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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轻时代所经历的浴血奋战像无法忘记的梦一样，时时浮现在眼前。我总想把它拉回来，哪怕拉住一会儿，看看那时候，在艰苦岁月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事业的忠诚，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那种为保护战友而牺牲自己的高尚品德，那种在党领导下的凝聚力，那种团结奋战互相掩护互相支援的战友之情。但我无力拉回历史，更无力让时间像电影一样回放。
深秋的一天，我为寻找当年平津战役中3师1连的3排长刘春，乘长途汽车来到滦河岸边的小镇。饭馆里熙熙攘攘，都是过路的商人、小贩、农民。我找个位子坐下，要了碗米饭和一盘菜，边吃边问服务员：“这里有个叫柳庄的村吗？”
“没有柳庄，有个刘庄。要上刘庄不远，一里多路。”
我问：“住在刘庄都姓刘吗？”
“都姓刘，没外姓。”
我离开小饭铺，走上滦河大堤。
深秋，灰蓝的天空浮着几条白色淡云，滦河两岸紫色的芦花已经泛白了，被秋风摇晃着犹如海上的浪花。站在滦河大堤上，我仿佛又看见两岸上的那片灯海。平津大战后，群众在部队中找他们参战的亲人。人们高举着各种形状的灯笼，灯笼上写着被找人的名字。在急行军队伍两侧，老人、妇女、孩子高喊着灯笼上的名字，有的人举着灯笼随着部队奔跑，在奔跑中呼叫着亲人的名字。在一片喊叫声中可辨别出：“有往张庄捎信的没有？”
“刘贵，妈妈来找你，你在哪儿？”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在哭喊。
……
这片灯海犹如夜空中的星星，星星没有把滦河照亮，灯海却照亮了滦河；照亮了夜空。这片喊声震撼着夜空，震撼着滦河的两岸；滦河的水被寒风凝固着……
我被那片灯海吸引住了，站在滦河岸边，望着两岸那片灯海，望着高举灯笼的人群，特别是他们找亲人的那片喊声，使我的心在震撼，在颤抖，一股酸楚楚的热流涌上我心头。我不是同情，我是想起刚刚过去的那场惨烈战争。
部队急行军通过浮桥，一位年迈的老大爷，踉踉跄跄地走到急行军的队伍身边问：“刘春是我孙子，你们认识不？” 没有人回答他那沙哑、急切的声音。顺着老人不断的呼唤声，我走过去：“老大爷……”老人抓住我的胳膊，急忙问道：“刘春是我的孙子，你认识不？”老人那抖动的手把一个姑娘拉到我面前，他断断续续地说：“我孙子……是1连的。”我还没有回答，围过来一群人争抢着问我，声音重叠交错，我无法听清楚。我把老大爷拉到一边，从老人的目光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为了找孙子，是在恳求我。老人问：“刘春……还……”老人急切地要知道孙子的安危，可他没有敢把话直接说出来，他既怕我回答，又急切地要知道孙子的情况。我被老人这种心情感染了，心里一阵难过，眼眶里充满泪水。刘春满身是血，还在和敌人拼刺刀，他精神失常了，可怎么能告诉老人呢？我想安慰老人，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我扶住老人沉默了，稳定了一下心绪，强笑着说：“我认识刘春，他已经过去了。他是1连3排长，他很好，您放心吧。”我知道这是我编造出来的谎言。可不这样我又怎么说呢？
老人一听刘春过去了，失望地哭了。
“来……晚啦！”老人那沙哑、颤抖的声音里，不知含着多少失望和悲伤。他指着那姑娘对我说：“这是我孙子媳妇，刚过门刘春就走啦，想让他们见见面，来……晚……啦！”
我不知是被老人的眼泪感染，还是感情和老人融会在一起，劝道：“您回去吧，我告诉刘春。”当我转身时，听到老人那哽咽的哭声：“我……看不着春了。”这声音撞击着我的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耳边久久回荡。
