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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门庆施加的淫虐，淫妇们全都表现出近乎受虐癖的顺从。与施虐的行动相比，从被凌辱者口中发出的屈辱话语似乎更能满足西门庆的占有欲，因此，他常在交欢中不断要求对方发出从属他的誓言，仿佛只有从各种感觉渠道确认了他对一个女人的彻底占有，他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然而，使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得以维持下去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他的阳具，也不是那些淫器或胡僧的春药，而是他的钱财。从卑贱的王六儿和如意儿直到专横的金莲，她们全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换取物质利益或地位的工具。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很多性描写结束之后，作者往往照例交待西门庆付给淫妇们的奖赏，什么样的衣服、首饰，多少银两，始终都像记帐一样写得清清楚楚。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程式是，绝大多数性描写都以所谓“一泻如注”的射精作为终结，它正好与房中书的告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如果从反面来看这一反复出现的细节，其中仍然表现了与房中书一脉相承的思想。所不同的只是，房中书从正面夸大了止精法的养生效果，《金瓶梅》的性描写则从反面暗示了纵欲的危害。两者可谓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中国古代性观念中的一个基本教条，即认为男人的精液是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他健康的保证和生命的源泉，射精必然会导致元气的损伤。因此，小说从首回的开场诗提出警告，直到这一警告在第七十九回应验，其中的每一个性描写细节实际上都构成了具现西门庆走向死亡之门的过程。从表面上看，那些绘声绘色的淫猥场景的确充满了感官的刺激，但透过字里行间弥漫的险恶气势，我们仍然能够领悟到张竹坡所谓的“热中冷”。这种由强盛到衰败的必然趋势在故事的讲述中并不完全被体现为来自鬼神的惩罚，而是更多地被描绘成愚夫愚妇自己的作业（Karma）。在长达七十九回的故事中，作者让我们目睹了西门庆所干的很多伤天害理之事，但他并没有安排其中的任何一个受害者直接对西门庆进行成功的报复。相反，通过描写西门庆纵欲身亡的过程，作者一再让我们看到，不断对西门庆构成伤害的力量正是他满足贪欲的行动。享乐生活在这里被描绘成一个苛刻的债主，享乐者每得到一次片刻的满足，他同时都要为此抵押自己的性命。
从这一角度透视小说中的性描写，我们便会发现，它们既有渲染色情的效果，同时也可能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寓意。比如，在书中反复出现的银托子等淫器似乎就不完全是对一种性交技术的津津乐道，它们也可能被作为一种意象来暗示西门庆的自我扩张如何一步步导致了他的自戕。从某种程度上说，紧束的银托子其实也是套在西门庆脖子上的绞索。随着西门庆的色情狂愈演愈烈，银托子换成了潘金莲亲手缝制的白绫带，接着又增添了王六儿用头发精心编制而成的锦托子，绞索于是愈勒愈紧。不断勒紧的带子象征了人对性的奢求，它一旦超出了性所能给予的限度，便会招来像西门庆这样自戕的后果。西门庆的徒劳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讽刺了房中术的顽念，我们也可以把方士们妄谈的止精法、精术视为无形的银托子或白绫带，因为不管是人造的淫器，还是人心的妄想，全都会造成壅蔽自然生机的危害。它的不正当性其实并不在于它是不道德的，而是在于它制造了反自然的需求。
对春药的否定同样基于这个原则。在《金瓶梅》的语境中，春药被描绘成类似于毒品或酒精的东西，它象征了把人的性冲动导向完全失去控制的一种魔力。在西门庆服用了过量的春药之后，他的阴茎已经完全成了在药力的作用下自行膨胀的怪物。西门庆终于“油枯灯灭，髓竭人亡”。这一可怕的景像发生在西门庆半醉半醒的时候，潘金莲自始至终扮演着惹祸的角色。整个的过程与当年武大遇害的情景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作为一种报应的形式，谋杀的事件如今又在西门庆的身上重演了一遍。所不同的只是，毒药换成了过量的春药。难怪张竹坡把西门庆称为“鸟人”，小说不只把他的死亡界定为他的阳具的崩溃，甚至在那篇戏拟的祭文中，众光棍颂扬死者的每一句话也语含双关，处处突出了一个反讽的拟阳具形象。这篇游戏文字，从西门庆拜把兄弟的角度总结和评价了他纵欲的一生，对于其中的每一句哀辞和赞语，西门庆都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正是基于致祭者真诚的钦佩和遗憾，我们才从祭文的字里行间读出了辛辣到极点的寓意。因为他们的措词和语气明确地告诉读者，他们实际上是在用那些从一个昂藏的阳具上引申出的美德来颂扬死去的长兄。这篇文字沿用了民间“荤谜”的形式。综观《金瓶梅》全书，此类陈词滥调的大量堆砌已达到了令人难以分清哪些是咏物，哪些是写人的程度。我们知道，世界是语言构成的，当反复使用的双关语和比喻已经形成了一本小说的特殊语境，以致其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可以充当人物的代称时，在它们所指称的物与那个人的形象之间，你还能看出多少明显的本质区别！由此看来，《金瓶梅》一书虽然充斥了迎合市井趣味的内容，但它的媚俗形式中仍寓有尖刻的嘲讽。上述的事例已足以证明，作者自始至终都在勾画西门庆的非人形态，他让我们不断看到那个人频频露出的原形。
西门庆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重占有的生活方式，它让我们惊讶地看到，拚命地追求享乐如何使享乐者卷入了缩减的旋涡，如何使丰富的两性关系缩减成财和色，如何使一个人的自我最终缩减成蠢然而动的性器官。
（文/康正果 摘自北大在线）
《金瓶梅》和“兰陵笑笑生”——吴敢教授矿大讲演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深得《金瓶》奥”（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如此一部伟大的著作，其书却屡遭禁毁，其作者亦直呼不出。多灾多难、可圈可点的《金瓶梅》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应该确定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今人的公正评誉。
其书
《水浒传》中有一段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与武松的故事。在《水浒传》繁本系统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第23…26回、七十回本的第22…25回，这段故事是这样描写的：清河县人武松景阳岗打虎成名，被阳谷县知县参做步兵都头，巧遇在此挑卖炊饼的胞兄武大郎。不久，武松奉命去东京公干。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经茶坊王婆撮合，与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勾搭成奸。小贩郓哥发现奸情，告知武大。武大捉奸，却被西门庆打伤。王婆、潘金莲、西门庆索兴合伙药杀武大。武松出差回来，得知哥哥被害，从团头何九叔处探明真相，乃杀嫂祭兄，又在狮子桥下酒楼杀死西门庆，遂去县衙自首。知县与东平府尹哀怜武松是一个仗义的烈汉，仅将其刺配二千里外，而将王婆判了剐刑。
