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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跑供销的外地人，有意拖延上饭时间。何况，他要得还很少，只一张。
“外地老客”终于忍不住了，质问服务员：“你们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
“反了，你？！捆起他来。”向阳饭店的经理急了，一声令下用草绳将“外地老客”反剪捆了。直到警卫员匆忙赶来找人，才算松绑。
这个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也算老黄历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位由河北调任辽宁的高级官员，也遇到了类似的遭遇。不同的是：他要的是一碗烩饼，并被维护饭店利益的公安人员铐在了暖气管子上。
所幸的是，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有身份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社会精英。倘若是一般百姓，也就白捆了、白铐了。
应当说，到了经济市场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以来的十几年，不该再发生此类事了。但，只是版本不同了，不捆人了、不铐人了，而用“霸王条款”套你。
这种“霸王条款”与1960年代捆部长的草绳、1980年代铐高级官员的手铐，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他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中，讲了一个上面故事的现代版：
1994年我（指茅于轼，下同）出差去广西北海，在乘飞机回北京之前，先把行李办了托运。那里对行李没有Ｘ光检查，马马虎虎就过了关。可是在检查手提行李时，我同行的一个朋友背包装的一瓶茅台酒被扣下，说茅台是高酒精度的烈性酒，属于易燃品，不让登记。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大机场都设有免税商店，专门出售各种酒类，供旅客出境带上飞机。别人的烈性酒可以带上飞机，为什么北海机场就例外呢？再说，我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也属易燃品。难道要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上飞机吗？我们据理力争，因而召来了一大片围观群众，可是越吵越坏事，我们几乎要被当作滋事寻衅的流氓拘禁起来。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出示了ＶＩＰ（十分重要人物，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证件。安全检查员忽然前倨而后恭，立刻放行，当然连茅台也放行了。
茅先生对此大惑不解，向民航管理局讨说法：为什么行李检查马马虎虎，却对一瓶茅台感兴趣？为什么普通人不允许带，而ＶＩＰ却可以带？
茅先生得到的答复是：职员水平低，业务不熟。答非所问，对茅先生是一个侮慢，当然也让他从中看到真相：我们的大企业不但有欺侮消费者的习惯，一旦被告发，还有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赖账本事。
上面引录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的事例，有些特殊。因为他们一行ＶＩＰ面对的是相对局限条件下的供应的惟一性，换句话说：坐飞机不能像坐公交车或出租车那样方便，有较多的选择。再说，即便几位ＶＩＰ非常有钱，还没富到有私人飞机的程度，至少也没法一气之下自己包一架北海至北京的专机。
在一个多元供应的市场上，问题就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此处服务不好，人们另选别处。
在法国北部的小城市，有一家颇有名气的ａｒｒｉｖｅ ｃｉｔｙ电脑销售公司，还办有电脑培训学校。一位公关公司经理一直想与该公司建立联系买一台非品牌机，以替换ＩＢＭ老机器。有一天，他想将自己办公室的新惠普电脑与旧的ＩＢＭ或新的非品牌机连成局域网。同时，也雇一个会电脑维护的文员助手。
一清早，他赶到那家电脑公司，问服务小姐：“上门维修电脑怎么收费？”
“请问您是我们公司的用户吗？”
“不是。”
“对不起，不是本公司的用户，我们不提供上门服务。”
申明可以多付钱后，仍然遭到拒绝。于是，他就无法把安装局域网和买非品牌机的打算讲出来了。好在，找到另一家电脑公司，以上门维修收费80法郎的价位答应了。
那家在小城市有名的电脑公司，可能瞧不起80法朗或100法郎乃至更多的维修费，但他们失去了一次建立新客户关系的机会。
第二天，小城电视台播出了一条简短的招工信息：菲石得榭公关公司聘文员一名，要求会电脑维护，但ａｒｒｉｖｅ ｃｉｔｙ 公司培训出的学员免谈。
这个广告对于电脑销售公司意味着什么，只有它的老板才知道。其实，如何把客户提出来的貌似不可能的要求转化成可能，不仅是智力、制度问题，而且更是一个人、一个公司对待职业的态度的问题，也更是一个人、一个公司的道德素质的体现。如果不是富兰克林从一个10岁辍学、12岁当了印刷学徒工，经过辛勤努力，成为杰出人物的话，那么绝对不会有人相信这样一个“低起点”的人会把业务做到美国的12个州，乃至扩展到西印度群岛去。而创造这一伟大历程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诚实、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客户。
市场是一个信息非对称的结构，同时也是实力结构非对称市场。因此，一方“有求于”一方的市场现象特别多。
这种“有求于”还不是一般供给需求平衡市场模型中的“有求于”，主要是合作双方中有一方占有绝对的资源优势，特别是信息优势。
