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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适之先生的考证，禅宗南宗的不立文字与顿悟，是为争取不识字的世俗信徒。如此，则是禅宗极其实用的一面。
闲话闲说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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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实用的世俗文化系统，当然就有能力融合外来文化，变化自身，自身变化。
有意思的是，这种不断变化，到头来却令人觉得是保持不变的。我想造成误会的是中国从秦始皇“书同文”以后的方块象形字几乎没有变。汉代的木简，我们今天读来没有困难，难免让人恍惚。
你们都知道宋朝的李清照，她的丈夫赵明诚好骨董，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讲到战乱时如何保留收藏，说是插图多的书先丢，没有款识的古器先丢，原则是留下文字最为重要。
读书人认为文字留下了，根也就保住了。
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也晓得“敬惜字纸”，以前有字的纸是要集中在一起烧掉的，类似一种仪式，字，是有神性的。记得听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发生是为通人神，是纵向的，西方文字是为传播，是横向的。
我想中国诗发生成熟得那样早，而且诗的地位最高，与中国字的通神作用有关吧。这样地对待文字，文字焉敢随便变化？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词，词的变化和新词很多。大体说来，翻译佛经产生了很多的新词，像“佛”、“菩萨”、“罗汉”、“金刚”、“波罗蜜”等等。
第二次是元杂剧，为了记录游牧民族带来的叠音，像“呼啦啦”、“滑溜溜”等等。有个朋友问我“乌七麻黑”怎么写，我说“乌七麻”大概是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形容“黑”的词的音写，或者“七麻”是，加在“乌黑”当中，也许都是语音助词，总之多么多么“黑”就是了，将“乌”和“黑”写对，其他随便。
第三次仍然是为了适应外来文明，也就是近代。科学中化学名词最明显，生生造出许多化学元素的表音表义字，等于词。明末徐光启、李之藻那辈人翻译欧洲传来的数学天文知识，中国字词将将够，对付过去了。清末以后，捉襟见肘，说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反动”、“主任”、“主席”、“主观”、“传统”等等等等，都是外来语，直接从日本搬来的词形。鲁迅讲“拿来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拼命拿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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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现在读书人的文章，外来的关键词不胜枚举，像什么“一元论”、“人道”、“人权”、“人格”、“人生观”、“反映”、“原理”、“原则”、“典型”、“肯定”、“特别”、“直觉”、“自由”、“立场”、“民族”、“自然”、“作用”、“判断”、“局限”、“系统”、“表现”、“批评”、“制约”、“宗教”、“抽象”、“政策”、“美学”、“客观”、“思想”、“背景”、“相对”、“流行”、“条件”、“现代”、“现实”、“理性”、“假设”、“进化”、“教育”、“提供”、“极端”、“意志”、“意识”、“经验”、“解决”、“概念”、“认为”、“说明”、“论文”、“调节”、“紧张”，大概有五百多个。
我知道我再举下去，你们大概要疯了，而以上还只是从日文引进中文的几个例子，而且不包括直接译自西方的词，比如译自英文engine的“引擎”，index 的“引得”，“引得”
后来被取自日文的“索引”代替了。
如果我们将引进的所有汉字形日文词剔除干净，一个现代的中国读书人几乎就不能写文章或说话了。
你们若有兴趣，不妨找上海辞书社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来看看，一九八四年初版，收词相当谨慎。我的一本是一九八五年在湖南古丈县城的书店里买到，一边看一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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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俗本身来讲，也是一直在变化的，不妨多看野史、笔记。
