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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被揭开只能到雍正逝世，而且这个过程还充满着神秘莫测的一连串细节。如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身体不适，在圆明园照常办公。第二天，雍正仍然在病中，乾隆及弟弘昼朝夕侍奉左右。同一天戌刻（19时~21时），病情加重，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至寝宫前。当雍正弥留之际，在已到了决定后事的时刻，张廷玉对鄂尔泰说雍正亲书的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张廷玉：《澄怀园自订年谱》，卷3，27页。。张廷玉说的应是雍正带在身边的那份密旨，因为雍正经常在圆明园办公，所以他在那里逝世时，就在圆明园中到处找，连总管太监也不知道放在何处。张廷玉提醒说：“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此旨。”不大一会儿总管太监按他说的线索，找到了用黄纸密封的锦匣，从匣中取出雍正十三年前“硃笔亲书”的密旨，由张廷玉在灯下宣读，就此命皇四子宝亲王为皇太子的秘密便初步揭开了。张廷玉：《澄怀园自订年谱》，卷3。然后由被命的皇太子乾隆，传达雍正的最后一道谕旨，着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清世宗实录》，卷159，20页。按此书所记载，揭开秘密等活动均在雍正“驾崩”之前。二十三日子刻（23时~次日1时）雍正逝世。乾隆趋至御榻前捧足大哭，王、大臣、近侍共同哀号，声震郊野。
由圆明园奉大行皇帝（雍正）还宫，仪式一如当年康熙逝世后由畅春园还宫的那种做法。首先部署内大臣海望和多罗履郡王允祹入城，到乾清宫做迎接的准备。由果亲王允礼亲自掌管紫禁城的钥匙，公讷亲、内大臣常明为后护。在公丰盛额率领乾清门侍卫的严密保护下，由事实上已成为新皇帝的乾隆做前导，果亲王允礼、亲王允祕、和亲王弘昼、大学士张廷玉等随行，扶大行皇帝黄舆返回宫中。庄亲王允禄保护皇太后及宫眷稍后返宫。弘瞻因年幼，留在圆明园，派显亲王衍潢带散秩大臣二人在园照看。就这样带着不停的哭声，一行人从圆明园向皇宫进发。
乾隆在寅刻（早3时~5时）进宫，在乾清宫内，正式由内侍将雍正元年缄藏在“正大光明”匾后的封函，恭恭敬敬地取下，捧到乾隆眼前。这是进一步核实决定由谁做雍正继承人，登基为皇帝的大事，而且为了做到名正言顺，乾隆这时有恃无恐提出等待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原任大学士鄂尔泰齐入，始启封。当开封一看，乾隆的原名在上，跪着阅视的乾隆见到死去父亲的御笔，更加抑制不住悲痛，伏地大哭。庄亲王允禄等百般劝说应当止哀。密立皇储这件事到此算是完全揭开，乾隆从雍正即位就被暗中确定为皇太子，历十三年没有改变，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空前仅有的，雍正首创，而且成功了。《清高宗实录》，卷1，8页。以此书所载与《清世宗实录》比较，雍正的密旨两份，分别在圆明园与乾清宫内两次被揭开。但两书各记一次，实际既然有两份，说两次揭密也是合理的。
十三年的秘密被揭开之后，又遵照雍正的遗命，宣读他的一道诏书。在这份遗诏中，再一次提出立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遗诏宣读完毕，大行皇帝的黄舆进宫，乾隆跪在隆宗门外，亲扶黄舆安放于乾清宫。命履郡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公纳穆图、内大臣海望、尚书徐本、都统溥鼐、侍郎普泰、杨汝谷办理丧仪。
地位名分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乾隆首先向总理事务王大臣提出的是他本人已遵皇考遗命“继承大统”，他的生母如何尊称需按典礼察奏，经过议论，决定尊称为皇太后。接着是乾隆本人的元妃，一时不敢即称为后，向皇太后请示再三，便正式称皇后了。进而根据康熙逝世时的丧仪大礼记注，向西北两路军营及苗疆军营颁发遗诏。再一步骤是，大行皇帝成殓举哀。为此按满族风俗，乾隆剪了发，皇太后、皇后、妃嫔等俱剪发成服。自亲王以下，文武百官，公主、福晋、侍卫妻室以上及包衣佐领等男妇，都齐集一起，内廷王等福晋在内廷齐集，成服，举哀。申刻（15时~17时）大行皇帝大殓，乾隆在能目睹父亲最后面容的时刻，痛哭失声，捶胸顿足，再像活着时那样，侍候饮食一天。从此乾隆滴水不进，群臣伏地环跪，恳请节哀。乾隆悲不自胜，左右受到感动跟着哭泣，个个不敢仰视乾隆。从此就以乾清宫南廊读书的地方为临时住处，席地寝苫，朝夕至梓宫前二次上香，三次供膳。从二十四日起，乾隆每天还要到乾清宫东暖阁向皇太后问安。又对其他皇亲国戚、文武官员的祭奠活动均做了适当安排。
