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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八旗士兵，他们“舍弓马长技”，而与郑军“争衡于舟楫波涛之间”，被杀得纷纷落水。双方激战正酣，郑泰率五十只战船又加入战斗。原来镇守厦门的郑泰侦知广东清军并未参战，便派战船前来合击清军。郑军迅速确立了战斗优势，杀得清军大败，击沉战船十三艘。
有三艘清军战船逃至一小岛，郑军的战船蜂拥而至，将其团团围住，清军抽刀举箭，拒守于岸边。郑成功亲自赶到，派部将马信进行劝降。走投无路的清军只好放下武器投降，当夜这批已降兵将被溺毙于大海之中。关于此事，《台湾外纪》这样记载：“有船三只，见圭屿，欲拢岸。舵公不允，众疑有异心，杀之。登岸远望，乃海中孤屿，绝地也。欲再下船，成功船已蚊至，无奈抽矢出刀，据岸拒之。功见有四百余众，遣马信折箭为誓招之。诸人计穷，乃投刀矢降。后亦被成功溺于海。”
出海门一路的清军大败，高崎战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当时，奉郑成功之命防守五通、高崎的是右虎卫陈鹏。右虎卫是郑军精锐，其官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壮勇者，战斗力极强。不过，这年的四月，清军进攻厦门之前，陈鹏密通施琅，谋为内应。施琅将情况通报给李率泰，李率泰同意接受陈鹏的投降。陈鹏遂与施琅约定，当清军来攻时，鸣放空炮，以迎接施琅渡过五通，让清兵从高崎登陆。初十上午，施琅与达素所率同安一路清军驶至高崎，与郑军殿兵镇陈璋所率的水师狭路相逢，双方展开遭遇战。陈璋所部船少兵弱，抵敌不住，即引兵退走。清军遂从赤山坪登岸，陈鹏闻知清军将至，令所部勿动。此时防守高崎岛近海阵地的是郑军的右协陈蟒，而陈鹏事先却并未将决定降清之事告知陈蟒。陈蟒见清兵船只靠近岸边，纷纷弃船登岸，形势危急，不等陈鹏号令，便率兵便掩杀过去。清军见郑军冲来，误以为是迎接他们的，因此毫不防备，清军被杀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死伤一大片，仓皇而逃。陈蟒又下令用大炮对清军进行猛轰，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清兵死伤过半，近岸的海面上全都飘散着破碎的船只和清军士兵的尸体。这时，郑军殿兵镇陈璋汇合水师吴豪，率船赶来，截断了清军的退路，将清军团团包围，击沉船只十之八九。陈鹏对情势的变化措手不及，大感惊愕，待稍稍清醒之后，清军已是溃不成军。为了掩饰自己欲降清军之罪，亦率辖下将领林雄、刘雄、刘俊等率兵参与围攻。清兵被杀及淹死者不计其数，被俘三百余人，后均被郑军断手割耳放回。施琅抵敌不住，保护着达素，拼命杀出重围，退回同安港，达素随即率残部回福州。不久，郑成功查知陈鹏欲降清之过，遂将其逮捕，凌迟处死，祸及全家。
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2）
高崎战场同样遭受惨败，充分表明清军此次进攻厦门缺乏周密的部署和详尽的计划，显得盲目和冒失。陈鹏既已密通施琅，清军也接受其降附，理应派人与之详商接应清军登陆的计划，并预先制定好各种应付意外的具体措施。然而，迎接清军的却是不知情的陈蟒所部，致使清军一靠岸就遭到迎头痛击，这是高崎战场失败的关键原因。
清军此番大举攻厦，几乎全军覆没，一向在陆地上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终于领教了郑军水师的强大威力。从此之后，直至郑成功去世，清廷再也未曾议及进攻厦门。虽说清军这次失利的因素很多，但不习海战、不谙风汛潮汐，是其遭受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建立一支足以与郑成功相抗衡的水师，清廷认识到必须任用深悉海上作战之人，于是在厦门之战失利后不久，清廷即升任施琅为同安总兵。
由于施琅此役只是作为达素的副将参战，并没有实际的指挥权，他的活动在诸多史料中均只有寥寥数字，仅提及他随同达素率同安一路清军赴高崎。施琅熟悉风汛潮汐，精于海上作战，厦门惨败对他后来征战的战术和用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后来在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施琅率领清军攻取厦门、金门的战役时，特别注意与降军密切联络，以免重蹈覆辙。此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领兵征台时，所选用的将士皆为熟悉风汛水性的汉人；重视战略战术，经充分准备后才对澎湖的郑军发动进攻；讲究风向潮流的顺逆，待寻到乘风顺流的有利时机才与郑军决战；注意对郑军进行招抚，以分化和瓦解郑军的力量，终于兵不血刃收复台湾本岛。凡此种种固然是因施琅富有谋略，熟悉风汛水性，但与厦门海战所给予他的启示不无关系。
亲历攻厦之战惨败的施琅，悉心总结失败教训，深感清军不习水战实乃进攻厦门失败之根由。因此他一边加强防守，以防郑军乘胜进攻福建沿海地区，一边积极操练军队，以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开始考虑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水师队伍，以便与郑军抗衡，同时密切关注郑军的动向，注意情报搜集。施琅在耐心等待着清廷委以重任的时刻。
厦门一役，施琅的对手郑成功以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才能，布防严密，亲率水师迎击出海门进攻一路之清兵，并根据海上作战的特点，充分利用风汛制敌战术，将士戮力同心，抗敌英勇，击败清军的进攻，显示出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其以金、厦为中心的抗清根据地。然而，郑成功并未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在冷静分析了当下形势后，将目光投向了万顷波涛之中。这一次，郑成功极具战略远见的谋划将使他永垂青史。
郑成功所分析的形势无疑仍是严峻的。首先从全国的角度看，西南地区的抗清武装已基本失败，全国境内已无其他的反清武装能对清军起到牵制作用，在今后漫长的时期内，郑军将独立作战，面临清军的全力围剿；其次从眼前掌控的地区看，厦门离内陆太近，狭窄的海峡天险不足凭恃，一旦有失，则全军毫无退路可言。金、厦二岛，乃弹丸之地，可供回旋的余地太小，不但征取粮饷十分困难，就连安顿家属都存在问题。正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有“台湾孔子”之誉的沈光文在《台湾赋》中所说：“金门寸土，不足养兵；厦门丸城，奚堪生聚？”可见金、厦两地对图谋反清复明宏志的郑成功不具有战略意义；从地区的角度看更令郑成功发愁，那就是此时清廷已采纳黄梧的“平海五策”，在东南沿海实行“禁海”、“迁界”，从经济上对郑军进行封锁。因此，在击败进攻厦门的清军后，郑成功并未因胜利而稍有懈怠。清帝病逝，新帝继位，为郑成功赢得了时间，可以对未来的发展进行详细的规划和考虑。此时郑成功想到了另辟根据地，他将目光投向了父亲曾进行过大规模开发的富庶之地——宝岛台湾。
