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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里捡烂纸的老头儿也是在讲无不为，后来那个老者满嘴道禅，有点儿世俗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虚捧年轻人，其实就是为遮自己的面子，我自己遇到超过一个加强营的这种人，常常还要来拍我的肩膀摸我的头，中国人常用的世俗招法，话大得不得了，“中华之道”。我倒担心缺根弦儿的读者，当时的口号正是“振兴中华”，赢球儿就游行，失球儿就闹事，可说到底体育是什么呢？是娱乐。
爱因斯坦说民族主义就像天花，总要出的。我看民族主义虽然像天花，但总出就不像天花了。
汪曾祺先生曾写文章劝我不要一头扎进道家出不来，拳拳之意，我其实是世俗之人，而且过了上当中邪的年纪了。
道家的“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所谓“天地不仁”。去符合这个秩序，是为“德”，违犯这个秩序，就是“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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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呢，一本《论语》，孔子以“仁”讲“礼”，想解决的是权力品质的问题。说实在“礼”是制度决定一切的意思，但“礼”要体现“仁”。《孟子》是苦口婆心，但是倾向好人政府。
孔、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不必摆在一起，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是孔子。将孔子与历代儒家摆在一起，被误会的总是孔子。
我个人是喜欢孔子的，起码喜欢他是个体力极好的人，我们现在开汽车，等于是在高速公路上坐沙发，超过两个小时都有点累，孔子当年是乘牛车握轼木周游列国，我是不敢和他握手的，一定会被捏痛。
平心而论，孔子不是哲学家，而是思想家。传说孔子见老子，说老子是云端的青龙，这意思应该是老子到底讲了形而上，也就是哲学。
孔子是非常清晰实际的思想家，有活力，肯担当，并不迂腐，迂腐的是后来人。
后世将孔子立为圣人而不是英雄，有道理，因为圣人就是俗人的典范，样板，可学。
英雄是不可学的，是世俗的心中“魔”，《水浒》就是在讲这个。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其实常常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历代尊孔，就是怕天下大乱，治世用儒，也是这个道理。
儒家的实用性，由此可见。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有点形而上的意思了，其实是要落实生，所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态度真是好，不像老子有心术。现在老百姓说“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时代到底不一样，逼得越来越韧。
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从非儒家的角度来聊聊孔子这个人。
儒家的“道”，由远古的血缘秩序而来，本是朴素的优生规定，所以中国人分辨血缘秩序的称谓非常详细，“五服”之外才可通婚，乱伦是大罪过，“伦”就是道。
之后将血缘秩序对应到政治秩序上去，所以“父子”对“君臣”，父子既不能乱，君臣也就不许乱了。去符合这种“道”，是为“德”，破坏这种“秩序”的，就是“非德”。
常说的“大逆不道”，“逆”就是逆秩序而行，当然也就“不道”，同乱伦一样，都是首罪。
“道貌岸然”，也就是说你在秩序位置上的样子，像河岸一样不可移动错位。科长不可摆出局长的样子来。
所以儒家的“道”，大约可以用“礼”来俗说。我们现在讲待人要有礼貌，本义是对方处在秩序中的什么位置，自己就要做出相应的样貌来，所谓礼上的貌。上级对下级的面无表情，下级对上级的逢迎，你看着不舒服，其实是礼貌。
最先是尊礼的孔子觉得要改变点儿什么，于是提出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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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一种规定，道变了，相应的德也就跟着变。
像美国这样一种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秩序，钱就是道，你昨天是穷人，在道中的位置靠后，今天中了“六合彩”，你的位置马上移到前边去。
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女作家，在道中的位置也就是级别，有权坐火车“软卧”，对花得起钱也坐“软卧”的农民，非常厌恶，这也就是由“道”而来的对别人的“非德”感。中国人不太容暴发户，暴发户只有在美国才能活得体面自在。
“五四”新文化亦是因为要立新的道德，所以必须破除旧道德，“五千年的吃人礼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标榜的立新道德，内里是什么另外再论，起码在话语上继承“五四”革命传统的，我体会是中国共产党。
最看得见摸得着的“道德”是交通法规，按规定开车，“道貌岸然”，千万不可“大逆不道”。英国对交通的左右行驶规定与美国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不必到英国去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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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诸子百家里的公孙龙子，名家，最接近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他的著作汉时还有十四篇，宋就只有六篇了，讲思辨的文字剩不到两千字。
虽然《道德经》也只有五千言，但公孙龙子是搞辩论的，只剩两千字就很可惜。
一般来讲，不用的东西，容易丢。与庄周辩论的另一个名家惠施，要不是《庄子》提到，连影子都找不见。
这与秦始皇焚书有关，可秦始皇不烧世俗实用的书，例如医药书，种树的书，秦始皇烧思想。
能统一天下的人，不太会是傻瓜，修个长城，治下的百姓才会安全受苦。世俗不能保持，你搜刮谁呢？
