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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内乱，急忙补救，不仅亲自撰文致祭，还厚殓苏茂，并优待家眷。然而后果还是出现了。
郑成功处死苏茂后，即派黄梧和苏茂的族弟苏明镇守海澄县。黄梧因思自己揭阳之役牵连受责，目睹郑成功之苛责重罚，便心怀二心，遂邀后冲镇副将苏明一同降清。苏明正为兄长苏茂被枉杀而怒气难平，闻听黄梧所言，正是“固所愿，不敢请尔”，欣然应从。1656年（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夜间，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将官八十余员，兵丁一千七百余名投降，将海澄献与清廷。海澄之失，给了郑成功沉重的打击，不仅失去重要据点，而且损失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杨英《先王实录》叙述说，郑成功在得知黄梧等人献城降清，急忙亲自率部前往收取，却挽救不及，只得痛心地叹息道：“吾意海澄城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如此悖负？后将如何用人？”
黄梧投降清廷，让负责征讨郑成功的定远大将军济度和即将上任的浙闽总督李率泰兴奋不已。因为在这年的三月，济度统兵攻打厦门、金门，不仅未能攻克，反而损船折兵。沮丧之时，黄梧来降，使之不费吹灰之力即夺得了清军屡攻不下的海澄，这无疑成了他们的一大功绩。于是济度和李率泰联名上奏皇帝，建议封黄梧为海澄公。顺治接到济度等人的奏折后，也十分高兴，随即下旨重赏黄梧。八月十七日，清廷封黄梧为海澄公。
黄梧降清，对施琅来说不啻为一大转机。据《清史稿•；黄梧传》记载，黄梧降清后，还未等到海澄公的官印送达，就急忙修书给总督李率泰，大力举荐施琅。他在给李率泰的信中写道：“施琅者，仇贼甚深，知彼知己，胸有成算。其输款本朝已久，一出受事，即着微劳，且智能无比，忠诚素矢。宜假以事权，俾尽展所长，与梧戮力驰驱，必能剪除海孽。”在黄梧看来，郑成功时而移师海上，时而登岸攻击，往来行踪不定，欲消灭之，非熟悉情形者不能。施琅对郑成功充满仇恨，对朝廷忠诚不二，施琅不仅知彼知己，而且才智超群，如能启用施琅，和他一起为朝廷效力，定能剪除郑军，安宁海疆。
正是由于有黄梧推荐于前，济度、李率泰保举于后，施琅才改变了其“郁郁不得志”的命运，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施琅被任命为同安副将，命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这位卓尔不凡之人。施琅开始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此后在与郑军的斗争中，施琅逐步获得清廷的信任，最终获得专征台湾之权，并一举平定台湾。施琅与郑成功不共戴天，因而殚精竭虑，矢志谋求报仇，直至灭掉郑氏方才甘心，现得清廷重用，郑成功最为担心之事已经不可避免。
黄梧降清，不仅使郑军丧失了海澄这一重要据点，而且又使郑军多了一个劲敌。黄梧而后又向清廷献“平海五策”，提出迁地禁海以困郑军，得到清廷的支持。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即颁布了“禁海令”，并派兵部尚书苏纳海到福建推动，致使郑军遭受沉重打击。有后人评说：“黄梧密陈平海之策，气死成功逼困郑经”。黄梧之降，直接起因是苏茂被斩，实则乃为郑成功与施琅冲突所致，是施、郑冲突所诱发的“后遗症”。郑成功为他所犯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再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施琅在担任同安副将之初，并未拥有多大的职权，尽管只是跟随在济度、李率泰的标下效力，听从他们的调遣，但毕竟开始迈出了通往成功道路的第一步。
郑成功率军进逼福州，济度遣军驰援时，副将施琅被任先锋。施琅终于得到了一次与郑军直接交战的机会，可惜尚未抵达，郑军闻清兵来援，即撤军至闽安镇、罗星镇。之后，施琅开始利用自己过去在郑军中的威信，对郑军将领进行招抚和劝降，颇见成效。