我离开老人，没有走几步又看见一个小男孩，他也举着灯笼站在土坡上，他没有戴帽子，不时地用手捂着被寒风吹疼的耳朵，他在哭泣。我过去问他：“你找谁？”他没有说话，哭得更厉害了。我在想，在这场激战中，他爸爸还在吗？是过去了还是倒在血泊中？孩子在等待他爸爸。我望着孩子沉默了好久，我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我问他：“你怎么不戴帽子？”
孩子没有回答。
“孩子，你回去吧，你爸爸可能过去了。”孩子没有回去，当我离开时，孩子还在那里站着，他在等着他的爸爸……
在寻找亲人的那片灯海中；不知有多少人再也呼唤不回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长眠在大地上，他们的坟头将随着不断逝去的岁月，被秋天的风、夏天的雨荡为平地。可那亲人的呼唤声却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的上空，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在人们心里。
我来到刘庄，看到破旧的草房前蹲着几位老人在聊天，我刚要过去问，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跑来，她胸前别着个奖章。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在战斗中有特殊贡献的，一次立三大功才荣获的毛泽东奖章。
我问：“小姑娘，你姓什么？”
“姓刘。”小姑娘说完就跑了。
蹲在房前聊天的一位老大爷，从嘴里拔出烟袋问我：“找谁家？”
我走过去说：“40年前有个复员的排长，叫刘春。”
“刘春？”他望着对面的几位老人。
另一位老人问：“刘春，是不是疯了的那个？他是复员的。”
“对，他还在吗？”
“早死啦。”
我蹲在老人身边，问：“他是怎么死的？”
另一个老人说：“他打部队回来就是个半疯，听见响声就犯病，哪家孩子放个炮他也犯病，犯了病拿着棍子喊冲喊杀地乱跑。那天夜里下大雨，打了个大雷他犯病了，拿着棍子跑出去，喊着冲、喊着杀地一直跑到滦河里淹死了。”
“他家还有人吗？”
“有，他有个弟弟。”他问对面的老人：“他家那个老二大号叫啥来？”
“叫刘田。”老人指着说：“就住在前面那个院里。”
“谢谢您。”我顺着老人指的方向走进篱笆院，看到门框上有个长方形的小木牌，木牌被长年烟熏得和黑门框一样的颜色，木牌上的几道裂缝把“光荣军属”4个字扭曲地分开了。我站在门外：“家里有人吗？”
“谁呀？”出来一位妇女，看上去有50多岁了，她问我：“你找谁呀？”
“我是刘春的战友，听说他已经去世了，他是哪年去世的？”
“咳，30多年了。快屋里坐。”我随着妇女进了房屋，妇女急忙扫了扫炕：“快坐下，啥事呀？”
“刘春是我的老战友，我是来看看他，没想到他去世了。刘春是你什么人？”
“咳！”她长叹了一声，“是我丈夫。”
我想起来了：“你还记得吗？我们见过面，刘春的爷爷带着你到滦河边上去找刘春。”
“是呀，我哪敢认哪！他从部队回来就时常犯病，一犯病没白天没黑夜地拿着棍子，在村头喊冲喊杀的，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她嘴唇颤抖着，擦了把泪：“他拿着棍子跑到滦河淹死的。”
“没人救吗？”
“咳，有人救，黑灯瞎火的没救上来，第二天才把尸首捞上来。”
我问：“家里几口人？”
“4口人，儿子媳妇下地啦。”
“这小女孩是你什么人？”
“是我孙女。”
“她胸前戴的奖章是谁的？”
“是她爷爷刘春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奖章吗？”
“啥奖章？”
“这是毛泽东奖章，在战场上一次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才有。”
妇女没有感到奖章的珍贵，她“咳”了一声没有说话。她的这声“咳”含着多少她没有说出来的内容，我不知道。我很难过，用生命换来的最高荣誉，成了孩子的玩具……
她问我：“这还有用吗？”
我回答：“这是刘春同志的最高荣誉。”
“荣誉，荣誉是啥？”一丝使人难以理解的笑意挂在嘴边。
我怎么回答？我无法回答。因为荣誉对她来说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一个不实用的符号。