两年前，一位偏居西北山区的不知名作家，经人指点，找到了朋友的朋友。他的这位间接的朋友是一位业绩不错的出版策划人，在“圈子内”也很有名气。但出版策划人没有策划小说的经验，只是考虑到朋友的托付，便勉强答应了帮助出版的请求。
小说的立意不错，写作风格也很独特。但很需加工一番：一要做一个好的封面；二要写一个好的序或内容简介之类；三要帮助作家把各章的标题加上。（似乎最后一项不是很必要）。但是，这些细节都没做好。
小说出版后，书的封面非常糟糕，书里没有内容提要或序，即便是必备的目录也没有，各章也没加标题。如此粗糙产品（而不是作品本身）的销路，可想而知了。
结果是出版策划人赔进了一大堆钱，还发誓：从今以后绝不策划小说。策划小说与否，那是自己把握市场的事情，而且表面上看来：作家卖了稿子，策划人付了稿酬，交易很合理。
这一失败的根本问题还是出在了策划人的心态上，他没有公平地对待客户即作家，始终以“他有求于我”的心态对待客户。以不尊重有求于自己的客户之心态来开始的一场所谓的“合作”，必然以消极的应付态度对待整个过程，结果没有达到双赢的局面。
如果一开始就以尊重有求于自己的客户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必然又以积极的工作态度来处理整个过程，至少，不会出现“秃尾巴鹌鹑”般的产品。
新疆一家国有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为了取得会计报表上好的业绩，想把从市场上融得的8000万闲余资金投资证券，大赚一把。但这种操作本身就是严重违犯证券法的行为。他的合作者，深圳一家实业公司没考虑这点，或者说忽略了这点，而满口答应：让8000万资金购买自己坐庄的股票。而名为“实业”的公司，实际上以坐庄套钱为“生活”。
深圳一方还有一个战略性目的，就是收购新疆那家上市公司。它的算计是，“肉烂在锅里”：你们公司早晚是我们的了，还在乎这8000万；8000万不过是大锅里的一块肉而已。
从接受新疆公司的“无理要求”开始，深圳公司就没有尊重有求于自己的客户。8000万资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赢利12000万，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幻想炒股光赚不赔，也是痴人说梦话。
结果是深圳公司坐庄的那支股票整体崩盘，从每股23元一气落到7元，并被另外一家公司强行收购。一下子损失了十几个亿。8000万的资金当然也化为乌有了。
在惊慌之中，新疆公司报了案，称被深圳合作者骗了8000万元。在新疆，发生了8000万元被骗的大案，确是惊天动地了。因为自建国以来，新疆从未发生过如此巨额的经济案件。
当时，深圳公司套住新疆公司的办法是签代客理财合同。股票崩盘后，深圳公司的老总以同样方法拉资金的“花活”全露了馅，并被湖南客户起诉；老总被抓到了长沙。情急之下，新疆公司的老总为自己“蒙混过关”，推卸责任，让当时中间人给补了一份代客理财合同，无形中这一笔8000万托给了两个公司。
由于案情重大，新疆公司的老总、副总，以及补假合同的中间人同时被以涉嫌挪用公款、诈骗为由，抓了起来。整个事件的四个人分别被判了15年至无期不等的徒刑。
可见，为了自己的所谓长远利益，无条件地答应有求于你的客户的“无理要求”，也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最终，导致了命运悲剧。
为客户谋利益职场箴言
职场箴言
□千万别因小的收入而忘了公司的形象，否则你这个小小“业绩”的代价将是公司无法估量的损失。
□把客户的质询不当回事，不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是十分愚蠢的“智谋”。
□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神医，也没有精通百行的万能；固守自己的本职，做好每一件小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轻诺者必寡信，自己能做的才答应，做不了的不要答应；一旦答应，必须遵守承诺。
□收入预期不同，不能成为公司小瞧那些小客户的理由，因为很可能这笔小额交易之后还有一单大生意。
□ 合作中的地位不平等是暂时的，千万不要以为对方“有求于”你为资本，否则，会使你失去双赢的机会而陷入双输的局面。
不做缺德事情职业缺德损害社会
第四章 不做缺德事情
我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做各种害人的劣行，尤其不做诱奸女病人或病人眷属的缺德事。
——《希波克拉底誓言》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ｈｏｕｓｅｓ Ｉ ｅｎｔｅｒＩ ｗｉｌｌ 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ｃｋ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ａｂｓｔ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ｅｖｅｒｙ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ｓｃｈｉｅｆ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ｏｒ ｍａｌｅｓｏｆ ｆ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ｒ ｓｌａｖｅｓ
职业缺德损害社会
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律，不将这种自律视为一种使命，种种坑人、害人的事情就会不绝于耳。没有一个相当完善的舆论监督环境，医院的一些丑恶现象还会继续向大范围扩展。
