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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天启元年二月十五那天，衙口村的村民正忙着整理自家渔具，做着出海的准备。突然有人大呼：“施家着火了！”众人闻声向村东头的施家望去，果见红光映天。大家忙扔下手中活计，赶往施家救火。待到了施家门外，却发现红光消失，只听得一阵婴儿洪亮的啼声传来。诧异之间，院门大开，施大宣满头大汗地走出，他听见了门外的喧嚷，此刻又见人们提桶端盆地围在家门口，不禁莫名其妙。乡亲们表明来意，施大宣大为感动，连连拱手道谢，并告知说他妻子刚刚生下了儿子。乡亲们这才转惊为喜，纷纷向施大宣道贺。这便是施琅出生时红霞满天的传说。
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2）
施琅满月那天，喜庆的鞭炮声回荡在衙口村的上空，村民们带着鸡、鸭、干鱼、鸡蛋、酒等礼物，络绎不绝地向村头的施家小院走去。根据当地习俗，这是一个重大的日子，所以施家广邀亲朋好友，给孩子做满月酒。
满月酒这一习俗也称为“请送庚”，仪式内容为“压胆”、“加志”、取名等等，主旨为祝愿孩子将来成长为勇敢的人。一般由婶娘背负婴孩，手擎破伞，绕自家的房屋走一圈。边走边用竹杖敲地并以闽南语喊着 “老鹰”；为使孩子日后不畏风险，还要在婴孩胸前压上一轻巧的小秤锤，此举叫 “压胆”。命名也是诞生仪礼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施琅此时取名“施郎”，此名一直沿用到他降清后，才改为“施琅”。那次的改名，显然蕴有更名励志的含义。
由于第一个儿子早亡，这次为施琅做满月，施大宣自然是一丝不苟，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得严肃认真。这一天让他感到最为高兴的，是前来祝贺的乡绅庄际昌对施琅未来的预言。这位名满四乡的庄际昌认为小施琅生有异相，将来必有所为。庄际昌在明朝的己未年，即公元1691年，参加了科举考试，在会试 、廷试中，他都是第一名。天启年间，因魏忠贤掌权，刚正不阿的庄际昌辞官归乡。据施德馨的《襄壮公传》记载：“公少倜傥，气骨不类恒儿。乡荐绅庄公际昌一见大惊异。”
因为乡绅的这句吉言，更为了改变施氏家族的命运、为了儿子的前程，施大宣决心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施琅七岁时就被送往私塾读书，并且是“授经课，督益无虚日”。
烧香信佛在古代的晋江颇为盛行，此地唐朝时就享有“泉南佛国”之誉，由于晋江的东面沿海有中世纪世界著名的商港，随着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大宗教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沿着陆路和海路传入晋江，使之云集了多种教派。外来宗教与道教以及本地自生的信仰，长期共存，互相渗透。现在，摩尼教、印度教虽早已失传，日本教也已绝迹，但在晋江华表山还留有举世罕见的摩尼教草庵遗迹。另存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寺观教堂五六百座。此外，还有大量民间信仰的乡土神祇小宫庙数千座。千余年来，寺庙宫观在晋江民间影响深广，各有信教群众若干。笃信神灵的人们每行一事，先往神灵面前祷告一番，祈得保佑。
施大宣送子读书是家中一件大事，自然要拜神。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生窘迫，村子里仅一座小尼姑庵香火尚存。小施琅在母亲带领下来到这座定光庵，香烟缭绕中仿佛见到泥塑的神像动了起来，随他一起下跪，一同起立。如此奇异之事，不仅施士伟和陈万策在著述中均有记录，而且在陶元藻的《靖海侯施琅传》中也有记载，说施琅“幼时，游里中定光庵，诣神稽首，见神随拜起。”或许这只是孩子的一时错觉， 大人们听了却都认为是奇迹，随之传扬开去。
母亲怀胎时神授宝镜的梦示、出生之际红光满天的吉兆、满月便现“气骨不类恒儿” 的贵相，此次拜神时又见神像随之起伏的异象，所有这一切为儿时的施琅笼罩了神圣的光环。其父施大宣对此深信不疑，并认定了由于自家祖辈行善事，积阴德，感动了上天，不仅回报给他一个儿子，还预示了这个儿子将来必定会出人头地、拜将入相。这一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施大宣说：“吾家代有隐德，今儿曹巍然头角，晋槐窦桂，固非所拟。然公侯将相芝醴，岂根源者。” 并每每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施琅，使幼小的心灵初省人事便自命不凡，其后性格中的自负自傲、争强好胜等等显然也由此形成。所谓性格即命运，这一个性自始至终影响着他，使他遭遇挫折、九死一生，也使他功成业就、名扬千古。