不过正史也可读出端倪，中国历代的皇家，大概有一半不是汉人。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更被称为“戎狄”。常说的唐，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还没当皇帝时被恩赐的。这李家人生“虬髯”，也就是卷毛连鬓胡子，不是蒙古人种，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
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里的考证非常详细，你们有兴趣不妨读读，陈先生认为种族与文化是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实在是精明之论。
我去陕西看章怀太子墓，里面的壁画，画的多是胡人，这位高干子弟交的尽是外国朋友，更不要说皇家重用的军事大员安禄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安禄山当时镇守的河北，通行胡语，因此有人去过了河北回来忧心忡忡，认为安禄山必反。
唐朝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你们若有兴趣，拿来当闲书读，一天一小段，唐的世俗典故，物品来源，写得健朗。
也是唐朝人的崔令钦的《教坊记》，现在有残卷，里面记的当时唐长安、洛阳的世俗生活，常有世俗幽默，又记下当年的曲名，音乐大部分是外来的，本来的则专称“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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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唐代多诗，语句比后世的诗通俗，是因为新的音乐进来。
唐诗应该是唱的，所谓“装腔”，类似填词，诗配腔，马上就能唱，流布开来。
唐传奇里有一篇讲到王之涣与另外两个大诗人在酒楼喝酒，听到旁边有一帮伎女唱歌，于是打赌看唱谁的诗多。
我们觉得高雅的唐诗，其实很像现在世俗间的流行歌曲、卡拉ok。
白居易到长安，长安的名士顾况调侃他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意思是这里米不便宜，留下来难哪，这其实是说流行歌曲的填词手竞争激烈。
白居易讲究自己的诗通俗易懂，传说他做了诗要去念给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听，这简直就把通俗做了检验一切的标准了。
做诗，自己做朋友看就是了，为什么会引起生存竞争？看来唐朝的诗多商业行为的成分，不过商品质量非常高，伪劣品站不住脚。
唐代有两千多诗人的五万多首诗留下来，恐怕靠的是世俗的传唱。
唐的风采在灿烂张狂的世俗景观，这似乎可以解释唐为什么不产生哲学家，少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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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言之，周，秦，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清，皇家不是汉人。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若说的是恢复到明，明的朱家却是回族，这族谱保存在美国。
汉族种性的纯粹，是很可怀疑的，经历了几千年的混杂，你我都很难说自己是纯粹的汉人。在座有不少华裔血统的人生连鬓胡须，这就是胡人的遗传，蒙古人种的是山羊胡子，上唇与下巴的胡须与鬓并不相连。
中国历代的战乱，中原人不断南迁。广东人说粤语是唐音，我看闽南语亦是古音，以这两个地区的语音读唐诗，都在韵上。
北方人读唐诗，声音其实不得精神，所以后来专有金代官家的“平水韵”来适应。毛泽东的诗词大部分用的就是明清以来做近体诗的平水韵。
所谓的北方话，应该是鲜卑语的变化，例如入声消失了。你想北方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狂奔，入声音互相怎么会听得到？听不到岂不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入声音是会亡族灭种的。
内地说的普通话，台湾说的国语，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话。杭州在浙江，杭州话却是北方话。北宋南迁，首都汴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转成了南宋的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想来杭州话会是宋时的河南话？