台湾，西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相望，距大陆最近处仅百余公里；东临太平洋，向北渡海可达日本，向南可通往东南亚、太平洋及印度洋各国，扼西太平洋航道之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各国的交通枢纽。台湾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也是中国海上交通要道。是东、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的必经之地，来自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必须通过这里，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般也要由此经过，素有海上咽喉、中国“七省藩篱”之称。台湾岛内湖泊、河流纵横交错，瀑布风采各异，景色秀丽，成为台湾宝贵的自然风光之一。台湾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因而森林资源丰富，植被茂盛，种类繁多，自然条件易于稻米生长，是天然粮仓。
有鉴于此，郑成功力排众议，正式提出收复台湾。当时的台湾为荷兰人所占。事实上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因此，收复台湾就是要直接对西方侵略者开战。台湾本岛地形东高西低，人口会聚西部，以“澎湖为门户，鹿角为咽喉”。郑成功根据敌情地形，确定了作战方案：首先收复澎湖，以此作为前进基地，然后乘涨潮之机，通过鹿耳门港，实施登陆，切断台湾城、赤嵌楼两地荷军的联系，分别予以围歼，最后收复台湾全岛。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初一，郑成功率领众将士在金门“祭江”，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率大军二万五千人人，分乘两百多艘战船，浩浩荡荡离开金门料罗湾，向澎湖出发。经过近一年的激战，郑军给了霸占台湾的荷兰人以致命的打击。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在台湾城外正式向郑成功呈上投降书，荷兰侵略者对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终告结束，台湾终于回归祖国。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对投降缴械的侵略者采取宽大政策，照顾他们的生活，并允许他们带走个人财产。揆一领着不足千人的残兵败将狼狈离开了台湾。此后，郑成功废除了荷兰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二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派重兵驻守，总称台湾为东都；为纪念故乡，又改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同时，郑成功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量垦荒，大陆民众也陆续迁往台湾，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他还推广铁犁牛耕等生产技术，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郑成功登岛后，对汉民和原住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颇受当地各族百姓拥戴。
收复台湾成为郑成功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事迹，夺取台湾后不久，永历皇帝朱由榔被杀，永历政权就此灰飞烟灭。郑成功也因内外交困，心力交瘁，于清康熙元年五月初八（1662年6月23日）病卒，时年三十九岁。郑成功一生短暂，但数百年来作为民族英雄受到海内外华人的无比尊敬。美国人詹姆斯•；戴维逊在其著作《台湾之过去与现在》中评价郑成功是“东方现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有“坚强的意志、如火的热诚”，以极强的能力统帅着手下的各方杂烩。这位光绪年间美国驻台总领事甚至认为，“他不残忍，至少与同时代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欧洲人比较”是这样。
历经波折 重新披挂上阵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3）
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由厦门的洪旭、黄廷等人拥立继位，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改称台湾为东宁。郑成功子郑经、孙郑克塽前后治理台湾二十一年。郑氏祖孙三代理台，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原住民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经过郑氏政权的经营，台湾摆脱了落后状况，社会进步，经济与大陆富庶地区齐肩，遂成为中国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屿。此系台湾史上一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期，史称“明郑时代”。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业绩，其重大意义在于驱逐了殖民侵略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确保了中国版图的完整性。台湾同胞为纪念郑成功，将郑经原在台湾创建的郑氏家庙称为“开台圣王庙”。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采纳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建议，将“开台圣王庙”扩建为“延平郡王祠”，列入国家祭典。