20多年前，在人们日常的口语中，“缺德”二字是指责那些有轻微过失的人。但在时下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人们逐渐把不诚实作为生存的必备条件，把“缺德”当作保证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缺德”，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评价词语，甚至指责的成份都少了，更多地包含着的是无奈。
从事一项需求大于供给的职业，缺德的频率比一般行业要高。在前些章节里，我们已经举过垄断行业整体缺德的例子，足供人们参考。由于垄断性行业的整体缺德，且这种缺德又由职员工作行为具体表现出来，故它们也使职业缺德的行为社会化。
不久前，在一家大医院的走廊里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向大家抱怨：“前几天老爹输了些好药液，剩下几支药退不掉了。我们村在这个医院的某某护士说给代买，结果价钱不到原价的一半儿。”
因为听者大都没有从医的经历，又不愿自找麻烦，也挨过医院的不少“宰”，只好劝他：“现在好多医院都这个样子，没办法。”
年轻人细细想来，里面的“文章”大了：本来是超量开了药，人家算着你就有剩头，到后来又逼你贱卖，这明着是欺负人。
其实，这只是雕虫小技，有些人医德沦丧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有一个上了《以案说法》系列丛书的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医德的沦丧还使获益者最后身受其害。
杨某是医院的医生，他采用开处方的手段从所在医院的药房中骗取吗啡40余克，然后利用职权向常来看病的吸毒者暗示，让他们下班后到其家中买药，通过此种手段，杨某将稀释为72克的吗啡卖出。
根据刑法第347条的有关规定，杨某已构成了犯罪。
从“白衣天使”堕落为囚徒，确实发人深思。
所谓“医患矛盾”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托词，发达国家医院的商业化远比中国医院的商业化要深、要全面，但他们却少有我们所遇见的丑恶现象。如果一家哪怕是私人开的乡村小医院出现了“代病人卖药”即“多开贱收”的现象，那么这所小医院肯定会被迫关门。
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律，并将这种自律视为一种使命，种种坑人、害人的事情就会不绝于耳。没有一个相当完善的舆论监督环境，医院的一些丑恶现象还会继续向大范围扩展。
从浙江《青年时报》2003年的一篇报导政协听证会的情况来看，中国医疗行业的一些情况令人堪忧。新闻报导的题目是“医疗乱收费听证会上群情沸腾”。为什么要群情沸腾？因为“无论中外，对医药工作者都有很高的职业道德要求，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生命。”
报导说：
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重复检查、收费账目不清、小病大治、医药处方往外带、药价虚高等。所有这些都可能归结为一句话，即弄虚作假以牟私利。医药是最不该也最不能糊弄的科学，在中国传统中，做医生叫“悬壶济世”，知识分子倘有可能济世，不妨“良相医国”，如遇浊世或乱世，报国无门，更好的选择便是从医，这就是所谓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从听证会上反映的问题来看，弄虚作假一般来说尚未到草菅人命的程度，多是以病人生命与健康来牟利的行为，但这无疑已落到医生这个职业必备的道德底线之下。
问题在于，为什么类似情况的存在会相当普遍？除转轨时期社会价值观普遍失落之外，还得从制度上来找原因。眼下主要靠行政手段实施对医药行业的监管，存在着低效甚至失范的危险，非改革不能济事，只有存在充分竞争的医药市场，才可能把药价真正降下来。但仅仅把医院推向市场，恐怕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类似听证会这样把问题摊开来的社会监督无疑十分必要，它不只是一种道德拷问，还会影响那些有不道德行为的相关单位的道德抉择。
不做缺德事情不做假账，维系职业伦理
不做假账，维系职业伦理
比安然事件更早一些的巴林银行事件更让业界震惊，从而把这一个外界看来内部人员一定是循规蹈矩的行业的职业道德面纱扯了下来。巴林银行事件所表明的是：一个身居要职的职业经理要是丧失了职业道德将有多么可怕，一个创建了230年的金融品牌就这样毁于一旦。
2001年4月16日，当时的国务院朱总理在给国家会计学院题写校训时，题到：“不做假账。”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身为一国总理，却对会计学院提了这么低的要求呢？为什么他不写：“向ＡＡＡ会计标准挺进”或“与国际会计制度接轨”呢？但从中可见，“做假账”这种违背职业道德的会计行为，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再后来，复旦大学教授李若山在网上发表文章时，讲了道德的社会学性质，特别是执业者个人的道德责任。
李若山就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谈到：
当前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问题主要不是出现在技术上，而是出现在职业道德方面，审计过程中需要很多主观判断，比如审计抽样的范围、对客户内部控制的评价和对存货抽查范围的大小等，这些仅仅依靠技术层面的东西是解决不了的。
国内目前的情况与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一样，当时美国注册会计师的威信降到最低点。没有人相信他们，审计报告没有人看。在这种情况下，业界都在讨论技术措施是不是惟一的出路。结果发现，你不可能投入无限的成本，也做不到十全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