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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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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鼠乐园的实验,各界反应冷淡,亚历山大应该颇感失望,但他并未沉湎其中。亚历山大不像他的老师哈洛,他并未意志消沉,也没有借酒或药物消愁。老鼠乐园的实验只是人生历程的一个里程碑,他继续思考、计划、参与。

亚历山大加入了波特兰酒店协会,这是一个位于温哥华的机构,它为艾滋病人提供消毒的针头、温暖的住所,让他们死得有尊严。由于老鼠乐园的实验未能引起学界的瞩目,西蒙弗雷泽大学因而撤销补助经费,亚历山大却能泰然处之,转而研究“史上首位心理学家”柏拉图。另外,有保护动物人士抗议其实验室通风设备不良,校方决定予以关闭,整个实验宣告终止。几个月后,实验室通风设备仍未见改善,却重新开放,用做学生咨询场所。亚历山大说:“那样的条件对老鼠不好,给人使用却变得可以接受了!”

他的话语中丝毫没有挖苦意味。实验室关闭,不再研究老鼠,亚历山大开始转向研究历史,检视失传已久的文化,采寻其中的线索,了解为何有人会成瘾,有人不会。他发现在许多时代,物质成瘾的现象几乎不存在,这让他感到相当有趣。例如,加拿大的印地安人还未被西方文明同化时,物质成瘾的比率几近于零。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剧变之前,人民务农维生,与土地共存,那时候几乎没有物质成瘾的问题。

亚历山大发现,成瘾比率提高,并非因为药物更容易获得,而是人心彷徨,不知何去何从。“20世纪末,无预警裁员增加,社区联系变得薄弱,人际关系急剧变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瓦解,工作、技术、语言、国籍、意识形态不断改变。价格、收入及社会互动都不稳定,就连最重要的经济体系也未必能维持良好的运作。有钱没钱都一样。人心错乱,引发了更大的混乱,而且波及脆弱的人际互动网络、社会与实体世界,就连维系心理社会平衡的精神价值也难以幸免。”亚历山大说,失去这些重要的力量,人类就像笼中之鼠,社会失调,心无定向,人们盲目寻求慰藉,不管能否从中得到实质的满足。

追根究底,亚历山大显然放弃了过往的信念,成为了传统的捍卫者。多年来他不断提出前卫激进的质疑,却得到如此保守的结论:我们应该重视人际关系、爱、情感以及由友谊、家庭及工作构筑成的生活模式。现在,亚历山大在温哥华岛上的小农场悠闲度日,写作著述,过着简单的生活。

也许他该邀请总是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克雷勃一起来此度假。亚历山大相信恶劣的环境导致成瘾反应,克雷勃相信决定因素是接触这些药物的机会。两人到最后却目标一致: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用家庭取代帮派,回归传统,为贫乏的文明指引方向。克雷勃这样写:“我们应当致力于消除药物滥用与成瘾现象,使其减至最低程度……美国社会应致力于让所有公民有发展天赋的机会。”亚历山大说:“我们只有教导儿童重要的文化遗产与中心理念,才能有效减少心理病态的可能。”两人最后都谈到了人的尊严,也都深信不疑。

那只海鸥,长着雪白晶莹的羽毛

我希望能提出具体明确的结论。尽管本章讨论的是具体的物质,但最后的结果却虚幻不定,仿佛吸食鸦片后的梦境。根据“实验结果”,艾玛服用镇定剂是为了缓解痛苦,而非追求快乐,所以她应该不会上瘾,但她却上瘾了。根据“实验结果”,我先生不断接触药物,应该会成瘾,但他却没有。克雷勃主张,成瘾比率会随接触机会增加,且提出数据来印证。亚历山大则说,假如他所言属实,种植罂粟花的国家,其人民应该都会上瘾,但事实并非如此。到底有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我决定亲自体验。样本数:1,假设:无。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身处牢笼。我家很宽敞,生活美好,人际互动频繁且健全,但我是自由经济体系里的小卒,和这年头的其他人一样彷徨错乱。我没有宗教信仰,不是大家庭。我打算和亚历山大的老鼠一样,连续57天服用氢吗啡酮,然后停药,看我会怎样。

我吞下两片,再加一片,应该够了,我兴奋起来。微风轻拂脸庞,感觉很舒服。停车场上有只海鸥,长着雪白晶莹的羽毛。我顿时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鸟。

3天过去了,4天过去了,一切都很好。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在晚上服用含鸦片成分的药物,对着月亮发呆,想着好笑又甜蜜的事情。白天,我仔细观察自己,我看起来像一个期待夜晚到来,服用万灵丹的人吗?我渴望那东西吗?我寻找渴望药物的征兆,就像我在怀孕初期,随时注意异常的疼痛和痉挛,因为那可能是流产的前兆。我开始胃痛,对我来说,吗啡是种怪异的甜点,不好吞,也不好消化。到最后,我宁可和朋友吃饭,也不想为一只海鸥而感伤。14天后,我突然停止服药。我有些焦躁不安,还有点鼻塞。不过也许是被女儿传染了感冒!

以下是我这次实验的心得。看你喜欢哪一个吧!

