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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时间将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永远走下去。如果我不能在指定的时间里完成计划，游戏将以失败告终，我的生命将以无为结束。
我是一个拙劣的游戏者，所以我经常在枪弹下或陷阱中丧生，游戏的设计者显然不希望太多的失败将游戏者继续玩下去的信心击倒，所以他们安排了电子游戏中的我有不止一次的生命。眼看着自己倒下了，以为荧幕将漆黑一团，但是，突然间我又站立了起来，一条崭新的生命寄居在我的体内，我又勇往直前，奔向自己的理想了。面对不止一次的生命，我对前途增加了信心，同时，对每次生命的珍惜度也降低了。知道自己还可以死后复生，在此生完成计划的紧迫感自然随之下降。
一种更大的恐怖是，游戏机里的我有一次次的生命，即使这些生命全部耗尽，我还可以重新启动，开始一次新的游戏，而游戏机外的我却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死而复生的可能，重头再来的梦想也很难实现，因为生命短暂得正随时从我们的失误中溜走。所以，我绝不能选错了目标，绝不能走错路，更不能被敌人击倒、被障碍绊倒，或是落进陷阱。我必须时刻看着自己生命的时空指针，集中我最强有力的生命力，向我的目的地进发。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的游戏可以再来一次，失败的人生注定是无法消除的懊恼。
玩电子游戏，看现实人生。
第二编 生命亦父·亦师·亦友（1）
朋友的电话在深夜打到我北京的家中，告诉我：“陈老师不在了。”我在原地坐了3个多小时，几次泪流满面，哽咽难抑。
我爱的先生走了！我的父亲走了！年长我41岁的朋友走了！
陈老师怎么会走呢？！在我的感觉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人。我可以永远拥有这样一位朋友，这样一位父亲与师长！
每次回天津，都要同陈老师一起吃顿饭。一个月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刚做了一次白内障手术。这位74岁的老人告诉我，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任何毛病了。他仍然奔波在天津市的各大医院中，仍然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仍然每天坚持着写三千字的稿件。
他有那样好的胃口，我都无法像他那样大口地吃肉。他申请驾驶证时将年龄改小了10岁，每天骑着辆摩托车跑来跑去。他的精力是那样的旺盛，曾有几个周末，我旁听他的门诊，一天下来，我这个旁听者已经精疲力竭，而他仍神采奕奕，晚上仍要完成那每天三千字的固定写作计划。
这可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呀！
陈老师多次说过，他活到九十岁没有任何问题。他还计划着八十岁之后开始写心理小说。他希望我为他写一本传记，他认为我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选。
但是，先生却意外地走了，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嘱托。先生是2001年5月15日早晨，被家人发现倒在客厅的地上的，眼镜和烟灰缸摔在一边。那时，先生的脉搏已然停止了。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心电图显示出一条直线。
此前没有发现任何疾病的先生，被认为死于心脏或大脑的突发病变。
我却以为，先生是累死的。
5月12日先生有全天的门诊；13日，先生既出门诊，又到电台的“悄悄话”节目做直播，14日白天出了门诊，而晚上，眼疾尚未全愈的他，还手持着放大镜写作。15日晨当人们发现突然故去的他时，还发现了书桌上尚未写完的文稿。
先生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了，他长年这样高负荷地劳作着，从来未想过自己毕竟年过七旬了。事实上，他的心态也确实只有二三十岁。
1994年，为了写作《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最早接触陈老师。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所谓长者的“身分”，以及名人谨持的人。他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与各种年龄、身分的人都发自内心地平等相处。他将《陈仲舜心理咨询手记》一套6册签赠给我的时候，用的称呼是：“方刚小友”、“我的老师”、“方刚学弟”。
一次同陈老师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我问及他时下的性爱生活。老人爽快地告诉我，生理的欲望已经没有了，心理的欲望还有，渴望爱一个人，并被对方所爱。现在想来，那是一幅何等美丽的画面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同一位晚生在那里以如此安详平和的姿态坦然谈论自己的私生活，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个人曾做到这一点。
有些时候，陈老师极像一个孩子。他的身上保持了孩子才有的许多纯贞。
还是几年前住在天津的时候，一天，陈老师突然说，他想去我家吃顿饭，尝尝我太太的手艺。那天，老人吃得很开心，胃口好得让我们担心。一边喝着酒一边天南海北、眉飞色舞地聊着，神态分明是位二十多岁的青年。
一次，同陈老师提及几个文朋诗友的聚会，没想到他立即说：“再有这种时候也叫上我。”我说，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他说：“好呀，我想去。”