可长城修到民不聊生，也就成了亡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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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将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混说，“家”是哲学派别。
留传下来的儒道哲学既然有很强的实用成分，那么“教”呢？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写过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其中的一段杂感是：“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这一组互不相干的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好懂，而且我也是具有“如此跃进”想象力的人，不必短袖子。现在全裸的图片太多，反倒是扼杀想象力的。
可是“不憎道士”的一段，我却很久不能懂。终于是在二十岁里的一天在乡下豁朗朗想通，现在还记得那天的痛快劲儿，而且晚上正好有人请吃酒。
什么意思？说穿了，道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世俗生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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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管理了中国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也因此历来世俗间暴动，总是以道教为号召，从陈胜吴广，黄巾赤眉，汉末张角一路到清末的义和拳，都是。不过陈胜那里用的还是道教的来源之一巫签。
隋末以后，世俗间暴动也常用弥勒佛为号召，释迦牟尼虽是佛教首领，但弥勒下世，意义等同道教，宋代兴起一直到清的白莲教，成分就有弥勒教。
太平天国讲天父，还要讲分田分地这种实惠，才会一路打到南京，而洪家班真地模仿耶教，却让曾国藩抓到弱点，湘军焉能不胜太平军？
道教由阴阳家、神仙家来，神仙家讲究长生不老，不死，迷恋生命到了极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成仙了，仍要携带世俗，就好像我们看中国人搬进新楼，阳台上满是旧居的实用破烂。
道教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巫签，翻一翻五千多卷的《道藏》，符咒无数，简直就是“十万个怎么办”，不必问为什么，照办，解决问题就好。
巫教道教原来是没有偶像神的，有形象的是祥兽，羽人。张光直先生说“食人卣”上祥兽嘴里的那个人是巫师，祥兽送巫师上天沟通，我相信这样的解释，而怀疑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里的“狞厉的美”。
彝器供之高堂，奴隶既无资格看见，怎么会被“狞厉”吓到？奴隶应该是不准进电影院看“恐怖”片的人。“食人”卣，“狞厉”美，是启蒙以后的意识形态的判断。
回到话题来，佛教传入后，道教觉到了威胁。
佛教一下带那么多有头有脸的神来竞争，道教也就开始造偶像神，积极扩充本土革命队伍，例如门神的神荼郁垒终于转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
《封神演义》虽是小说，却道着了名堂。名堂就是，道教的神，是由世俗间的优秀分子组成，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世俗的疾苦与希望，无不有世俗所熟悉的人来照顾，大有熟人好办事的意思，天上竟一派世俗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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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兴起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易经热，都是巫道回复，世俗的实际需要。不解决世俗实际的“信仰”失落，传统信仰当然复归。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毛泽东逐渐成为道教意义上的“神”，世俗间以他的像来驱邪避难。而在此之前，他的命相，开国时辰，死亡大限与唐山大地震天示征兆，则在世俗间流传。最有意思是他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时在葭县请和尚算命的传说，当时的那个庙现在香火鼎盛。
人类学家不妨记录一下我们亲见的一个活人怎样变为一个道教神的过程，人证物证都还在，修起论文，很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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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儒教。
举例来说，儒家演变到儒教的忠、信，是对现实中的人忠和信。
孝，是对长辈现实生活的承担。
仁，是尊重现实当中的一切人。
贞，好像是要求妻子忠于死去的丈夫，其实是男人对现实中的肉欲生活的持久独占的哀求，因为是宋以后才塞进儒教系统的，是礼下庶人的新理性，与世俗精神有冲突，所以经常成为嘲笑的对象。
礼、义、廉、耻、忠、信、恕、仁、孝、悌、贞、节……一路数下来，从观念到行为，无不是为维持世俗社会的安定团结。
讲到这种关头，你们大概也明白常提的“儒道互补”，从世俗的意义来说，不是儒家道家互补，而是儒教管理世俗的秩序，道教负责这秩序之间的生活质量。
这样一种实际操作系统，中国世俗社会焉能不“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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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样一个世俗操作系统，还有自身净化的功能。
所谓世俗的自身净化，就是用现实当中的现实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亲人痛哭不止，中国人的劝慰是：人死如灯灭，死了的就是死了，你哭坏了身体，以后怎么过？哭的人想通了，也就是净化之后，真的不哭了。
悲，欢，离，合，悲和离是净化，以使人更看重欢与合。