小女孩问我：“爷爷，你也有奖章吗？”我把孩子搂在怀里，告诉她：“我没有，你爷爷才有。你爷爷是战斗英雄。”
“他疯啦，这也是战斗英雄吗？”孩子的话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孩子的话撕碎，我控制不住，眼里含着没有流下来的泪。我看孩子把胸前的奖章摘下来，递给我说：“我不要了，给你吧。”我从孩子手里接过奖章，看着毛泽东奖章，那惨烈的战斗，那暴风雨般的枪声，那不间断的炮弹爆炸，震得大地在颤抖，战士们在血与火的风暴中，前仆后继。那是打锦州，那是辽西会战，那是天津的攻坚，那是衡宝战役的拼杀。那血，那满山坡的尸体，都呈现在奖章上。我无声地把毛泽东奖章递给孩子的奶奶。
她接过奖章看着，看着，滴滴眼泪滴在奖章上，她把奖章递给我说：“他死了30多年啦，你是他的战友，给你留个念想吧。”
我没有资格接这个毛泽东奖章，毛泽东奖章是战士的血和生命凝结的，我感到奖章是那么沉重。她看我没有接奖章，颤抖地说：“你带回去……”她哭了，再没有说下去。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看着她手里的奖章，默默地离开刘春同志的家，默默地走上滦河大堤。我望着滦河，滦河的水还是那么清澈、平静，偶尔水面上浮起微微涟漪。仿佛河水也在神思恍惚之中，回忆那片喊声，那片灯光……
第一章 男女学生从军记男女学生从军记（1）
1
学校组织学生到前线慰问演出，我们坐着大车拉着道具，走在雨裂里。雨裂是上百年雨水把高大的黄土山，冲雕成纵横交错、奇形怪状的沟壑，有的像把利剑，有的像牧童横卧，有的像凶神恶煞。这些被雨水劈开的裂缝宽窄不一，沟沟相通。陡峭的深沟有数丈高，沟宽两辆大车可并行。两个人隔着雨裂要相聚，别看近在咫尺，也要走十几里路才能碰到一起。坐在大车上只能望着一线蓝天，周围全是陡峭的绝壁。雨裂千姿百态，雄伟壮观，是大自然经过上百年上千年雕凿出来的作品。
我们还没有到前线，国民党93军在飞机配合下，已经开始向解放区——哈达进攻。敌强我弱，部队被迫战略转移，我们也跟着部队大踏步的“战略”后退。
我们22个不同年级的男女同学，集体参了军，脱下学生服换上棉军装。军装是深灰色的，虽然布纹粗糙，但穿上新军装特别高兴。团里的管理员找了一套最小号的棉军装给我，可穿上还是又肥又大，棉上衣过膝盖，棉裤拖着地。团长看我穿着又肥又大的棉衣实在不合体，笑着对管理员说：“找老乡给小苏改一改。”
管理员为难地说：“现在改来不及啦。”团长便让女分队长茵菏老大姐，把袖子和裤腿卷起来用针线缝上。高高卷起来的袖子，像两个白套袖，肥大的棉上衣像披在身上的斗篷，我拖着高卷的白裤腿走在部队的行列里。
文工团团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对我笑嘻嘻的，他虽然是我见到的部队里最高的官，但我没有惧怕的感觉，反倒感到亲切。团长为了“照顾”我们新参军的，把我们分散在各个分队里，由分队长领导我们。
入冬后，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跟着部队日夜急行军后撤。天气特别寒冷，风卷着雪在荒原上呼啸，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棉衣被寒风吹透了，上面挂着一层白霜，眉毛上凝结着冰凌，全身冻得颤抖。在大风雪中没有宿营地，无休止地走……
我们新参军的同学，困得在行军路上睡着了，有的同学掉在沟里，有的同学边走边睡离开队列，被人又拉回来。疲惫和饥饿，寒冷与困倦，已经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我在一次夜行军里，因睡着了两次掉进壕沟，有一次撞在前面人的枪上，把鼻子撞出了血我也没有醒。在夜行军中，领导为了照顾我们，从政治部拉来几匹马，让女同学和我们年龄小的骑。我没有骑过马，看着又高又大的马心里害怕，怕马尥蹶子把我摔下来。高头大马我上不去，团长和两个老同志把我连抬带推地扶上了马。我骑上马很紧张，手不知抓什么地方。牵马的饲养员一再对我说：“别睡着了，睡着了摔下来。”我更害怕了。在马上虽然能歇歇迈不动步的双腿，可马上更冷，冻得我全身颤抖。我想起了家里的温暖，想我的妈妈，在家暖暖的多好，何必受这个罪？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刚穿上军装的心情，完全不同了，那种穿上军装的兴奋情绪，再也没有了。累得我像滩泥似的没有支撑力，我忍受不了啦，在马上哭着哭着睡着了。牵马的饲养员不断推醒我，怕我从马上摔下来。