在私塾学习的几年里，他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启蒙教育，诸如修齐治平、忠孝礼义的行为规范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并影响着他后来的人生，也为他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有助于他后来成为熟读兵书、长于兵法、广有谋略的名将。
正当施琅在偏远的小渔村中渴望通过读书应试，从而求得功名富贵、封侯拜相时，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行将崩坏，而即将到来的混乱时世必定会影响到无以计数的个体命运。
中国封建历史数千年，各王朝延续了二百年以上者为数不多。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初始，总结前朝教训，凡事以民为重，厉行节俭，发展生产，大明王朝曾盛极一时。自1572年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无心朝政，纸醉金迷，经济急速衰退，明王朝开始走向衰亡。明熹宗登基后（1621年），其乳母客氏与太监魏忠贤勾结祸乱朝政，之前与东林党争斗的诸党及非东林党成员均投靠魏忠贤，形成庞大的阉党集团，结党营私，擅权纳贿，滥施酷刑，冤狱不断，政局动荡，人心惶惶。政治统治昏暗，统治者奢侈挥霍，各级官僚贪污腐化，军费开支庞大，课税名目繁多。繁重的赋税，再加上连年旱涝灾害，使原本穷困潦倒的百姓，更加衣食无着，四处逃亡，终于被迫揭竿而起。农民起义遍及各地，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动摇着其统治的根基。而明朝军队军纪松弛、欠缺军饷，实力大幅度下降，无力进剿。
更为严重的是明朝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励精图治下，国力日增，势不可挡。面对不断地兴兵南下的后金，明朝军队无还手之力，望风即逃。崇祯自1627年登基以来，也曾力图振作，雄心勃勃地想做个“中兴之主”，即位的第二年就惩治了为害多年的大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并将其罪行诏告于天下。然而积重难返，明朝的大厦内有蛀虫噬咬，外有风雨侵蚀，已经变得腐朽不堪，行将倾塌了。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繁重的赋税、连绵的兵祸，必然殃及到施琅的家乡，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成长。少年施琅未能完成学业，仅念过几年私塾便无奈辍学了。据收藏于晋江施琅博物馆的《西山杂记》记载，少年施琅因家贫而开始了采薪贩盐做佣工的生涯，以分担家庭重担。正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闽南地区多丘陵山地，山上覆盖着茂盛的森林。在一群上山砍柴的少年中，出现了少年施琅的身影。十三岁的施琅已是身材高大，且身大力不亏，尤其双肩双臂的力量，更是超乎常人。每次砍柴时，施琅总是比别的孩子砍得又快又多，别的孩子背一小捆柴下山已累得气喘吁吁，他背一大捆却轻松自如。
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3）
晋江濒临大海，海岸线蜿蜒曲折，临海的地势平缓，非常利于渔、盐业的发展。很久以前，晋江的盐业就非常发达。北宋时期，晋江以浔美和丙州为中心地，开始制盐，并设置了管理盐场的大使厅，对盐实行官府专卖。到了南宋，允许私人开盐场，不再实行专卖，便于增加收益。到了明朝，在晋江设有盐场畦丁，负责对盐税的征收。浔美盐场和丙州盐场在当时最为著名。盐场是依照明代的里甲制来组织的，每个盐场分为五团，每团有总崔、称子各一人，团首四人。总崔相当于里长，负责对盐民的管理和盐税的交纳。距离衙口村几十里的地方有浔美和丙州两个盐场，除了上山砍柴，少年施琅还要和成年人一起去盐场挑盐。早晨天未见亮就上路，到盐场装上盐，再走上十多里的山路，将一担数百斤盐送到海边码头的船上，可见这项劳务异常艰苦。
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之间。施琅秉有坚强的意志、不屈的性格，后来以六十三岁的高龄尚且领兵出征，跨越波浪滔天的大海，一统台湾，多少得益于他少年时期艰苦生活的磨练。而他一直志存高远，从未沉沦，与家庭教育有关，也与这期间遇有高人指点有关。史载：“施琅家贫，采薪于西畲山，得识翁。时琅十三岁，有膂力。常与翁时为龙湖亭许五斗佣工。” 以及施琅“会异人，授异书。”