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李率泰督清军攻闽安镇和罗星镇，施琅再次为先锋，率队前往作战。这两个地方是扼守福建省城福州的门户和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郑军筑城镇守。战斗从八日开始，十日，闽安镇被攻克。郑成功闻讯后，即率兵来援，郑军护卫前镇陈斌死守罗星镇，以待援兵。为赶在郑成功来援之前攻下罗星镇，施琅修书陈斌，劝其归降。陈斌率部困守四天之后，见援兵迟迟未至，又突围不成，遂率众而降。郑成功率军行于途中，得知陈斌已降，只得回师厦门。
据彭孙贻《靖海志》记载：“时施琅归清，为同安城守，在总督（李率泰）军前，使人招降陈斌。麾下兵皆欲降，斌遂降，后说李率泰，尽杀之南台桥，凡五百人。”李率泰听从了施琅的建议后，决定斩杀这批投军。施琅之劝杀陈斌，显然与施、陈之间的宿怨有关。顺治七年（1650年）六月，施琅因潮州一役浮桥不克而与陈斌结怨，七月，陈斌率兵逃走，不久后降清。顺治十二年，他又反清再归郑成功，被郑成功授为护卫前镇。陈斌当年出走，使郑成功怨恨并猜忌施琅，加速了施、郑关系的决裂。如此宿怨对施琅来说是不可能消除的。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杀施琅父弟至今，已经整整六年，仇恨的火焰时刻在灼烤着施琅的心，复仇的情绪却无从宣泄。施琅在招降陈斌后，趁机劝说李率泰杀掉陈斌，一方面是报复陈斌，泄心头之愤，另一方面是以显自己与郑军势不两立、一心事清的决心。
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4）
一般来说，处死降将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其实，陈斌被处斩与作为这次战斗的最高首领李率泰有直接关系，弑陈斌以泄心头之愤不是他一时冲动。前一时期，由于郑军攻占了浙江沿海地区，身为浙闽总督的李率泰自然受到顺治皇帝处罚，罚俸半年。此番陈斌率部顽强抵抗四天，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后才被迫投降，令清军付出巨大代价，这更让李率泰大为恼火。因此，施琅提出杀尽陈斌等郑军将士，正合李率泰之意，于是一场杀戮开始了。据《台湾外纪》记载，“总兵施琅遣人招斌。斌率卢谦等投诚，全师至福州。（率）泰令大厅按册内花名领赏，五人一队，从东辕门入，由西辕门出，即收其器械，枭首有千余人。”将陈斌、卢谦也一并杀之。
此事充分反映出施琅恩怨分明、睚眦必报，这种极端的表现难免私愤色彩。这样的个性也使他很难在选拔和使用人才方面做到惟才是举，一视同仁。那些令他心怀芥蒂而颇有才干的人难得真正重用。
经此一役，施琅恶气尽出，又使清军在郑成功回援之前即夺取了罗星塔，自然劳苦功高，被实授为同安副将，领军驻守同安，成为清廷派驻同安的最高将领。郑成功的抗清基地厦门，与同安相近，而被郑军占据的X（左氵右丙）州也与同安近在咫尺。施琅镇守一方，手握军权，这既表明清廷对他的信任，也使施琅有了直接与郑军交锋的机会。
施琅利用自己过去在郑军中的影响，大力实施招抚策略，果然在同安前线屡试不爽，不断有郑军将士应施琅之召来降。《襄壮公传》中记载：“公（施琅）运方略捍御，前后擒其骁将十数辈，所招降万人。贼由是气夺，而濒海获稍安焉。”
虽然施琅使郑成功连失海澄、闽安两个要地，但郑军力量尚未受到严重削弱。郑成功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北伐。在他看来，南京曾为明朝开国京城，第一个南明政权也定都于此，攻下南京并收复长江中下游各地，即可获得半壁江山，复兴大业也将由现在的出没海岛之间，转移到龙盘虎踞的石头城，明清相峙的局面也将大为改观。这就是郑成功等人发动长江战役的基本战略意图。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郑成功命各镇舟师回厦门，在厦门港筑演武亭，精选良将锐卒，整编大军，训练营伍，筹集粮饷，准备大举进攻江南。五月十三日，郑成功留黄廷、洪旭、郑泰等镇守厦门，自率甘辉等部北征，举兵攻入浙江沿海，准备入长江，不幸在海上遇到飓风，沉舟舰五十艘，漂没官兵八千人，覆舟丧师，被迫撤退回厦门。但郑成功并未气馁，又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六月，亲率十七万水陆大军，兵分八十三营，开始第二次北伐。郑军在崇明岛登陆，一路势如破竹，各地官兵纷纷闻风而降。七月战至焦山，破瓜州，接着攻克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围困南京。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朝野，顺治甚至准备御驾亲征，对郑军进行镇压。
