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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1）
怀着无限憧憬的施琅从戎之初，便显示出过人的神力，力夺千夫长之职。当清朝的八旗军以迅疾之势席卷中原大地。郑芝龙见大势已去，不顾郑成功的苦劝哀告，决意降清。他带领亲信壮士五百人前往福州投降，其中就有施琅的身影……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长大成人的施琅正待举步走出小渔村，到动荡纷乱的广阔天地里一显身手，实现多难兴邦的宏大抱负，达成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恰逢此时，已经降明并担任参将之职的郑芝龙，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委派其五弟郑芝豹前往晋江南浔乡一带招募军士，当地的许多青壮年为了谋求生路，大多前往投军。施琅与父亲商议，表明了投军的意向。施大宣困于家境窘迫，为儿子前程计，只得同意施琅从戎。富鸿基在谈到施琅从军这件事时曾说：既值明朝末年，“沧桑鼎沸”，社会动荡不安，施大宣“勉令改业，于是宫保公 偕弟都阃安侯君 杖策从戎”。施琅背起行囊，迈出了他终生戎马生涯的第一步，也因之开始了与郑氏一脉四代人纠缠不清的恩怨。
郑芝龙字曰甲，号飞黄，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出生于福建安石井一小吏家庭，共有兄弟五人。由于他在家中排行老大，因此叫“一官”或“郑一”，后改名郑芝龙。郑芝龙自幼聪明伶俐，但却不喜读书，专好拳脚棍棒。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的父亲去世，十八岁的郑芝龙带着弟弟郑芝虎、郑芝豹赴广东香山澳，（即今澳门），投奔了舅父黄程。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收留了郑氏兄弟，让他们学习经商。其时澳门已为葡萄牙占领，不少福建人在那里与葡萄牙人做买卖。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郑芝龙很快展示出了智慧和才干，并学会了一点葡萄牙语，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以期尽快融入葡萄牙人的社会。同时，他像许多闽南人一样，渴望向海外发展。1633年五月，郑芝龙替舅父黄程贩运货物来到日本平户，之后便侨居日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并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中国史籍中称该日本女子为翁氏）。根据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郑氏异闻》中记载，田川氏是侨居在日本平户的中国侨民翁翌皇的养女。郑芝龙结婚第二年有了儿子，取名郑森，即郑成功。
历史上的日本平户居民以打渔和以到中国沿海劫掠为生。在海外贸易开发之前，那里就是穷乡僻壤。初来乍到的郑芝龙得到当地闽南乡亲帮助，做过裁缝，也卖过鞋子，生活十分困顿。不久，他得到贵人的扶持，从此时来运转。此人就是中日通商贸易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旦。李旦是泉州人氏，原在马尼拉经商，资产十分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侨界首领。郑芝龙曾帮李旦从澳门带货到平户，因而与李旦相识，开始为李旦做事，渐成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属下，并“以父事之”。作为李旦的义子，他的生活和事业从此走上了坦途。
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明天启四年（1624年）初，郑芝龙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其当时荷兰人为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芝龙身为与荷兰人合作的海盗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峡拦截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任务。同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大员 ，修筑“热兰遮”和“赤嵌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
1625年春，郑芝龙弃荷兰人，率众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开始了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同年八月，李旦在日本病逝后，他的事业全归这位义子掌控，郑芝龙由此成为海盗集团首领。
门户自立的郑芝龙，不断招兵买马，继续扩大势力。先后合并了当时台湾的其他汉人武装力量，又从大陆招募人员到台，并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把部下分设为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恐慌，屡次派兵追剿，均以失败告终，这使明朝政府重新认识了郑芝龙的力量。在无力继续剿灭郑芝龙海盗集团的情况下，朝廷意图利用郑芝龙与荷兰人抗衡，同时剿灭其他“海盗”，因此改变了对郑芝龙的策略，由消灭变为绥抚。而郑芝龙也早有归顺朝廷之心，他虽然拥有庞大的财力，也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但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地位，在人们特别是朝廷官员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介海盗头子。郑芝龙曾私下派心腹部将对明军的将领们说：“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 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在泉州知府王猷的建议下，福建巡抚熊文灿派卢毓英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部向明朝投降，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于是，郑芝龙离开了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转而坐镇闽海，此时他已有部众数万、船只千余。