可以说，中国的世俗实用精神，强顽到中国从传统到现实都不会沉浸于宗教，长得烦人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为教义而起的战争。
中国人不会为宗教教义上的一句话厮杀，却会为“肏你妈”大打出手，因为这与世俗生活的秩序，血缘的秩序有关，“你叫我怎么做人”？在世俗中做个人，这就是中国世俗的“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毫不抽象。
中国古代的骂阵，就是吃准了这一点，令对方主帅心里气愤，面子上挂不住，出去应战，凶吉未卜。我在乡下看农民或参加知青打架，亦是用此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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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们不妨找两个例子来看看中国世俗的实用性如何接纳外来物的。
中国人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就是“且”字，甲骨文里有这个字，是象形的阴茎，中国人什么都讲究个实在。我前面已经讲过中国人对祖先亲缘的重视。
母系社会的祖是“日”，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甲骨文里有这个字，因为当中的一点，有人说是中华民族很早就对太阳黑子有认识，我看是瞎起劲。
比起父系社会的“且”，“日”来得开阔多了。
后来父系社会夺了这个“日”，将自己定为“阳”，女子反而是“阴”，父者千虑，必有一失，搞不好，这个“日”很容易被误会为肛门的象形。
中国古早的阴阳学说，我总怀疑最初是一种夺权理论，现在不多谈。
男人自从夺了权，苦不堪言，而且为“阳刚”所累。世俗间颓丧的多是男子，女子少有颓丧。
女子在世俗中特别韧，为什么？因为女子有母性。因为要养育，母性极其韧，韧到有侠气，这种侠气亦是妩媚，世俗间第一等的妩媚。我亦是偶有颓丧，就到热闹处去张望女子。
明末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主张信教的中国老百姓可以祭祖先，于是和梵蒂冈的教皇屡生矛盾。结果是，凡教皇同意中国教民祭祖的时候，上帝的中国子民就多，不同意，就少。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明末来中国，那时将“耶稣”译成“爷甦”，爷爷死而甦醒，既有祖宗，又有祖宗复活的奇迹，真是译到中国人的心眼儿里去了。
天主教中的天堂，实在吸收不了中国人，在中国人看来，进天堂的意思就是永远回不到现世了。反而基督的能治麻风绝症，复活，等同特异功能，对中国人吸收力很大。
原罪，中国人根本就怀疑，拒绝承认，因为原罪隐含着对祖宗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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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西汉末刚传入的时候，借助道术方技，到南北朝才有了声势，唐达于鼎盛，鼎盛也可以形容为儒、道、释三家并立。其实这时的佛教已是中国佛教的意义了。
例如印度佛教轮回的终极目的是要脱离现实世界，中国世俗则把它改造为回到一个将来的好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现在不好，积德，皈依，再被生出来，会好。这次输了，再开局，也许会赢，为什么要离开赌场？
释迦牟尼的原意是离开赌场。
观音初传到中国的时候，还是个长胡子的男人，后来变成女子，再后来居然有了“送子观音”。
这也怪不得中国人情急时是阿弥陀佛太上老君一起喊的。
佛祖也会呵呵大笑的，因为笑并不坏慈悲。
说到中国佛教的寺庙，二十四史里的《南齐书》记载过佛寺做典当营生，最早的中国当铺就是佛寺。
唐代的佛寺，常常搞拍卖会，北宋时有一本《禅苑清规》，详细记载了拍卖衣服的过程，拍卖之前，到处贴广告，知会世俗。
元代的时候，佛寺还搞过类似现在彩票的“签筹”，抽到有奖。
佛寺的放贷、收租，是我们熟知的。鲁迅的小说《我的师父》，汪曾祺的小说《受戒》，都写到江南的出家人几乎与世俗之人无甚差别。
我曾见到过一本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广济寺主持和尚写的回忆录，看下来，这主持确是个经理与公关人才。主持和尚不念经是合理的，他要念经，一寺的和尚吃什么？
印度佛教东来中国的时候，佛教在印度已经处于灭亡的阶段，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印度佛教的出世，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格进入佛教，原旨虽然变形，但是流传下来了。
大英博物馆藏的敦煌卷子里，记着一条女供养人的祈祷，求佛保佑自己的丈夫拉出屎来，因为他大便干燥，痛苦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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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禅宗，更是改造到极端。
中国禅宗认为世界实在的不得了，根本无法用抽象来表达，所以禅宗否定语言，“不立文字”。“说出的即不是禅”，已经劈头一棍子打死了，你还有什么废话可说！
你们可以反问既然不立文字，为什么倒留下了成千上万言的传灯公案？
我的看法是因为世界太具体，所以只能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甚至每个人不同时期的实在状态，给予不同点拨。如果能用公案点拨千万人，中国禅宗的“万物皆佛”也就是妄言诳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所谓公案，平实来看，就是记录历代不同个人状态的个案，而留下的一本流水账，实际是“私案”。现代人被那个“公”字绕住了，翻翻可以，揪住一案，合自己的具体状态，还好说，不合的话，至死不悟。
“说出来的即不是禅”是有来头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那个道，不是道，已经在否定“说”了。庄子说，“得鱼忘筌”，捕到鱼后，丢掉打鱼的篓子，也是在否定“说”，不过客气一点。有一个相同意思的“得意忘形”，我们现在用来已不全是原意了。
据胡适之先生的考证，禅宗南宗的不立文字与顿悟，是为争取不识字的世俗信徒。如此，则是禅宗极其实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