国家政务，乾隆也逐渐着手主持，特别提出外省文武大臣现有具本具折者，既系陈奏雍正之事，即乾隆今日应办之事，如听到雍正逝世而将奏折中途赶回，另行更改；或已到京撤回不进者，一经查出，定行从重治罪。凡乾隆所下谕旨，内阁照旧例缮写进呈。对内监等的要求是尽心竭力侍奉皇太后，凡国家政事不许闻风妄行传说。二十八日，由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乾隆批准，定于九月初三日吉期即位，建号明年为乾隆元年。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按事先选定的时间，乾隆正式即皇帝位。登基大典在太和殿举行。那天黎明，大驾卤簿全设，各官齐集于朝。乾隆先是素服，到雍正梓宫前行九拜礼。从乾清宫左门出，更礼服，奉皇太后至永寿宫，行九拜礼。出来到中和殿，接受内大臣、执事官行礼。再到太和殿，即皇帝位，升御座。王以下文武各官，朝鲜等国使臣进表，行庆贺礼。不宣表，不作乐，仪颁诏书以示天下。诏书的内容和前几代皇帝这时所颁诏书雷同，先从太祖、太宗“受天眷命”说起，略述世祖“统一万邦”，圣祖“享祚久长”，转到皇考大行皇帝“御宇十三年”，再说到“属于藐躬”，钦遵成命，于九月三日，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乾隆元年。接着宣告“丕布新恩”，条例二十六项。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大清会典》，卷27，《登基典》。至此，乾隆完成了一切礼仪，代替雍正而成为大清的新皇帝了。在他个人来说，一个六十年全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漫长生涯，迈出了第一步。对雍正个人的后事安排是，八月二十七日颁发其遗诏于天下；九月十一日恭移其梓宫于雍和宫；十一月十二日上其尊谥“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葬泰陵（今称清西陵，地在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处）。
初政布新新皇登基：矛盾丛集（1）
乾隆登上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道路，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到他为止，所有的清朝皇帝还没有一人像他那样，平平安安度过二十多年的皇孙王子和一朝十三年不变的密立储君生活。但是，列祖列宗遗留给乾隆的是一个既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而又矛盾丛生、暗伏危机的大帝国。清王朝自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崛起辽东，统一东北，到顺治即位伊始，多尔衮统兵入关，统一寰宇，确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始终以昂扬奋进的态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顺治十八年（1661年）世祖福临二十四岁去世时，当时中国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南明政权及清朝三股政治力量，经过激烈角逐，清朝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玄烨亲政以后，清除鳌拜守旧势力，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停止圈地。用靳辅等治理黄河，减轻水患，保证大运河的畅通。开博学鸿词科、明史馆，编纂《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书籍并提倡程朱理学，发展文化，加强思想规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法令，规定人丁税据户籍册上现有人数为准，借以保证赋税收入。