这一年，闽南又遭大旱，在熊文灿的支持下，郑芝龙再度招纳漳州、泉州等地的灾民数万人，用海船运送到台湾垦荒定居。这些人到了台湾后，种得的粮食除了用于衣食必需之外，其余的均作为租税向郑氏交纳。从此，台湾的汉人不但增多了，而且许多荒芜的土地也逐渐得到开发。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对灾民们来说，郑芝龙的行为功德无量；对明朝政府来说，郑芝龙是替朝廷排忧解难，表现出了忠心；对郑芝龙个人来说，当然是财源滚滚，名利双收。
与此同时，郑芝龙开始了一系列积极的军事行动。他率军先后剿灭了海盗李魁奇、杨六、杨七、褚彩老、钟斌、刘老香等，并将投降者全部纳入麾下。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十三日，荷兰人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对大陆沿海地区发动突袭，击毁了大量明军船只，其中也包括郑氏的船只，令郑芝龙十分震怒。同年十月二十二日，郑芝龙会同闽、粤两省水师进行反击，在金门料罗湾大败荷兰人，焚毁了五艘大型的荷兰大夹船，缴获了一艘，烧死、生擒大批荷兰人，这是数十年间明王朝在海上从未有过的“奇捷”。之后，郑芝龙再次于福建湄州湾打败前来骚扰的荷兰人，焚毁多艘荷兰船舰。荷兰入侵者从此在福建境内绝迹。因战功显著郑芝龙升任福建总兵官，同时也取得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合法地掌控了东西洋贸易运作，连荷兰殖民者也被迫与郑芝龙修好，表示今后不再强行前往福建进行贸易，改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进行贸易。至此，郑芝龙一统东南海面，成为“闽海王”，再也无人与之争锋。没有郑氏的令旗，海上船只不得往来于台湾海峡，就连荷兰人的舰队也慑于郑氏的声势，不敢妄动。
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台湾海峡恢复平静之后，原来害怕海盗伏击的大陆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但凡是过往商船须纳税金，“每舶例入三千金”，郑芝龙每年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又“自筑城于安平 ，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安平也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郑芝龙利用福建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富可敌国，并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进行竞争角逐，成为官商结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的唐王政权时期，郑氏的海上力量仍然是政权的支柱。正如郑芝龙对隆武帝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由此可见，郑芝龙当时垄断了海上贸易，由此聚敛了巨额财物，这为他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证。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2）
为了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巩固海上霸主地位，郑芝龙以福建总兵的名义派遣手下将官招募军士，郑芝龙的五弟郑芝豹被派到了施琅的家乡晋江南浔乡一带，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募了数千人，年仅十七岁的施琅就在从军者之列。
施琅入伍郑军，以其超乎寻常的神力当上了千夫长。明末清初，军队使用的武器以大刀、长矛、宝剑等冷兵器为主。而且作战都是面对面地厮杀，谁的武艺高强，谁就能致对方于死地，武功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因而军队中武将的选拔主要依据武艺的高低作为标准。
关于施琅投军时因力举铁鼎而被任命为千夫长之事，在《襄壮公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明季，有主兵者募壮士，置巨铁鼎中庭，重不下千斤，集健卒数千辈，莫有举者。公熟视曰：‘无难耳！’奋袂一挈，行数十武，徐置，容色无纤毫改。主兵者骇曰：神力也！署千夫长。”这里的“主兵者”指的就是郑芝龙之五弟郑芝豹。从这里可以得知，在数千名军士之中，只有施琅一人能举起重达千余斤的大铁鼎，而且还能行走数十步而面不改色，足见其力量超人，不免惊为天人。
队伍来到厦门进行海战训练。军训伊始，施琅兴致盎然，但很快就感到厌倦乏味了，一则是大多数训练内容早已熟谙，二则是只能完全按照长官的命令行事，不允许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束缚对于自视不凡的施琅来说备感痛苦。
从军三年，由于地位低下，施琅从未见过郑芝龙，就连招募他的郑芝豹以后也再没见到。此人除了在招兵时赞叹了施琅的神力出众外，也仅仅把他视为一个力气稍大的莽夫而已，很快就将他遗忘了。这期间，施琅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剿灭海盗的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尽管立下些许战功，但官职却始终没有得到升迁，依然是个千夫长。而且他发现自己的上同才能平庸，打仗贪生怕死，争功却不遗余力，这让渴望大显身手、实现抱负的施琅感到失望和愤怒，于是萌生去意。正值此时，其弟施显从家乡前来投奔，于是施琅把千夫长之职让予施显，自己则回到了南浔乡衙口村的家中。
回到家乡的施琅并没有急于寻找新的出路，而是安心地等待了几年。他一方面悉心奉养双亲，另一方面多方打探消息，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三年之后，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施琅探知他的一位族叔施福在郑芝龙部队任职，且率军到了安平，遂决定前去投奔。施士伟的《襄壮施公传》记载：“癸未，祖年二十三，访族父故总兵福于安平军。”
施福，又名施天福，字昆玉，出生于万历壬子年（1612年），为施琅的族叔。关于施福的事迹，在《浔海施氏族谱•；震公五世孙昌公二房支派》中有所记载：“当是时，有武毅伯福者，公 族叔也，为帅府将中军。”施福不仅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而且志向远大，十八岁时投笔从戎参加了郑芝龙的部队，由于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深得郑芝龙的赏识和信任，很快就被提升为中军都司、帅府将中军之职，成为郑氏心腹。针对当时海盗猖獗、群雄并起、各地武装势力不服从官府号令等情况，施福提出“有向化者，说降之；崛强者，破灭之”的建议，得到了郑芝龙的赞同并依其计行事。这样，郑芝龙接收了前来投降的地方武装，剿灭了不愿归顺的强盗，彻底扫清了海上航行的障碍，垄断了海上贸易。可以说，郑氏集团能取得这些胜利，施福功不可没。