晋江地区历来人才辈出，人文荟萃。自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出现过文武状元八名，进士一千二百余名，是福建乃至全国著名的进士县之一。诸如世称“开闽学先河”的欧阳詹、政治家曾公亮、大诗人林外、思想家李贽、史学家何乔远、军事家俞大猷、书法家张瑞图、文学家王慎中等等。大理学家朱熹曾惊叹道：“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如此一个人才辈出之地，在战乱频仍的明朝末年，智者隐于其间，实不为怪。因此，施琅才有可能遇上隐士并受其影响，才有可能身处逆境而志不稍懈。
关于施琅挑盐，民间流传着一个颇为神奇的故事，记载于《西山杂记》中。一个寒冬的早晨，乡民王老头起来上茅厕，刚迈出房门，借着熹微的星光，忽见一只花斑大豹卧于屋檐之下，他顿时失神，呆立在寒风中。然而，好一会儿过去了，却未见花豹扑将上来，反听到鼾声如雷。王老头甚感诧异，惊魂稍定后仔细一瞧，眼前分明是个衣着朴素、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坐在扁担上打瞌睡呢。老人忙唤醒年轻人，让进屋中。这个年轻人就是施琅。原来，他挑着盐赶了半夜的路，又饿又困，见一农舍，便在屋檐下避风处歇息，因太过疲倦，不由得倚着墙角打起盹来。
这是施琅早年化身豹形的传说，后来在施琅与郑成功交恶后的逃亡途中，曾再次出现与之类似的说法，在史料中均有记载。历史上大凡英雄人物，民间传说往往附会以神奇色彩，就像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传说中即是白虎星下凡，每遇危急关头，便化身白虎，以逃脱困厄。这类传说就像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英雄出生神话一样，表达了人们对其超凡能力的崇敬之情。在寻常百姓看来，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必定得之于鬼神之力。施琅化身豹形等一系列传说，传达着人们对他的敬仰并将其神化。有人甚至据此推断，施琅既为“豹精”，在郑军中声高盖主，因而才招致郑成功的嫉恨和猜忌的。
在艰苦的劳作中，少年施琅开始了对自己前程的构想——与其无缘读书求官，不如顺势做乱世英雄。对于习武的选择，成为施琅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施琅弃文习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家道败落，延师就读无以为继。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写道：“既而赠公遭受外衅，家落。公未及冠，学书未成，弃而学剑。”其二，弃文学武与其弟施显的建议有关。“稍长，读三国史，弟慨然有感，抵掌告余曰：‘大丈夫当磊磊落落，着勋名于千古。今四方骚动，正英雄建立时，吾兄弟膂力不让古人，安用伏首三家村事经生伎俩为！’余闻言壮之。” 施显说这番话时年仅十岁，和施琅一样力大异于常人，而且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施琅、施显兄弟感情笃厚，施琅所著的《都阃安侯施公行述》就是专门记述施显的。其三，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明朝统治摇摇欲坠，社会危机四伏，必然对施琅人生道路的选择、人生目标的确立产生影响，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然最主要的应该是施琅的性格特征决定的，从小喜欢玩枪弄棒、生性好动的施琅，最终“读书未成”，“弃而学剑”。
施琅十五岁那年，是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正式建立了清朝，并向明朝大举进攻，连续攻下燕京附近州县，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之后，皇太极又亲率清军进攻朝鲜。当朝鲜告急，可大明朝廷却无力出兵相援。第二年，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朝鲜国王向清军投降，皇太极前往朝鲜受降。这样，清朝不仅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扩大了势力范围，解除了南下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明朝政府面对朝鲜求援而不应，充分暴露出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帝国的虚弱和无能，致使清军攻占明朝的信心骤增。