郑成功东渡驱逐荷兰人，占领台湾的根本动因是为了给反清复明寻找一个根据地。郑成功进攻南京遭到失败，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沿海一带的根据地丧失殆尽，几万大军龟缩于金、厦两个小岛上，清政府又实施海禁政策。可以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实为形势所迫。在此之前，郑成功与台湾岛上的荷兰人相互间进行过大量的贸易，郑家的私人船队也曾经一度控制东亚和南海的国际贸易，只是因为时事逼人，为建立一个长久稳固的抗清根据地，至少是找个让自己稳定的落脚之地，郑成功必须驱走荷兰入侵者，收复台湾，以完成匡复明朝汉室的大业。如果我们要求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动机必须是为祖国一统，驱逐外虏，要求对于处在绝地求生状态的郑成功具有我们今天意义下的祖国感念，否则就认为他行为的思想意义不高，显然是错误的。必须记住的一个历史事实是，郑成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夺回了台湾，此举对以后的中国意义重大。
清军厦门大败后不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病逝，顺治第三子、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年号康熙，朝政大权落入以鳌拜为首的四辅政大臣的手中。清廷陷入朝政更迭的纷繁事务，无暇顾及对郑成功采取军事行动，正值此时传来郑成功取台的消息。想到郑成功由此可能会以台湾为根据地，与金、厦两地郑军相呼应，今后征剿郑军势必更加困难，清政府之气恼可想而知。急切间却对郑成功无可奈何，只好拿囚禁于北京的郑芝龙出气，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初三，郑芝龙被杀弃市，在京家眷无一幸免。
厦门惨败使清廷认识到郑成功海上实力的强大，深感短时期内消灭郑军绝非可能，为限制郑成功的发展，也为最后消灭郑军创造条件，清政府发布了《迁界令》，即将沿海地区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增兵防守海疆。由此可知，当时清政府尚无很强的领土主权的观念，海权的概念就更无从谈起了。
《台湾外纪》记载，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投降清廷的郑军将领黄梧就向清政府献“迁界之策”，其主要内容是：郑成功据守金门、厦门两个弹丸小岛，虽屡经清朝大军征讨，却剿之不绝，至今尚有强大之实力，究其原因是沿海民众给予了郑军大量的粮、油、铁、桅船等各种物资的援助。如若将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全迁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郑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将不攻自灭。此外，黄梧还提出了“禁海”的建议，即将所有沿海船只全部烧毁，寸板不准下水。所有江河之上都竖起桩栅，不准货物越界，派兵时刻了望，违者立即处死。如此只需半年时间，海贼的船只无法修葺，自然朽烂，而且郑军人数虽然众多，只要粮草不济，自然瓦解，不需交战即可困死郑军。同时，浙闽总督李率泰也上奏道：沿海各省应立下严令，不准许一只船下海，违者立即处以重刑。
顺治皇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颁布了《禁海令》。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禁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充公，违令者之财产奖给告发之人；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告发的，即行处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如有从海上登岸者，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
禁令虽严，但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仍不断有人与郑军暗通线索，更有贪图厚利者，继续与郑氏贸易往来，而当地的一些官吏也为利益所驱，常有监管不力之事发生。
而迁界之事在《清世祖实录》中有详细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清军厦门战役失利之后不久，浙江监察御史季振宜旧事重提，又上书分析征伐郑军的形势，建议在禁海的基础上实行迁界。他认为，东南之地本是天下最为富庶之地，全国的赋税大半出于东南，但近年来由于郑军成为闽、浙、江南三省之重患，朝廷屡次用兵，以至各地饱受战火蹂躏，民生凋敝。要想从根本上扫平郑成功，朝廷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造船，不习水战的八旗子弟还须冒风波之险前去征战。因此，季振宜建议：闽、浙、江南等地应首先注重防御，而后才行征剿之策。防御之法应以断绝郑军物资来源为主，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杭州、嘉兴，江南的崇明、江阴、通州、镇江等处，应由督抚镇、都统、章京等官员驻防，各率精兵，严密防守，可使三省之兵声讯相通，互相支援，如此一来，郑军无处可补给，只能坐以待毙。
顺治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传旨“此奏内事情关系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详察议奏。”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清廷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迁海令》亦称《迁界令》，是《禁海令》的扩大和补充，是更为严厉的政令，具体内容是：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六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居民官兵全部迁移到界线以内，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沿海滨向内若干里界线由各地官兵划出，并严令军民人等不得私出境外，违者处斩。顺治十八年（16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