头；对敏感的诗歌写作来说，2003年也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这一年，从年初到岁尾，整个诗歌界与社会情态、与人的心态相随相应，表现出了整体的骚动不安和活r。丰繁：从关注现实的诗帖、女性诗歌写作的凸显，到诗歌民间刊物的复刊、诗歌年度的竞赛与大展，创作的活跃与活动的频仍，构成了一副忙碌又动人的景象。2003年的诗歌的这种状态，如果要用一个词或短语来加以描述，我想这个词是“行动”。
诗歌在行动
2003年，一个不平静的年份，从年初汉语诗歌界的一场诗歌行动中，这喧哗和躁动就得到了某种预示。
1月9日凌晨1点52分零6秒，北京大学新青年网站的“新青年论坛”上，出现了一条题名为《重金征稿：面向所有诗人（知识分子、民间分子、下半身……）》的主题贴，发贴者屠名“因爵夫人”。打开主帖，可以看到，征稿启事写得简洁而明了：
就民工“自焚”讨薪事件写一首诗。
要求：诗意。道义。实验。原创。
稿酬：由因爵夫人与作者商议确定。
希望：授权因爵夫人出版一本诗集。
联系：f ishkller@163 。
接着是转发的新闻《山东发生民工“自焚”讨薪事件》（转自世纪沙龙），新闻稿披露的事件：四川籍山东民工徐天龙为工友讨要欠薪，被包工头指使手下殴打，气愤之下，买来汽油，抱住包工头欲同归于尽，未遂。事件刚刚发生不久，而其所反映的“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早已不算新问题。
主题帖发出半个小时后，即凌晨2点30分，诗人桑克跟帖回应“呼吁：世道如此，人心悲愤，诗有小力，大家一起！（同意者请跟帖）”。桑克的“呼吁”包括：〃1．要求他们偿还拖欠民工的工资以及其他款项。2．要求他们对被焚烧民工的身体和精神创伤给予补偿。3．将逼迫民工走此绝路的人送上审判台（道德与法律）。”以一个“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激情，桑克似乎也还不失文学的“理智”： “这仅仅（是）暴露出来的，而没有暴露出来的更让人担心。” “虽然这个话题和诗无关，但作为人，却不能不关心。”“贴出这个消息的网友把这个事件当做了诗歌主题，睿智，也是给大家提出了挑战。我们的诗歌是可以有社会责任感的（虽然它不是诗歌的全部）。”“这时，就要牺牲艺术，去拯救正义！”随后，桑克在自己的帖子后面继续跟帖，征集网络声援签名。
一时间，跟帖签名的有之，写诗咏事的有之，当然，还有跟帖和桑克的观点商榷的，不过，更重要的是，自新青年文学自由坛上发起呼吁行动之后，诗生活网、“他们”文学网、广东的“打工诗人”网、广西的“扬子鳄”诗歌网等诗文网站迅速响应。在这个因特网已然成为汉语诗歌最重要的流通场域的时代，这样的诗歌行动确实容纳了最复杂而尖锐的，来自民间的声音。在众声喧哗的间隙，我们依然读到出离了悲愤之后的尖锐但真切的诗。虽然属于命题式的写作，但桑克、清平、程小蓓、唐不遇等诗人的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呐喊式或咒骂式的，而是能够在“代言”的立意中，切实贴近了角色的声音。他们的作品依稀唤起读者对于“古诗十九首”和新乐府诗歌的传统精神的记忆。程小蓓的《我们惟一所有的— 给徐天龙》——
我们活着，惟一所有的
是这些能干活的手和脚，
最好不要有嘴和脑袋。
嘴要吃和喊叫，
脑袋会让我们想到哭泣。
行动的诗歌与诗歌的行动
我们活着，帷一所有的
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条生命最终可以当做武器
虽然它的‘杀伤力那么微弱，
但这却是我们最后的。
短短的两闽，十行，写出了我们时代底层人群的生活贫乏和精神上的独立意识。年轻的诗人唐不遇在他的《各种自由都在死去》中，极其贴切地描述了“卑贱”和“自由”这两个词语在一个底层人的内心深处激起的巨大生存意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汉语诗人在写作中，时常会讨论写作的“及物”问题，它针对的是那以前，诗歌写作沉溺在幻象或意象的抽象滑动，远离纷纭而复杂的日常生活的弊端。到2003年初，从这场以诗歌关注现实间题的一次行动当中，我们或许能够发现，当代诗歌正在发生全面的现实转型，或至少在某个方向上，自觉实现着向现实的拓展。