在国内，税赋繁重，百姓还要额外交纳以防御北方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名义征收的所谓“三饷”，即“剿饷”、“练饷”和“辽饷”，沉重的税赋使得经济委顿、民不聊生，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终于全面爆发。1628年，由于陕西连年饥荒，高迎祥等纷纷率众起义。他们攻城掠地，诛杀官吏，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已成燎原之势。1636年，李自成接替被官军诛杀的高迎祥成为起义军领袖，号称“闯王”，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陕西、河南、四川、山西等地，接连大败明军。崇祯皇帝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连续出现重大自然灾害。1632年黄河泛滥，沿河军民溺毙者不计其数；1634至1637年，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甚至出现父子、夫妻、兄弟相食的惨剧。然而，明朝的各级官吏却毫不怜恤，依然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怨声鼎沸。广大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投奔起义军，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少年施琅对赋税的沉重有着切身的感受，对沿海地区的乱局更是亲睹亲历。从1629年到1635年，海盗刘老香等人不断在沿海地区进行抢掠，令百姓难有一天的安宁日子。尽管崇祯皇帝亲自过问防御海盗的措施，明朝军队也屡次进行剿捕，但多劳师无功，收效甚微，直到最大的海盗集团郑芝龙所部投降明朝以后，才由郑芝龙领兵剿灭了刘老香海盗团伙，沿海地区的匪患稍事平息，但战祸却一直绵延未断。
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4）
严酷的现实使施琅认识到，在动荡的时代，习武比学文更为有用，更易出人头地。据陈万策《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明朝末年之时，施琅学成无人能敌之本领。施士伟《襄壮施公传》里也说：施琅“见明季所在多窃发，遂学万人敌。”施琅不再专注于谋生糊口，犹如当初学文一样，怀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信念，开始苦习武艺武学。
关于施琅此间习武经历，多有资料记载，其中以《西山杂记•；观音石篇》所载最为详尽：施琅“遂拜识武举人蔡秉元，尽得蔡家干戈诸法。琅之弱冠，偕蔡宣挟石炉，炉之重千有六百斤，其力足称雄。”尽管《西山杂记》中所记载的资料多为街谈巷议，其真实性不必细究，不过倒是从侧面反映了施琅在年少之时已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经过几年的苦练，十七岁施琅已是十八般武艺无所不通，剑术尤为高超。此外，施琅从小力大无比，习武几年中又刻意加强了膂力训练，每天练习举石炉，从二百斤到三百、四百斤……据传，最后竟然能抱起重达千斤的石炉。各种行军布阵、作战方法、用兵谋略同样无所不精，成长为一个武艺超群、多谋善断的“智勇万人敌”。施德馨的《襄壮公传》写道：“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万人敌。”陈万策的《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施琅“精晓五花阵法。以居滨海，尤善于水师，海洋中风云气候，讲之甚悉。”施士伟在《襄壮施公传》中所言更为了得，说施琅“窥测天文地理，讲究阴阳顺逆、阵伍离合之法……凡钩距、骑射之技，旌旗、炮火之制，靡不兼通；生于海滨，波涛起伏，舟楫驾泊，知之尤悉。智勇沉雄，多谋善断，慎明去就，不屑苟合。”总之此时的施琅已是智勇双全，本领超群了。
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战火四起，正是英雄大显身手之际。施琅经过少年时的能力储备期，怀着青春的热血和昂扬的志气，迎着纷飞的战火走去，去迎接属于他的壮阔人生。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1）
怀着无限憧憬的施琅从戎之初，便显示出过人的神力，力夺千夫长之职。当清朝的八旗军以迅疾之势席卷中原大地。郑芝龙见大势已去，不顾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