尤其是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结束郑氏政权，解除海禁；驱逐盘踞东北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派索额图等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遏制了沙俄对华侵略的野心；三次派兵镇压准噶尔部首领勾结沙俄发动的叛乱，粉碎了其妄想吞并喀尔喀蒙古、内蒙古、西藏等地的野心，所有这些都为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世宗胤禛继位之后，针对康熙晚年大臣结党营私，地方官贪污盛行，宣布三年内消补钱粮亏空，设立会考府稽核财赋，严行退赃，减除绅衿滥免差徭之弊，以整顿财政与吏治；在全国推行摊丁入地，耗羡归公和官给养廉银制度；下令解除乐籍、惰民、世仆、旦民、丐户的贱籍，与良民一视同仁；兴修水利，大力垦荒、劝农。增设八旗养育兵额，试图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于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设驻藏大臣，与沙俄订立《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确立两国北段边界，抵制外国宗教侵略，建立秘密奏折制度和储位制度，使大清帝国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
然而经过上百年历程的大清帝国，也潜伏着各种社会矛盾，使一代统治面临重重困难。矛盾丛集，这表现在：
首先，为政过严。康熙晚年有些过宽，宗室王公结党营私，吏治废弛，贪污成风，积弊不得解决。雍正上台，着力整饬，事必躬亲，勤于政务，雷厉风行，甚至大开杀戒，铲除政敌，即使留下骂名也在所不惜。短短十几年政风为之一变，的确对康熙晚年的颓废有所纠正。但是，由于过分严厉，不择手段，带来的问题很多。康熙末年诸皇子争位，拉帮结党，势同水火，雍正继位后，参与争位的允禩、允等并不服输。允被从西北召回奔丧，见到新君不表示祝贺。雍正指派他去守护景陵，实际是把他看押起来。允禟被发往西宁军前效力，到了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即落入年羹尧部下监视之中。雍正元年，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京师拜谒圣祖灵柩，不久病死，允遂受命护送其灵龛返回喀尔喀。允不愿离京，行至张家口不肯再走，结果被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囚禁。二年，废太子允礽死于囚所，允禔继续禁锢，四年正月，雍正发布上谕，指斥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清世宗实录》，卷40，14页。。将其削除宗籍，圈禁高墙。不久又改允禩名为阿其那，允禟名为塞思黑，当年二人相继死于囚所，显然是人为所致。八年又借口允祉参加怡亲王丧礼不举哀，将其囚禁。解决政敌手段如此毒辣，所以留下“弑兄屠弟”的恶名。屡兴大狱、株连过多，造成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离心离德。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康熙末年帮助雍正掌握清部署在西北的重兵，牵制允，为其顺利继位起了关键作用。雍正初年羹尧又迅速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发动的叛乱，成为当时最受宠信的封疆大吏。但他以功臣自居，擅作威福，贪污纳贿，横行不法，结果被罗织九十二款大罪抄家赐死，同案被株连的有胡期恒、金启勋、边正烈、彭振义、刘世奇、张泰基、黄起宪、武正安、周仲举、郎廷槐、白讷、常玺、朱炯、赵成、阮阳璟、黄焜、张适、李世倬、彭耀祖、杨廷柏、张梅、王希曾、周文泽、靳树榛、梁奕鸿、马灼、王持权、金式训、靳光祚、高世禄、董正坤、魏世璜、杨书、葛继孔、李继泰、赵健、许启盛、刘子正、严世杰、金德蔚、周元勋、王国正、杨文斌、崔鸿图、张纯、周仁举、年悦、王景灏、王嵩、宋师曾、王允猷、汪景祺、邹鲁，净一道人，田帝育等。王钟翰：《清史杂考》，160页。后来处理隆科多、允禩、允禟等大案中，无不顺藤摸瓜，肆意株连，且往往抄没家产，弄得人人提心吊胆，以致当年遗恨难平。