殷人大概说的是最古的汉话，因为殷人是我们明确知道的最古的中原民族，不过炎帝治下的中原民族说的话，也可算是汉话，也许我们要考一考苗瑶的语言？不过这些是语言历史学者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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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福建，到漳浦，县城外七十多里吧，有个“赵家城”在山里头，原来是南宋宗室赵若和模仿北宋的汴梁建了个迷你石头城，为避祸赵姓改姓黄。过了一百年，元朝覆亡，黄姓又改回姓赵。汴京有两湖，“赵家城”则有两个小池塘模仿着。城里有“完璧楼”，取“完璧归赵”的意思。
我去的时候城里城外均非人民公社莫属，因为石头城保存得还好，令我恍惚以为宋朝就有了人民公社。
中国南方的客家人保存族谱很认真，这是人类学的一大财富。中国人对汉族的历史认真在二十几史，少有人下死功夫搞客家人的族谱，他们的语言，族谱，传说，应该是中原民族的年轮，历代“汉人”“客”来“客”去的世俗史。
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中国的原版地方志多得不得了，回北京后说给一个以前在琉璃厂旧书铺的老伙计听。
我这个忘年交说，辛亥革命后，清朝的地方志算是封建余孽，都拉到琉璃厂街两边儿堆着，好像现在北京秋后冬储菜的码法儿。日本人先来买，用文明棍儿量高，一文明棍儿一个大铜子儿拿走，日本人个儿矮棍儿也短，可日本人懂。后来西洋人来买，西洋人可是个儿高棍儿也长，还是一文明棍儿一个铜子儿拿走。不教他们拿走，也是送去造纸，堆这儿怎么走道儿呀？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传统，之前的周灭商，周却是认真学习商的文明制度。我们看陕西出土的甲骨上的字形，刻得娟秀，一副好学生的派头。孔子是殷人的后裔，说“吾从周”，听起来像殷奸的媚语，其实周礼学殷礼，全盘“殷”化，殷亡，殷人后裔孔子坦然从周，倒是有道理的。
秦始皇以后，历代常常是民族主义加文化小革命，一直到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都是。元朝最初是采取种族灭绝政策，汉人的反弹是“八月十五杀鞑子”。
之后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新鲜在有“无产阶级”四个字，好像不关种族了，其实毁起人来更是理直气壮的超种族。论到破坏古迹，则太平天国超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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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常听到说中国文化只剩下一个吃，但中国世俗里如此讲究吃，无疑是看重俗世的生活质量吧？
我八五年第一次去香港，当下就喜欢，就是喜欢里面世俗的自为与热闹强旺。说到吃，世间上等的烹调，哪国的都有，而且还要变化得更好，中国的几大菜系就更不用说了。
粤人不吃剩菜，令我这个北方长成的人大惊失色，北方谁舍得扔剩菜？从前北京有一种苦力常吃的饭食叫“折箩”，就是将所有的剩菜剩饭汇在一起煮食。我老家的川菜，麻辣的一大功能就是遮坏，而且讲究回锅菜，剩菜回一次锅，味道就深入一层。
中国对吃的讲究，古代时是为祭祀，天和在天上的祖宗要闻到飘上来的味儿，才知道俗世搞了些什么名堂，是否有诚意，所以供品要做出香味，味要分得出级别与种类，所谓“味道”。远古的“燎祭”，其中就包括送味道上天。《诗经》、《礼记》里这类郑重描写不在少数。
前些年文化热时，用的一句“魂兮归来”，在屈原的《楚辞·招魂》里，是引出无数佳肴名称与做法的开场白，屈子历数人间烹调美味，诱亡魂归来，高雅得不得了的经典，放松来读，是食谱。
咱们现在到无论多么现代化管理的餐厅，照例要送上菜单，这是古法，只不过我们这种“神”或“祖宗”要付钞票。
商王汤时候有个厨师伊尹，因为烹调技术高，汤就让他做了宰相，烹而优则仕。那里煮饭的锅，也就是鼎，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闽南话现在仍称锅为鼎。
极端的例子是烹调技术可以用于做人肉，《左传》、《史记》都有记录，《礼记》则说孔子的学生子路“醢矣”，“醢”读如“海”，就是人肉酱。
转回来说这供馔最后要由人来吃，世俗之人嘴越吃越刁，终于造就一门艺术。
香港的饭馆里大红大绿大金大银，语声喧哗，北人皆以为俗气，其实你读唐诗，正是这种世俗的热闹，铺张而有元气。
香港人好鲜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贪言中华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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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人总讲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看不是，什么都有，端看你要什么。比如你可以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书，很快就来了，端看你订不订，这怎么是沙漠？
