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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如果我们要求西门庆遵守《婚姻法》。要求潘金莲变成刘胡兰，那肯定是我们自己错了，肯定与《金瓶梅》这本书的好坏无关。
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人为地把爱情的定义无限拔高，似乎“坏人“就必定没有爱情，似乎以性生活为主要载体的爱情就必定不是爱情，似乎我们天生就有无限的权力去贬低、干涉甚至镇压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这，恐怕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总是把《金瓶梅》定为“淫书“的主要心理依据。（按照福科的说法，这叫做“人人心底的法西斯“。）
我们还常常会产生另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只要容忍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的存在，我们自己的高尚纯洁浪漫的爱情就必定会遭到威胁与破坏。尤其是，一个自认高尚的人，如果不去贬低那些不符合“高尚“定义的爱情，那么他（她）自己似乎就必定不可能拥有任何高尚的爱情，似乎他（她）就必定也是流氓荡妇之辈。这，恐怕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的深刻文学意义的根本社会原因。（按照笔者的说法，这叫做“等级化人格所带来的恐怖“。）
《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一种在双方不断的互相争斗之中，在与别的女人不停地竞争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性之爱。而且，这种以性为主线、以性为载体、情与性交融合一的爱情，恰恰是在文学中空前绝后的。
在1700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可曾有过这种本来意义上的真正的“小说“？可曾有人描写过这种真正的性之爱？甚至，可曾有人真的把“市井之徒“当作人来描写，而且居然写出了他们的情感生活？
往后说，《红楼梦》虽然也写爱情，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像诗词，像琴棋书画，甚至有些像是贵族们的矫情。大概，这就是历代文人捧《红》而贬《金》的主要原因吧。
即使到了现在，即使有的作品被认为是在模仿《金瓶梅》，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能够做到：同时审视两大性别（而不是把女人简单化为性机器）、专心塑造个性人物（而不是添加性佐料）、如此深刻、如此精妙地描绘出这种性之爱。
即使进行当时的横向比较，那么，这种性之爱与“牛郎织女“、《西厢记》等作品中的爱情，显然是全然不同的；与古代的“房中术“也大相径庭；与孔孟之道所宣扬的性道德和夫妻规范当然更有天壤之别。如果来点“中西对照“，那么它也大大不同于西方20世纪之前文学中的骑士之爱、宫廷爱情、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贞洁爱情“。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金瓶梅》产生的那个时代里，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性革命“。而且，《金瓶梅》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居然能够出现、能够广为流传，本身就是“性革命“的表现之一。
因此，无论从文学的典型性来说，还是从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来说，《金瓶梅》都是中国和世界几千年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黄山“。不管我们能不能认同它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的巨大价值。
因此我要说：《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但绝不是“淫书“。《金瓶梅》，不能删！
金瓶梅漫谈：浮世的风月