旁观陈老师的门诊之始，我立即发现他给咨询者的建议完全没有主流社会中习惯了的道德贯输，一切都基于最本质的人性。这让1994年的我一次次感到震惊，内心不断地接受着冲击与洗礼。我便这样在他的影响下完成了一次现代两性观念的启蒙，并且自己也最终执著于两性问题的研究与著述。这位跨世纪的老人，观念却一直走在我们时代的最前列。
1995年，我自己一度处于极大的精神困扰当中。陈老师得知了，主动打电话约我去，那天我们谈了一下午。此后我何时心情不好了，便会立即去找他，而他也无一例外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长谈。就是在他的诊所里，我度过了一次次精神上的困境。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直明确地认为，陈老师至少还可以再陪伴我十多年，在我精神出现困扰的时候，可以随时推开他诊所的门。但是，陈老师竟然离开我们而去了。
2000年，决定考研，压力很大，一度处于极度焦虑中，头发掉了很多。又想到陈老师，又是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不会有什么人比一位资深心理医生的疏导与建议更有效了，何况是一位天才般的心理医生。陈老师以最大的热情支持我考研，他说：“你三十五岁考上，也不晚呀。”
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离开时，我问陈老师：“如果我再焦虑，怎么办？”陈老师说：“只有一个办法，再来找我。”陈老师，如今我能够到哪里去找您呢？
每一次回天津，我都要请陈老师一起吃顿饭，谈我这段时间的困扰。我会向他咨询每一件事情。但今后，我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去找了。
也许因为自幼丧父的关系，我总是不自觉地在寻找一位精神上的父亲，而陈老师，便是我找到的这样一位精神上的父亲。我对这位父亲有一种恋父情结，但一度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也对他产生了一种“仇父情结”。具体的表现是，在一家刊物举办的编前会上，当谈及陈老师的文章时，我鬼使神差地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我便为自己的举动痛悔了。我清楚自己所说并非我之所想，但我何以又会那样说呢？何以会在背后贬损我所敬爱的老师呢？虽然通过自我的心理分析，我意识到这是“仇父情结”的一种表现，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在写作《精神我析》一书时，我认真反省了这件事，并做了如实的纪录。书出版后，我却迟迟不敢寄给陈老师，一拖便是一年多。那天，还是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饭桌上，陈老师忽然说，他的助手看到我的《精神我析》了，知道其中有一段写了他。我当时极为紧张和惶恐，我立即向陈老师如实地谈了我那次的“仇父”表现，我说，希望这件事不要伤害陈老师。陈老师说，不会的，把书寄给我看看吧。
我回到北京后立即寄了书给他，心里仍然揣揣的。一个多星期后接到陈老师的来信，闭口不提那段文字，只是说，他以为这是一本很有水平的书，“如果有机会再版，我想为它写序。”我悬着的心，这次才最终落回原处。
可惜的是，我当时竟然未想到立即让陈老师趁着刚读后的热情完成那篇序。如今，陈老师永远不可能为我写序了。
陈老师是曾为我的书写过序言的。1995年，《同性恋在中国》即将出版，出版社需要一个专家的声音，我找到陈老师，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在那篇长达六七千字的序言里，他全面颠覆了对同性恋的传统偏见，直言对于同性恋者的关爱。事后我曾接到读者来信说，整个那本书，只有那篇序言让人看了最舒服。那是1995年呀！
对于那个毁誉参半的《同性恋在中国》中的种种错误，我自己，以及一些善意的学者，总是将之归于“历史的局限与个人的局限”。但我此时就想，为何陈老师便能够成功地逾越了这些局限呢？
2001年，中国的精神病学分类标准中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排除了。但我知道，在陈老师的诊所里，至少十年前便已然将同性恋非病理化了。
了解中国同性恋生存处境进程的人士都知道，来自社会学界的学者们最早普遍接受同性恋非病非罪的观点，而精神医学界是比较保守的。1994年底，我参加一个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专家的会议，其间几乎全部的医生都认为，应该维持对同性恋者进行“治疗”。
陈老师没有参加这样的会议，但在我同他刚接触的1994年，他便告诉我，已很多年不“治疗”同性恋者了。先于陈老师持此态度的中国心理医生，我尚未有闻。
不仅不给同性恋者“看病”，陈老师在1994年便已频繁地为同性恋者介绍伴侣，他的门诊外常会有几个同性恋者在那里结识同道，交流感受。这在当时同样令我很吃惊，陈老师对我讲：“他们比异性恋找伴侣更难，很痛苦。为异性恋者介绍对象被视为积德的事情，为同性恋者介绍伴侣更积德。”当中国绝大多数的心理诊所在诊治“同性恋患者”的时候，陈老师的诊所已成为“介绍所”。
许多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位天才般的人物。
与人谈起陈老师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眉飞色舞地讲我亲眼目睹的一些“传奇故事”。
每逢陈老师出门诊，都有许多人慕名来排队。一次旁观陈老师的门诊，一个男青年进来，尚未坐稳，陈老师便没头没脑地忽然问到：“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我当时都听愣了，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听了很久，才意识到这位男青年是一位自我否定的同性恋者。而陈老师早在他开门进来的一瞬间便看出来了。