施琅初次投军，因施福正随郑芝龙与前来骚扰的荷兰海军在海上作战，未及关照。此次再投，经施福力荐，郑芝龙任命施琅为施福的副手。施福对这位二十三岁的侄子青眼有加，把中军的指挥权交付，让其充分发挥军事才能。对于郑芝龙的提拔之恩，以及叔叔施福的重用和信任，施琅心存感激。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以后，清军大举入关，攻掠了河北、山东，明王朝急忙调集大军北上。张献忠降明不到一年，又再次起兵造反。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田地荒芜，赋税繁重，加上灾荒不断，洪水、大旱造成赤地千里，天灾人祸。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和举家自尽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一些强横之徒趁社会混乱之机，四处抢劫，各地盗匪日益猖肆。当时的福建和全国一样，也是强盗四起，时称泉郡的泉州更是山贼啸聚之地，占山为王的土匪大小数百股，四处打劫，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时聚时散，行踪无常，官府围剿多次也无甚收效。有一伙盗贼最为凶残，首领为叶绩和徐晃。他们凭借所占山寨的险要地势，屡败进剿的官兵，气焰十分嚣张。叶绩武艺高强，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称叶绩“素猛鸷，号莫敌。”许多山寨的小股土匪都听从他的号令。
奉命剿贼的施琅决定“擒贼先擒王”，首先剿灭以叶绩、徐晃为首的这伙土匪。施琅率军来到泉郡，两军相逢，骄横的叶绩出马迎战，施琅舞动手中大刀，纵马冲向敌阵。二人交战只一回合，叶绩当即落马身亡，吓得其余贼兵狼狈逃窜。施琅下令乘胜追击，活捉了徐晃，全歼了这伙山贼。之后，施琅又一鼓作气，所向披靡地剿清了其他占山为王的盗贼团伙。一方面武力剿灭怙恶不悛的悍匪，一方面大行招抚活动。施德馨《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遂广招募，搜山越岭，锄其根蒂，扫靖江、赣、闽、粤三百余贼盗之寨，降巨魁数十。” 剿灭山贼的行动，是施琅首次独立率军作战。他采取剿抚并用、以战逼降的策略，取得了全面胜利，显示出智勇兼备的军事才能。从此，施琅威名显著，被提升为游击将军。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3）
正当施琅在福建剿灭山贼之时，明王朝的丧钟一声声地敲响着。1640年，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河南后，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反应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和减免沉重的赋税的迫切愿望，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闯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控制了河南全境和湖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在豫西襄城一带与明军决战，基本消灭了明军主力。第二年便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挥师东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缢，为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划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
历史的大潮倾覆了大明王朝之后，继续滚滚向前。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无视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明朝强大的残存势力，清兵的虎视眈眈，大顺军缺乏巩固的后方基地。相反地，群臣们忙于劝进，以便获得封赏；将官们急于享乐，似乎攻下北京城后就可高枕无忧了，到处洋溢着忙乱的欢庆气氛。此时的李自成以为清兵不会在短时间内南下，自己可以招降驻守边关的吴三桂，之后便可率大军南下，一统全国。然而，招抚吴三桂的计划却失败了。当吴三桂闻知爱妾陈圆圆为农民军所占，遂为红颜而怒发冲冠，表示与农民军不共戴天。他一面领兵袭据山海关，一面派人前往清营乞师。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于山海关激战。吴三桂与清军联袂大胜农民军，并乘胜追击。李自成退回北京，见大势不妙，匆匆登基即位后便率军向陕西撤退。清兵以吴三桂为先导，对农民起义军穷追不舍，李自成终在湖北九宫山遭戮，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宣告失败。清军打着为明朝“复君父仇”的旗号入关，1644年10月，清世祖福临即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又一幕。
一般说来，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且人口甚少的民族，要想征服有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且人口众多的民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清军入主中原之时实施武力征服，对各地汉族人民进行血腥而残酷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军进行严厉镇压政策的明证。黄宗羲的《嘉定三屠纪事》记录了清军在嘉定屠城的惨剧：“乙酉七月初四日嘉定城破，清兵屠城，肆其杀掠。家至户到，小街僻弄，无不穷捜。刀声砉砉然，达于远迩。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犹动者，狼藉路旁，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百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鎭，浮尸满河，白膏浮于水面，舟不得行。大家闺秀及民间妇有美色者，青天白日当众奸淫，而重妇节者，惨死无数。清兵拘集民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