当《金瓶梅》在万历三十七年（一六○八），以手抄本开始在某些江南名士手中私下传播时，书坊撰稿人冯梦龙便一眼看出了它潜在的商业价值，建议书商高价收购沈德符手中的一个抄本立即付印，但沈却出于道德上的顾虑拒绝了冯的要求。沈不过不愿亲自促成此书的出版，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去干这样的事情。果然此后不久，吴县的书商便隆重推出了这部旷世奇书，书市的行情十分可观，接着不同的书坊都竞相翻刻，据说苏州和扬州便有两个书坊因此捞取了厚利。沈德符的预料和书商的发财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晚明色情文化的泛滥与江南出版业的高度发展的确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学者往往喜欢把淫书的盛行归罪于当时社会的全面腐败，在这里，他们不免夸大了现实生活中的淫风与色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因果联系，因为现在的事实已经日益证明，促使色情文化传播的真正动力实际上来自出版业牟利的动机。这就是说，晚明士大夫的末世颓风和江南城镇的桃色环境固然滋生了对色情文化的需要，但是，真正刺激和助长这种需要，并使之转化为消费享受的力量则来自江南书画出版业的商业化趋势。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我们很难在此作出适当的道德评价，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一趋势的促使下，迅速地兴起了一种表现性欲的新型文学，这就是色情的或有色情倾向的白话长篇小说。
《金瓶梅》彩塑：西门庆私淫来旺妇
在色情小说兴起的年代，木刻版画的工艺水平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凭借着新的技术优势，江南的书坊还把长期以来收藏在内府和富贵人家的秘戏图复制成春宫版画册，作为批量生产的商品投入了市场。新的技术也被应用于书籍的装帧，比如当时出版的很多色情小说，其中就有一些描绘性场面的木刻插图。不同的时代有各自表现性欲的特殊形式，有使之传播的相应手段，相比之下，明代小说的文本虽然已与往昔的“素女经文”和“轩皇图艺”相去甚远，但就图文对照的形制和图文均以性交状态作摹写对象这两点而言，双方仍有一脉相承之处。如果说古代的性手册主要供帝王和少数拥有性特权的人物作临床的参照，因而更强调有益于夫妇关系的“闺中佳境”，在明代的色情小说中，性欲的表现则更加大众化，它以粗俗的形式暴露了罗帏后的秘戏，它把人们在现实中不愿正视的活动再现为供他们玩赏的文字，并使其中的情景极富于刺激，以致使读者全成了耽于窥视淫秽场景的人。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它在各个方面都显得很成问题，具有一种与“闺中佳境”对立的特征。我们知道，房中书的世界是一个假定的封闭空间，夫妇的性爱在理论上被纳入了天地阴阳交欢的和谐秩序，除了考虑技术上许可或禁忌的事情，所谓的“闺中佳境”并不存在任何涉及到道德或犯罪的问题。理想的交欢被描绘成男女互相滋补的过程，但其间的一切细节必须由男性调控，女人只能做顺从的“鼎炉”。在房中书的语境中，快感并不意味着单纯的享乐，它更倾向于强调养生上的受益。而咏叹房术的诗文向来都喜欢把充当采补工具的女性美化成佳人或神仙。如在一幅题为“无上真鼎”的明代道教版画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首颇有几分仙趣的诗，其诗曰：
眉目无瑕性欲良，皮骨相宜音韵长。
再推八字无冲，始称佳期作药王。
不难看出，这个“药王”的形象正是按照房中书所谓“好女”必备的条件描绘的：她必须年轻、健康、干净、柔顺，没有自己独殊的性嗜好，总是在驾御者的绝对操纵下作出预期的反应，用她被激发出来的阴气给对方作补药、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可爱、更依恋男人。这是一个被想象成从现实生活与人的复杂性之中分离出来的“佳境”，在其中，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持久而稳定的，就像《大乐赋》所描绘的那种行乐图景，夫妇的性爱遵循着四时的节序，一直延长到衰老之年。
然而在摹写“浮世风月”的时代长篇小说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整个的背景发生了变化，源于房中书的性主题在暗中向对抗的方面转换，封闭性的“闺房佳境”出现了裂口。诱人的“风月鉴”向男性观赏者转出了它的背面，驯良的“药王”从其中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翻开《金瓶梅》的第一页，两首开场诗首先向我们透露了“浮世风月”的危机。试读这首据说是出于纯阳真人之手的七绝：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这是一个美丽的魔女，她既向你显示出不可抗拒的魅力，又隐隐约约露出致命的威胁，俨然向好色的男人摆出了角斗的阵势。鏖战的交锋很快从小说的第四回拉开序幕，在该回描绘西门庆与潘金莲初次交欢的文字中，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两首粗俗的咏物诗竟把男女主人公的性器官描绘成用来厮杀的东西。在这位“笑笑生”的笔下，浮世的风月场从一开始就渗出了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他显然有意采用民间“荤谜”的形式制造色情的噱头，但由于过分地夸张，男女的性器官竟被塑造成独立于人物躯体的“活物”，以致使这个“物”升格为人物体验和证实自我的基础。自我成了占有感的虚假对象，交欢的双方总是在感到占有对方，并从中得到享乐的时候，他们才感到自我的存在。