现实，是我们每天经历的被书写的生活。没有书写，也就没有所谓现实及其评价。讨薪民工自焚，英美攻打伊拉克，非典侵袭，孙志刚事件、诗人宇龙被害事件等等，这些都在2003年的汉语诗歌中，受到诗人们以诗歌的方式的关注。
在一种拓展现实的诗歌理想中，我们看到，不同群体、不同风格取向，以及不同年龄层次的汉语诗人们，是如何在个体的诗学脉络中，发现生活中的诗意的。清平的《东门行》、《续东门行》，可谓古诗十九首的现代版，写了一个被生活所逼的下岗工人即将挺而走险的内心独白。孙文波的“现实”，比如他发表的《走神》、《诙谐曲》等短诗，相对于前几年的作品，更加细密而散碎，但在自我拷问的精神向度上，诗人走得更其深远。非典期间，胡续冬发表的《爱在瘟疫蔓延时》，在全民的身体恐惧症候中，状摹了个人既隐秘又富有普遍性的内心真实。臧棣发表于同时期作品，则将笔触探往处于个人生活氛围的险峻经历之中，从个人的，而非主旋律的意义上，揣摩“天使”等词语的涵义。通过这些个体的诗人丰富的现实，我们或许能够抵达我们时代的复杂性和诗意。
诗歌在行动，行动的诗歌或许在我们的文化中产生了一定的效力。近年来，诗歌一直处于当代文化的边缘，她在网络上的蓬勃，从某种意义上讲，正表明了她在普及性强的纸媒和视觉传媒上的薄弱。2003年11月｝；｝日，据《南方周末》报道，一部名为《中国先锋诗歌》的电视专题片，近日将在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的黄金时段播出。舒婷、芒克、柏桦、翟永明、海子等20位当代著名诗人及其作品，都将出现在这部电视专题片中。电视媒体如此集中地介绍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尚属首次。《中国先锋诗歌》的主创人员中有不少都是诗人出身，其中有诗人梁晓明、南野和梁健等。梁晓明现在是科技教育频道的制片人。从选择诗人，到制作风格上，这个节目都是一次突破，以至于《南方周末》的报道不无夸大地说：“以电视的方式，推介代表中国当代诗歌最高水平的诗人和他们杰出的诗歌作品， 《中国先锋诗歌》
是诗歌的胜利，也是电视的胜利。”
女性诗歌：在注视世界和被凝视之间
2003年，“女性诗歌”被作为专题或专栏，在一些诗歌刊物上集中发表，可以说是一件值得一书的现象。《中国诗人》第一期以推介女性诗刊《翼》为专题，发表了阿芒、尹丽川、唐丹鸿、翟永明、曹疏影、蓝蓝、燕窝、童蔚、千叶、周琪、莱耳、宇向等12位女诗人的作品。专栏的导语写道：
汇聚在“翼”周围的是这样一些诗人，她们天然的性别并非她们介入写作生活的前提条件和目的预设，而是在实现她们的写作理想和解除写作中的困惑过程里形成的一种意识支点：因为她们意识到她们面对的是较之于其他目标——诸如艺术的、社会批判的、审美的等等— 远为复杂的现状，过去面临的是书写行为权利的被剥夺，现在面临的可能是性别身份的被利用、歪曲甚至墓改，其间，一以贯之的，是来自男权文化深藏的、毫无反省性的、对女性写作的蔑视态度。
因而，女性写作作为一种意识的起点，它事实上是和真正优秀诗人所具备的诸种素质相关的，那种对于人类精神构成史过程中存在的内在不平等和压抑性的敏锐洞察力的考验与期待——不仅仅体现在性别文化的配置上，而且也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它所希求的包容性甚至可以说是任何一个现代诗人（不管是女性诗人还是男性诗人）都无法回避的精神测试。
在这个意义上，女性诗歌是风格多样的。既有如翟永明的《马克白夫人》、《雏妓》那样的尖锐的关注女性生存现实的叙述，也有如蓝蓝《自波德莱尔以来……》、《伏羲陵前》的对存在的沉思式的片断。燕窝的《圣保罗的蝴蝶花》、《穿越阳光下的大街小巷》，以幻想使日常生活变形为一种带有尖锐穿透力的超现实景观；童蔚在《最初》中，延续了她诗歌语言简练、准确的特点，而在诗歌的境界方面则日趋开阔；唐丹鸿和尹丽川，一个激情四射，一个冷峭锐利，但都一样具有某种极端性；千叶和莱耳，一个诗行显露出紧迫，一个则表现得舒缓。台湾诗人阿芒对于词语音乐性的把握，使她的诗有一种急促而柔韧的张力；更年轻些的诗人，曹疏影和宇向，则以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