然而，郑成功却没能抓住时机迅速攻取南京。瓜州、镇江两战大捷以及大批州县望风来附，使郑成功陶醉于眼前的胜利，认为南京指日可待，不费吹灰之力。此时，清军总督琅廷佐困守南京城内，无力抵抗，假意愿和郑成功谈判投降，郑成功误以为真，竟拖延了两个月之久，没有及时以全力攻取南京。统率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影响到整个部队的状态，大军久囤兵于坚城之下，将士们多以为大功即将告成，整日无所事事，竟遨游江上，日夜饮酒作乐，意志亦渐渐松弛。清将梁化凤趁郑军战斗力涣散之机，率兵从南京城内突然出击，郑军毫无戒备，全军大乱，纷纷溃退，郑成功的骁将甘辉被俘而亡。清军乘势大举反攻，郑成功立脚不住，仓卒退出长江，返回厦门。
郑军北伐失败，陆军损失近半，仅将领就战死数十人。回到厦门，郑成功认真总结北伐失利的经验教训，正待重整旗鼓，清军已尾随追击而至。为保存实力，郑成功一面调兵遣将，整编操练将士，一面征集粮饷，修造船只，制造武器弹药等，严阵以待。
在郑军北伐时，施琅趁厦门兵力空虚之机，多次主动出击，与留守厦门的黄廷交战，屡获战功。据《明清史料》福建巡抚刘汉祚上奏的《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所述，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被施琅多次袭击而损兵折将的黄廷，抑制不住心中的恼怒，率二千余名郑军士兵，乘战船从小崎登陆。黄廷将大队人马埋伏于小崎，然后分兵一支直接进入同安，行诱敌之计。施琅识破了黄廷的计策，于是将计就计，先派兵百余名前去骚扰，缠住黄廷的主力部队，自己则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小股郑军，之后立即前去增援攻打小崎的部队，对郑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施琅因父亡弟殒而积攒了数年的怨气，在对郑军的拼杀中迸发出来，他杀入阵中，猛不可当。黄廷不觉心胆俱寒，不敢与之交锋，急忙下令退兵。施琅率军乘胜追杀，直抵海岸。郑军见形势急迫，争相上船逃命，慌乱中两船翻覆，船上郑军士兵尽皆淹死。这一战施琅大获全胜，斩杀无数，并缴获许多武器装备。
施琅在郑军中曾与两个人不睦，一个是陈斌，另一个就是黄廷。顺治八年，施琅与黄廷曾为部下兵丁的争吵而发生矛盾，并因此加深了郑成功对施琅的不满，后黄廷又奉郑成功之命，率兵包围施宅并将其逮捕。现今陈斌已死，施琅与黄廷分别驻守清、郑双方斗争的相邻阵地同安和厦门，并且均为主将，正所谓冤家路窄。黄廷愤施琅以前擒杀自己的部下官兵，不顾厦门因郑成功北伐而兵力空虚，竟亲自率兵上岸袭击同安，却又一次损兵折将，败于施琅之手。施琅凭其勇猛善战，屡败黄廷，既尽了同安副将之责，也泄了心中之恨。
施琅还利用郑军北上内部治军松懈之机，大事进行招抚活动，以瓦解郑军的力量，收效明显。据刘兴祚上奏的《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称，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二十一日，据同安副将施琅报：伪正兵镇左营都督佥事郭禄、游击陈昌、黄贤、伪援剿后镇副中军参将吴升、伪五军效用守备许壮、伪木武镇中军游击林胜，前来投诚。七月初二，又据施琅报称：招到伪副将王仕璋自中左携家眷，并都司王旭、家丁曾唐等共七名前来投诚，缴到伪怀远将军印一颗、伪总兵关防一颗、伪牌一张等情。……七月二十五日，又据施琅报：伪后提督下领班都司王兴国、伪援剿左镇右营下总班守备吕春，前来投诚。
郑成功北征失败，实力大损，被迫退回厦门。清政府决定乘胜追击，企图在郑军喘息未定之机，攻取厦门，一举消灭多年来的心头大患。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福建总督李率泰亲临沿海各地察看形势，施琅、黄梧陪同巡视同安、浔美等各进攻厦门的前沿阵地。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清宁南将军达素率兵至泉州，调集各路人马，催促船只，配备兵员，准备攻厦战役。