这种性的占有是同对财富、权势、社会地位的占有交织在一起的，对所有这些“物”的占有欲支配着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行动，联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浮世的炎凉景况。“浮世”一词本指虚浮不定的尘世，我试图把该词引入《金瓶梅》的语境，用它来概括该书所体现的独特的写作态度。从另一首开场诗可以看出，一种对世事无常的哀叹在小说的开始就为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定了调子。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逐渐看到，所谓的“闺房佳镜”原来都是水月镜花，实际的情况并不像秘戏图画面上那样艳媚、光洁，西门庆占有的所有女人竟无一个配称得上是古典的或传奇型的佳人。在她们或多或少的姿色中都掺杂了市井的俗气，个性的污点反而在这群平庸的妇人身上焕发出情欲的活力。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可谓初次突破了传统文学单调的美人程式，它让我们睁眼看见了浮世的缺陷，使文人型的仙趣和艳趣受到了挑战，进而以其放肆纵恣的笔墨揭出了男欢女怨的事件与金钱、权势、贪欲的纠葛。诗意的感伤情调被毫不吝惜地清除了，情和欲的表现达到了沆瀣一气的程度。相比之下，文言传奇小说中有关女性美的写意传神之笔反而显得空洞、苍白，话本小说中半文半白的简短对话也让人觉得比较呆板，而在这部新型的长篇小说中，西门庆身边众妇人嘴里的淫声浪语，她们互相拈酸吃醋的口角，全都写得精力弥满，读起来简直就像偷听了她们平日的闲言碎语一般。
袁枚平生喜谈声色，且常以多情自负。在批本《随园诗话》中有一条批语，说的是批评者本人在袁家作客的一点印象。他说当时袁枚让他的四个小妾全出来见客，她们的相貌都很平庸，而且语言无味，显得十分可笑。这则琐碎的记载使我们得以从一个见证者冷眼旁观的角度瞥见了古代多妻者家庭中某些灰暗的生活场景。由此可见，实际的情况似乎并非如大量的诗文所描绘的那样辉煌，诸如娇妻美妾，金钗十二行的富贵艳福大抵多为文人的浮夸之辞。《金瓶梅》正好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像，面对西门庆身边的女人，我们也产生了与那位在随园作客的诗话评点人相类似的感觉。与房中书的告诫完全相反，西门庆对所谓的“好女”并无兴趣，他似乎奉行着不骚扰良家妇女的原则，只是本着贪多不嫌滥的低标准纳妾、偷情，因而作者把他的小老婆和姘妇全都写成了身份低贱或名声本来就很坏的女人。李娇儿出身妓女，生得“肉重身肥，额尖鼻小。”孙雪娥是收房的丫头，大嗓门，矮个子。潘金莲长得最标致，但一开口就是一连串损人的脏话。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有钱的寡妇，一个脸上长着稀疏的白麻子，另一个生得“五短身材”。小说写西门庆果断地娶孟玉楼为妾，接着又写他多方策划，最终把李瓶儿用花轿抬进家门，两件婚事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含有把对方的财产与其人身一并转移到西门庆手中的因素。总之，小说在有关西门庆发迹过程的讲述中，他渔色的成就始终都是同他不断发财的事业穿插在一起的。本为突出西门庆贪财好色，故有意将其群妾和姘妇的相貌和出身来历都写得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结果却在无意中暴露了生活中平庸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实利的打算在婚姻选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像孟玉楼和李瓶儿这样有钱的寡妇，只要没有硬汉子为她们做靠山，手中的财产很快就会受到家族和地方势力的侵蚀。她们明知道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之所以睁大眼往火坑里跳，显然是考虑到寻求荫庇的因素。作者似乎更倾向于从不安分守己的寡妇自讨苦吃的角度写她们的选择，但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出，在一个权势支配一切的社会中，男人占有女人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势力，而不是他本人的魅力。于是，在这部描写贪财和好色的长篇小说中，闺帏的淫乱始终都与频繁的官场应酬穿插在一起，地方上的不法行为总是同朝廷的腐败一呼一应，最后，随着西门庆的死亡，他生前占有的女人和财产又纷纷转移到其他有权有势者的手中。