不料，200年后，这段仅四回数万字的故事被改造演义成一部百万字的大著《金瓶梅》。在《金瓶梅》中，这段故事的性质、因果虽然最终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的情节却仅仅变成了《金瓶梅》的依托。《金瓶梅》在武松为兄报仇之前，将潘金莲娶进西门大院，又让武松在寻杀西门庆时误杀了李外传。结果，武松被刺配，而西门庆、潘金莲却依然故我。这一巧妙的腾挪，给《金瓶梅》留下了足够营造辉煌大厦的时空。《水浒传》这一故事的主体部分，仅仅包容在《金瓶梅》第1…6回、8…10回与第87回之中。《金瓶梅》其余91回，全与《水浒传》无涉，而纯系生发创造。
《金瓶梅》的书名是书中三个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缩写。其词话本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入手，绣像本与第一奇书本由“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但均很快书归正传。略谓北宋山东清河人西门庆，父母早亡，开一生药铺子，略有家资，而游手好闲，与一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应伯爵、常时节、白赉光、花子虚、吴典恩、谢希大等结为十兄弟。原配陈氏，死后遗女名大姐，嫁陈经济，因避祸偕夫回娘家居住。西门庆续娶吴月娘为继室，并收妓女李娇儿、卓二姐为妾。卓不日病死，改娶富商寡妇孟玉楼顶替为三房。接着，又收用陈氏丫环孙雪娥为四房。后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私通，并与拉皮条的王婆一起鸩杀武大，将潘取回府中为五房。再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勾搭，气死花子虚，亦娶回为六房。卓二姐、孟玉楼、李瓶儿带来大批财宝，西门庆财富剧增。“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武松报仇不成，反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于是日益放纵。如通潘金莲婢春梅，奸占奴仆之妻宋惠莲、贲四嫂，包占妓女李桂姐、郑爱月，还常与干儿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会等。不久，李瓶儿怀孕生子官哥。西门庆亦贿赂蔡京当上金吾卫副千户。乃贪赃枉法，求药纵欲。潘金莲与李瓶儿为西门庆最宠爱的侍妾，二人争风吃醋，潘妒李有子优宠，乃训“雪狮子”猫吓死官哥，李亦伤心病逝。一夕，西门庆服用金莲喂服过量春药暴死。树倒猢狲散。金莲、春梅、陈经济因私通被吴月娘逐出，金莲居住王婆家待嫁，被遇赦归来的武松杀死；春梅则被卖与周守备作妾，竟得宠生子，被册为夫人；陈经济流落街头行乞，被春梅以表弟接回府中继续私通。卓二姐复回妓院卖笑，孟玉楼偕资另嫁他人，孙雪娥被家奴来旺（宋惠莲夫）诱拐发卖，为春梅买回为婢，百般折辱，后再卖到妓院，上吊身死。旋金人入侵，周守备阵亡。陈经济与春梅淫乐时，被卫卒张胜杀死。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不久亦淫纵暴亡。待金兵攻至清河，吴月娘携遗腹子孝哥逃亡，路遇普静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出家，法名明悟。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厚深邃、艺术特色新颖鲜明的作品。兹各举一例，以为佐证。
如上所述，《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这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二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通过西门大院的兴衰变化，暴露出当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第三十回“蔡太师覃恩锡爵，西门庆生子加官”）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妻妾相妒、主仆相争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恶，广阔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是一部明代中后期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百科全书。
《金瓶梅》与此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单线发展、板块接承那种结构方式不同，是一种以西门庆为贯照，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为对应；以西门大院为枢纽，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为统系，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络结构。这是后来的《红楼梦》和近现代小说的经典结构方式。《金瓶梅》是第一部使用这种结构方式并获得相当成功的中国长篇小说。《金瓶梅》写了几百个人物，其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小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这种开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五十一回是后半部的关键，布局极为均衡。
《金瓶梅》以社会基层结构为单元，描写的是西门庆扭曲变态的家庭生活，其重点人物潘金莲又是一个淫妇、妒妇、悍妇三位一体的典型，加上当时朝野猥亵，以风流为谈资，《金瓶梅》难免有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文字。白璧微瑕，今天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但在其流传的三、五百年过程中，不少卫道者急欲焚之而后快，其也被历朝历代列为禁毁书目。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26年（1547年）至明万历24年（1596年）之间。这一阶段，正是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创作《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创作《堂·吉诃德》，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创作戏剧的时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谢世的次年（1617年），传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梓行。
难怪有人给《金瓶梅》罩上诸多“第一”的光环：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非个人创作而为“集体累积”），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的小说，第一部最有争议的小说等等。因此，《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其作者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