香港又有大量四九年居留下来的内地人，保持着自己带去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内地已经消失的世俗精致文化，香港都有，而且是活的。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里。
你们若是喜欢看香港电影，不知道了不了解香港是没有电影学院的。依我看香港的电影实在令人惊奇。以香港的人口计算，香港好演员的比例惊人。你们看张曼玉，五花八门都演过，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人言前一个转身，之绝望之鄙夷之苍凉，柏林电影奖好像只有她这个最佳女演员是给对了。
香港演员的好，都是从世俗带过来的。这就像以前中国电影演员的好，比如阮玲玉、石挥、赵丹、上官云珠、李纬的好，也是从世俗带过来的。现在呢，《阿飞正传》这种电影，也只有香港才拍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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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书人对世俗的迷恋把玩，是有传统的，而且不断地将所谓“雅”带向俗世，将所谓“俗”弄成“雅”，俗到极时便是雅，雅至极处亦为俗，颇有点“前‘后现代’”的意思。不过现在有不少雅士的玩儿俗，一派“雅”腔，倒是所谓的媚俗了。
你们若有兴趣，不妨读明末清初的张岱，此公是个典型的迷恋世俗的读书人，荤素不避，他的《陶庵梦忆》有一篇“方物”，以各地吃食名目成为一篇散文，也只有好性情的人才写得来。
当代的文学家汪曾祺常常将俗物写得很精彩，比如咸菜、萝卜、马铃薯。古家具专家王世襄亦是将鹰，狗，鸽子，蛐蛐儿写得好。肯定这些，写好这些，靠的是好性情。
中国前十年文化热里有个民俗热，从其中一派惊叹声中，我们倒可以知道雅士们与世俗隔绝太久了。
有意思的是，不少雅士去关怀俗世匠人，说你这是艺术呀，弄得匠人们手艺大乱。
野麦子没人管，长得风风火火，养成家麦子，问题来了，锄草，施肥，灭虫，防灾，还常常颗粒无收。对野麦子说你是伟大的家麦子，又无能力当家麦子来养它，却只在客厅里摆一束野麦子示雅，个人玩儿玩儿还不打紧，“兼济天下”，恐怕也有“时日何丧”的问题。
我希望的态度是只观察或欣赏，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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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世俗中的卑陋丑恶来质问，我也真是无话可说。
说起来自己这几十年，恶的经验比善的经验要多多了，自己亦是爬滚混摸，靠闪避得逞至今。所谓“俗不可耐”，觉到了看到了也是无可奈何得满胸满腹，再想想却又常常笑起来。
揭露声讨世俗人情中的坏，从《诗经》就开始，直到今天，继续下去是无疑的。
中国世俗中的所谓卑鄙丑恶，除了生命本能在道德意义上的盲目以外，我想还与几百年来“礼下庶人”造成的结果有关，不妨略说一说。
本来《礼记》中记载古代规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讲的是礼的适用范围不包括俗世，因此俗世得以有宽松变通的余地，常保生机。
孔子懂得这个意思，所以他以仁讲礼是针对权力阶层的。
战国时代是养士，士要自己推荐自己，尚无礼下庶人的迹象。
西汉开始荐举，荐举是由官员据世俗舆论，也就是“清议”来推荐新的官员，这当中还有许多重要因素，但世俗舆论中的道德评判标准，无疑是荐举的标准之一。汉代实现“名教”，“清议”说明“名教”扩散到俗世间，开始礼下庶人。汉承秦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是否促进了礼下庶人呢？
魏晋南北朝的臧否人物和那时的名士行为，正是对汉代延续下来的名教的反动。
从记载上看，隋唐好一些。
礼下庶人，大概是宋开始严重起来的吧，朱熹讲到有个老太太说我虽不识字，却可以堂堂正正做人。这豪气正说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实庶人不必有礼的“堂堂正正”
，俗世间本来是有自己的风光的。
明代是礼下庶人最厉害的时候，因此贞节牌坊大量出现，苦贞、苦节，荼害世俗。晚明读书人的颓风，或李贽式的特立独行，亦是对礼下庶人的反动。
清在礼下庶人这一点上是照抄明。王利器先生辑录过一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分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三部分，仅这样的分法，就见得出礼下庶人的理路。略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