纵览《金瓶梅》全书的每一处性描写，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情爱与美感的因素已经被完全排除在外。性行为成了一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常活动。因为享乐与真正的内心快乐毫无关系，它追求的是满足和刺激，它本质上是一种把对象作为消费品去使用的活动，所以对西门庆来说，凡是与他交欢的女人，无论是妻妾还是姘妇，全都与妓女没有什么不同。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性嗜好，为了用更强烈的刺激制造神经的兴奋，他一贯在枕席间同他的女人们搞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或为了奖励这个女人的“枕上好风月”，他立即支付一件漂亮的衣服；或在要求那个女人卑贱地满足他某种性的奇思怪想之时，他许诺了对方贪求的财物。于是，在书中那些看起来过分直露，而实际上仍有所节制的性描写中，作者往往把男人的好色与女人的贪财并置在一起，不断地插入有关淫妇们向西门庆索取“风月债”的对话，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上的巧妙过渡，使每一个纵欲状态的场景均与金钱的作用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对比不但冲淡了性描写的刺激效果，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观淫癖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浮世风月”只是一种没有快乐的享乐。在淫妇们极尽曲身奉承之能事的活动中，被她们用来满足自己性欲的成分是极少的，她们所作的一切不过是促使西门庆达到纵欲状态的顶峰，并趁机向他讨一点自己想要的东西罢了。“绣像本”中的一则眉批便对她们的这一处境流露了怜悯之情：“以金莲之取索一物，但乘欢乐之际开口，可悲可叹。”金莲一方面把自己作为“物”供他人享用，一方面又从他手中索取物来装饰自己，通过“我占有物”的形式，她最终使自己陷入了“我等同于物”的事实。一个物化的人并没有真实的生存，按照佛教的思想，他／她只是虚假的躯壳，正如小说第一回中两句《金刚经》的引文所说：“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
金钱和社会地位为西门庆的享乐生活打下了基础，给他的渔色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然而要彻底占有女人的肉体，要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快感，还必须在与女人交锋时具有完善的技术装备。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几乎像写“起居注”一样为我们记录了西门庆在房事上的各种细节，其中特别提到了他对“淫器包”的关注，只要去搞寻花问柳的活动，这位重视战备工作的斗士总忘不了从褥子下摸出那个“淫器包”带在身上。对西门庆来说，女人既是占有的对象，也是攻克的堡垒。金钱的力量使他大大缩短了占有一个女人的过程，但要攻克她肉体的内核，打开她那个性爱的保险箱，他却不得不致力于发展自己的阳具和附加于其上的装备。为了尽量用人为的手段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把一个区区性器官精心武装起来，致使它每一次在枕席之间精神抖擞地亮相，总是像全副披挂的花脸走向前台一样，显得它的行头过分累赘。总而言之，在这样烦琐的装备下，西门庆已经把自己的性器官弄得面目全非了。与其说这些描写是富于刺激的，不如说令人感到滑稽。因为西门庆的努力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种自我否定的行动，他本打算通过壮大自己的阳具来扩张他的自我，结果却由于使用了这么多的辅助工具，致使自己身上的器官物化为半人造的东西。他不再是以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与他做爱的女人，他实际上在丧他的“真我”。
与大多数明清淫秽小说的突出区别在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并不是小说的唯一内容，不是那种没完没了的色情连续剧。从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看，对性交场面的安排，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叙述上的详略、疏密、显隐、热冷，作者均有特殊的考虑。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西门庆生活的一大乐趣，性活动始终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