还有一次，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进来，陈老师也是开门见山：“你住在城乡结合部吧？是哪个方向的？”我亦搞不明白，陈老师何以一见面便知道这位妇女居住区的类型。后来陈老师向我解释，从那位妇女进屋，到坐在他的面前，这过程的神态举止中，他已判断出是一位洁癖患者。从她的穿着打扮和年龄上得到结论，她的丈夫事业有成，家中有钱，而孩子们早已自立，她本人退休不久，住在城郊结合部，处于最易出现心理疾患的状态中。所以那病人还未开口，陈老师已对她的病情与由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处于此状态下的女性，无法从工作和家庭那里得到寄托，相反却对婚姻有许多忧虑，加之处于城交结合部，传统观念与新观念交溶的地区，她思想上的困扰便更甚一筹。而这才是洁癖的真正病源。
另一个我必对他人讲起的经典事例是，我母亲住处的一位邻居妇女，莫名其妙的患病一两年了，直至瘫在床上，几乎走遍了天津所有的大医院，均治不了。凭着直觉，我意识到这是心理问题，并向病人家属推荐了陈老师。陈老师在半个月内两次登门，到第二次登门时，那妇女已经能够下地了，而一个月后，更是满院子溜哒；三个月后，已然白白胖胖，整日笑容满面了……这不是传奇，而是事实。
陈老师的一位学生，将他的照片与弗洛伊德的照片并排挂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而全国各地的咨询者，也都不远数千里慕名到天津寻求他的帮助。但与此同时，反对甚至攻击陈老师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第二编 生命亦父·亦师·亦友（2）
对陈老师的抵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他的工作方法；二，他的私人生活。
陈老师很少为病人做深入的心理分析，更多倾向于直接提出行动建议，他又主张心理咨询与药物治疗的结合，这在心理学界受到批评。主流派的心理咨询师认为，对求咨者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是必须的，而且反对用药，认为陈老师的咨询很不正规，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而陈老师的观点是，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情况，特别是对心理咨询的了解程度，都决定了那种长期、深入的心理分析在目前中国行之不通。关于用药，在中国现阶段看心理医生的人，往往都是病到很深程度了，出现了种种生理反应的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公众对心理咨询了解甚微的社会背景下，只有适当开药，才会给病者以足够的心理安慰，从而促进治疗效果。“他们总是认为管用的是那几个药片，而不是你说的那些话。”陈老师曾如是说。
陈老师所开出的药物，多是少量的抗焦躁与抗抑郁类药。他从不公开为自己辩驳，但同我的聊天时，却说过两点：第一，如果论精神分析的“正统”，他四十年代毕业于长春医科大学，从师弗洛伊德的亲传弟子，应该算是弗氏的“嫡系徒孙”；第二，弗洛伊德本人就是一位用药的心理医生。
我的看法是，陷于是否用药，以及咨询方法的争论中，是很没有意义的，效果应该成为我们衡量一位医生工作的最高也是惟一指标。正如陈老师自己所说的，他从事的“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
我一直替陈老师引以为憾的是，他原本完全可以写一部总结自己这“中国特色心理咨询”的专业论著，但他将自己的人生完全投入到具体的帮助咨询者的工作中，大量撰写的稿件也都是提供给大众期刊，使最广大读者受益的，反而无机会做这种可以给他带来更高学术声誉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心理咨询事业的一个损失。
在工作中，陈老师曾受的另一个批评是，他在国内首先开始了有偿的信件咨询，最早每信收费10元，近年改为每信20元。中国人是耻于谈钱的，只要略动一下脑筋便会清楚，这种付费咨询的种种合理性。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一个老人面对每天雪片一样飞来的咨询信无休止地无偿付出呢。据我所知，陈老师每天平均回信十多封，我曾拍摄过一幅他被桌面堆积如山的信件埋起来的照片，陈老师很喜欢那张照片。
一次我在陈老师那里看到一封来自山区的咨询信，除了谈到自己的病情外，还提到了随信附寄的十元钱的来之不易。陈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将钱退了回去，并详细地回了信。
有人说陈老师唯利是图，只认钱。这实在是一种冤枉。我曾多次介绍处于心理困境中的朋友给陈老师，我原以为陈老师会收咨询费，但这位老者总是一次次地接见他们，一谈便是几个小时，从未提过一个钱字。而他的诊所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的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来咨询。
年初，我的一位读者从山东打电话找到我，寻求心理帮助。我将她介绍给陈老师，陈老师在电话大致了解了病情后，反对她来天津，而是提供了当地心理医生的联系方式，说：“他们都是很有水平的医生。”
如果说工作方法上的分歧还可以探讨的话，那么人们对他的私生活的过分关注与批评让我更觉心痛了。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陈老师的人，在同我提到他的时候，传播着这样的舆论：他总是对病人反移情，或利用病人的移情，所以作为一位心理医生，陈仲舜的道德有问题。我于是知道人们是多么乐于接受道听途说的诽闻，并且是多么不负责任地传播了。
确实有很多女孩子迷恋陈老师，我在他的门诊就看到很多。这是一位极具同情心，极温情脉脉的帅老头，有一次我看到他将一份测量表交到一个女孩子手里，柔声细气地告诉她如何填写的时候，我亦为之动容。他的眼睛永远是亮亮的，那份斯文与帅气，虽已七十多岁了，仍极具魅力。而他对病人的那种深刻的关怀，又让人无法不感动。所以，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