此时，西南抗清武装大势已去，郑军在进攻南京时又遭受惨败，整个抗清形势转入了低潮。郑成功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危急时刻，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为迎接清军对厦门的进攻做好了一切准备。
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1）
清军与郑军在厦门海域展开激战，不习海战的八旗军以惨败告终。清政府除继续“迁界禁海”对郑军进行经济封锁外，还实行招抚恩养的新的策略，以分化瓦解郑军。同时，清政府认识到必须加强水师建设，这给熟悉风潮水汛的施琅提供了再次晋升的机会。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三月初一，郑成功率领众将士在金门“祭江”，表达誓死收复台湾的决心。郑成功的这次远征，将使他的名字在史册上永放光辉。
由于南京一役清军大败郑军，便心生骄傲，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郑成功所损失的仅是陆军，而水师却毫发未伤，因而低估了郑军的力量，在战前单纯准备武力进攻，完全忽略了对郑军的招抚工作。郑成功攻南京严重受挫，将士伤亡惨重，这势必使郑军内部对坚持抗清产生消极影响，倘清廷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对郑军展开政治攻势，进行招抚，完全可能使郑军内部分化瓦解，更有利于武力进攻。然而，清军盲目乐观，认为此役即可重创郑军，海疆可就此安静，因而不仅在战术上不予重视，而且还放弃了对郑军实行剿抚并用的策略。清军在战略上的失误，客观上不但造成了郑军内部的稳定团结，而且还把郑军官兵逼向了破釜沉舟的绝境，反而令他们作战更加神勇。
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初八，清军布置进攻厦门：由福建总督李率泰、海澄公黄梧督率百艘大型兵船出海澄港到厦门；由安南将军达素、同安副将施琅统率小型兵船，从同安港横渡高崎到厦门。是日，官兵皆下船待发，约定初十进兵。
原本李率泰曾约广东碣石总兵苏利、饶平总兵吴六奇、南洋水师副将许龙率部赴闽，共同围攻厦门。吴六奇接信后，即会同两位将领整顿战船，统一旗帜颜色，准备出征。然而，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却以郑成功尚有战船在广东海面游弋为由，仍令三人驻守广东，后虽经吴六奇等人力争而得以入闽作战，但已延误了战机。当他们到达福建海面之时，厦门之战已结束两日了。吴六奇、苏利、许龙所辖之三镇清军，长期驻扎于沿海地区，是清军中仅有的较为熟悉海战之部队，而且已与郑军有过多次交锋，积累了与郑军作战的经验，他们未能参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清军的进攻力量，为清军惨败的原因之一。
清军在盲目乐观而又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厦门发动了进攻。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和江日升《台湾外纪》等诸多史籍均记叙了这场惨烈的海战。
初十，黄梧乘潮落率战船四百余艘出海门，乘风顺流进逼厦门，郑成功亲自督师迎战。此时郑军处于逆风，顶风逆流与清军交战，对郑军十分不利，但深谙水情的郑成功知道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待风势水流转向之时，优势就会在己一方。于是，郑成功令所有战船全都沉砣停泊，不得擅自起锚交战。清军船队则乘风顺流而至，对着郑军船队后面的陈尧策、周瑞指挥的两条战船猛烈开炮，战船被炸沉，船上郑军将士全部殉难。然而，清军见郑军其余的战船停泊不援，不觉生疑，担心中计，于是纷纷落帆停舵，远远地进行炮击。这个战术指挥上的失误，使清军丧失了乘风顺流的有利战机。郑成功见状大喜，为拖住清军，他下令全力用大炮进行还击。双方在海面上展开了炮战，一时间炮声轰轰，硝烟弥漫。战至近午，潮平风转，郑军一方变为乘风顺流。郑成功当即下令反攻，郑军战船拔锚而起，向清军战船冲去。黄梧到此时方才醒悟，但为时已晚。清军在长时间的炮战中并未占得上风，已呈疲惫之态，又处于逆风逆流，而且所率官兵多为不习海战之满族八旗士兵，他们“舍弓马长技”，而与郑军“争衡于舟楫波涛之间”，被杀得纷纷落水。双方激战正酣，郑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