黑蒙蒙的天，飘着雪花。夜行军一个接一个，离家越来越远啦。同学们没有吃过这样的苦，都想家了。在行军的路上，有3个高年级同学，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逃跑了。
有一天上午，紧急集合，把我们同学们集中在场院里，军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部长来看望同学们。主任讲了不少革命道理，为什么要革命，要参军。讲完话后，保卫部长叫我们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何千。”
何千举起手：“到。”
“你跟我走。”
何千是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他被保卫部抓起来了。他一被抓，把我们的同学全镇住了。还听说抓了个老乡，因为老乡“同情”何千，要帮助他逃跑。何千同学一直关押在警卫营，在行军途中我还常常看见他。
第一章 男女学生从军记男女学生从军记（2）
2
经过半个月的行军，我们到了蒙山。蒙山是边陲的土城，三面是寸草不长的沙丘，一面是萨拉日娜河。萨拉日娜河的夏季两岸绿草如茵，河流像一条输血的大动脉，抚育着蒙山城。冬天的北风把沙土扬起，蒙山县城天昏地暗，被黄土弥漫着。冬季的萨拉日娜河一冻到底，城里的人们家家抬着冰块，化冰饮水。
我们住在一个破旧的戏园子里，戏园子没有人，也没有火。天下着大雪，冰凉的土炕上铺着厚厚的茅草。每天夜里都把我冻醒。天冷不愿起来小便，常常憋一夜，有时尿在炕上。分队长为了取暖生了个火盆，满屋烟雾缭绕，虽然呛得我又流眼泪又咳嗽，但总比冻着好。有一天夜里，烟把我呛醒，我抬头看火盆下的桌子着火了，我大喊：“着火啦！”人们起来披着衣服往外跑。团部命令今后不准生火盆。从此，这点热量也没有了。我们吃的是小米，小米里几乎一半是没去壳的谷子，含在嘴里像沙子粒。菜是一盆汤，汤里除了几片胡萝卜外，上面仅飘着几滴油星。每顿饭都是用菜汤把三四碗饭送下去。我每顿饭都得吃三四大碗，到晚上却还是饿得要命；饿也只好忍着。有时，我到炊事班找老班长要锅巴放在口袋里，等晚上饿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吃，吃起来虽然像牛筋，但特别香。现在想起来，任何糕点都没有锅巴好吃。
白天排节目，我除了唱歌外还打“霸王鞭”，是为蒙山党代会演出做准备的。
在蒙山生活十分艰苦。团领导号召老同志要关心、帮助新同志。为了调动每个同志的积极性，每个分队发个记功本，每天不管是分队长还是团员，只要看见有人做了积极的或消极的事，包括发牢骚、讲怪话，所谓的自由主义在内，都有责任记在本上，定期交给团部。团部根据本子的记载，进行表扬、批评。我受过表扬也受过批评。
戏园子的观众席，都是土坯和砖垒起来的。有一次，我看见比我们年龄大、参军比我早的张成给戏园子（排练场）观众席垒起了两块砖，我没有给他往本子上记，因为张成这个人平时我看他就不顺眼，摆老资格，歧视我们新参军的。他让我把他垒砖的事给他记在记功本上，我说：“我没有看见，我不记。”
“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给我记？”他看我个小体弱，过来要打我，正遇上我们分队的赵显，赵显批评了他，他不服气和赵显打起来了，把后台烧牛粪的炉子撞倒了，几乎起火。张成打不过赵显吃了亏，他拿起上刺刀的道具枪就追赵显，赵显吓得往团部跑，一边跑一边喊团长。团长为这事召开了大会，把张成关了禁闭，批评了赵显也批评了我。分队长问我：“张成垒砖你看见没有？”
“我没看见。”我心里想：我才不愿意给他记，垒两块砖也记在本上有什么意义？同学们都在私下议论，对这个记功本非常反感，搞得人人心烦意乱，名义是记功本，实质上是掌握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