其次，打击“科甲朋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往往结成师生关系，常有互相包庇之事。河南总督田文镜是监生出身，并不尊重科甲出身官员，于雍正三年（1725年）接连参奏属下官员黄振国、张玢、邵言纶、汪四人，这四人恰好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次年，李绂由广西调为直隶总督，路过河南，面责田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回京后即参奏田文镜。田文镜则反奏李绂也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包庇同年。雍正接到田文镜奏折后，即怀疑李绂等人是“科甲朋党”，将李降调为奉天府尹。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102～105页。不久，谢济世又参劾田文镜，雍正说他“公然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后来谢济世承认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所为。雍正得知后，认为科甲朋党不得了，毅然将李绂、蔡珽逮捕入狱，并开始有计划打击科甲出身官员，甚至连历来由科甲出身担任的给事中、御史和吏部司官，规定不必如此限制，而师生做官一地则要回避。结果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威信扫地。《清史列传？李绂传》，卷15。此外，雍正还利用文字狱来打击知识分子结党。如汪景祺写了《西征随笔》，其中有“功臣不可为论”，被认为是替年羹尧翻案。钱名世赋诗要为年羹尧树平藏碑，于是成了“名教罪人”。陆生楠写《通鉴论》，主张分封制，罪行是“党援诸王”。查嗣庭出试题，“维民所止”，被认为意在砍雍正之头。曾静、张熙游说岳钟琪谋反，目的在于“反清排满”，追究结果，却是受诸阿哥党羽的迷惑。雍正打击科甲朋党和大兴文字狱，严惩官吏和知识分子，不准依附权门、朋党勾结、非议朝政，而且处分极其严厉，不仅案犯本人被处死，又株连其家属。曾静反清思想是因为读吕留良著作而产生，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示，吕的另一儿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被斩首。此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有的斩首，有的充军，有的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给予功臣家为奴。致使清政府与科甲官员的关系极度紧张，矛盾长期不得解决。
初政布新新皇登基：矛盾丛集（2）
第三，虚报开垦。雍正在位时很看重农业，注意兴修水利，关心粮食价格，经常强调“重农务本”。但他却急于求成，喜欢立竿见影的效果。其突出表现就是垦荒问题。他一再声称：“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谕令全国地方官切实力行，把开垦荒地多寡作为能否升官的标准。“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地亩多者，准令议叙。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亩多者，亦准议叙。”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6，《户部？田赋？开垦一》。因此，各地方官把开垦作为自己升官晋级的捷径，纷纷以少报多，以致每年都有督抚开垦大量荒地的纪录，其中以河南巡抚田文镜为最，“文镜希上指，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辟荒田，期会促迫，诸州县稍不中程，谴谪立至”。在雍正元年至八年的时间里，河南一省竟新辟荒地五百多万亩，这个数字本来值得怀疑，雍正却完全相反，把田文镜树为全国的“督抚楷模”，由正蓝旗抬入正黄旗。迫使田文镜报喜不报忧，后来河南发生大水灾，老百姓背井离乡，田文镜还说河南虽被水淹，但实际并没成灾，百姓踊跃交租，请仍“照额定兑”《清史稿？田文镜传》，卷294。。严饬开垦的后果竟是“借开垦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弊政”。遗留的社会矛盾是极其深刻和非常尖锐的，雍正偏袒田文镜，责其后任王士俊，却也不得不承队，河南地方人民先后遭督臣苛政，其情可怜。直到乾隆初年，此地百姓还在怨恨那位田文镜。《清史列传？田文镜传》，卷13。
第四，准部、苗疆叛服无常。雍正年间一直把征服准噶尔叛乱作为军政大事，为此成立了军机处，解决用兵问题，但直到晚年并未彻底解决。乾隆在即位前亲与其役，深切了解其中症结所在。雍正十三年四月，办理军机大臣议奏，北路军营官兵从新派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丁内，选留两万名，分驻各形胜之地，其余尽行撤回。鄂尔坤等处将去年更换的绿旗兵丁八百名，仍留之种地。雍正对此奏请基本同意，但仍表示不放心，提出要北路两万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