吗啡不一定会导致成瘾反应,而对于戒断期间的生理反应,确实存在过分渲染夸大的现象。

克雷勃也许会说,我的基因健全,所以成瘾的可能性不会提高。

我并未进展到注射药品的程度,所以快感不会提高,内侧前脑束也没有受到密集的刺激,所以没有任何风险。

我不置身于人群,也不在牢笼中。

挑一个,或是都不要。我也搞不懂,只觉得累了。我要回到正常的生活,我的世界并不完美,但已美好到让我感到幸福。

人类的天堂在哪里

最后我打算亲自造访老鼠乐园。我想躺在里头,感受着空间的宽敞,呼吸着杉木木屑的浓重气味。我看到亚历山大保留的木夹板做成的墙面,那是老鼠乐园的布景,上头画着高耸的松树,映衬着背后的蓝天。天空中飘着几朵云,河水奔流注入大海。

老鼠住在这个乐园里,就相当于人住在四季如春的加州,食物来源从不匮乏,没有其他动物虎视眈眈,身旁弥漫着木头的香气,就好像曾祖母的木制衣柜。亚历山大说这个老鼠乐园是正常环境,他说:“我们坚信这个正常环境可以充分满足老鼠的需求,所以吗啡产生不了吸引力。”

不过当我看到眼前的设施,当初还有充足的食物,随时可用的运动器材,怎么都不觉得这是“正常环境”,而是“完美环境”。我相信在实验室外的世界,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也许这就是亚历山大实验的致命伤。他打造了一个天堂,发现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很快乐。但这样的天堂究竟在哪里?老鼠乐园真能反应“现实生活”吗?这样的环境只能证实,我们如果能置身于这个神话般的世界,即可免于药物成瘾,但这样的世界以前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出现,我们只能带着有缺陷的基因,活在不完美的真实世界里。

最后,亚历山大这个情场失意、两度离婚的男人,60多岁时终于和第三任妻子安定下来。他骨子里是个相当浪漫的人,相信老鼠乐园可能出现在真实世界里,相信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同世界,但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种浪漫的世界观认为,只要提供合适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所长。而一般的世界观源于怀疑甚至愤世嫉俗的心态,认为世界充满了困难,处处都是牢笼,我们身边全是无形的栏杆。这两种南辕北辙的世界观,同样有说服力,难分轩轾。我相信后者,但我无法证实,也不想证实。

回家后我接到艾玛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终于“摆脱了那该死的药”,还说她再也不用止痛剂了。如果我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告诉他艾玛的故事,我可以想像他一定会大声嚷嚷,想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与他手边资料相抵触的故事。艾玛可能还处于痛苦状态,只是她不承认;也许她看似快乐的家,私底下已蒙上了沮丧的阴影;也许她丈夫并不支持她;也许她工作太认真。亚历山大会把从前和我说过许多遍的话,再拿出来跟我说:“在我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从没看过一个内在与外在需求都得到很好满足的人会药物成瘾。这绝不可能。你要是找得到,我就放弃所有的信仰。”

我不会打电话给亚历山大,告诉他艾玛的故事。我也不会打给克雷勃,告诉他我先生可以很容易得到药物,但没有出现严重的药物问题。真正的药物战争也许不在街道上,而是在学术界。对于成瘾反应的激烈辩论究竟有何意义?不管哪一方都不具有代表性。药物成瘾的问题牵连甚广,不只是化学物质,更包括自由意志、责任与强制、缺陷与弥补的方式等,这些因素交替作用,最终导致难解难分的困境。

我上楼来到书房。夜深了,床边小桌上的彩绘台灯亮起,投射出柔和昏黄的光线。鹅黄色的墙壁让人感觉很温暖,上头挂着樱桃、水蜜桃的素描。我爱这间书房,也喜欢那只毛茸茸的肥猫。我们每个人都想跟它玩。因为家里有老鼠,所以才养了它。尽管养了猫,我还是可以听见老鼠在暖气管中吱吱地叫。就算在睡梦中,我也能听到它们四处穿梭蹦跳,宛如体操健将,四处啃咬抓搔,不断繁衍。老鼠们,祝它们快乐。

* * *

'1' 利他林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主要作用于大脑皮层,可增加突触前神经传导物质的释出,增加活动力与警觉性,减少疲倦感。——译者注

'2' 19世纪由教会发起的运动,目的在推广适度、有节制的饮酒行为。——译者注

'3' 一种半合成的鸦片类制品,效力为吗啡的5~10倍。——译者注

第8章 你编造了记忆 洛夫特斯与虚假记忆的实验

引言

记忆是人生旅程的深浅足印。如果没有记忆,我们的过往只剩下一片空白,任凭他人诠释。唯有记忆的存在,才能证实从古至今,人类的繁衍存续并非虚幻梦境。柏拉图认为记忆是纯粹且完美的,过往经历皆完好地收藏在记忆中,随人回顾怀想。弗洛伊德鼓其如簧之舌,有时说记忆由梦境与现实交杂而成,有时则将记忆比喻为重播的影片。

心理学家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却打算挑战两位宗师。洛夫特斯本来打算当数学老师,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她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1966年,她获得数学和心理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196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7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她开始对长期记忆发生了兴趣。

她的观点是什么?记忆像诡异多变的河流,像狡黠的老鼠,难以掌握行踪。洛夫特斯大胆创新的见解,震撼了实验心理学界。

洛夫特斯首先请被试描述看过的物品,如,交通标志、胡须、农舍、刀子等。她可能会问被试:“那个标志不是黄色的吗?”只要她暗示有这个可能,被试明明看到红色的标志,也几乎都会附和说是黄色。其次,她请被试观赏影片,片中一名头戴面具的男性,身受枪伤,倒在无人的街头。她问被试:“你记得那个人有没有留胡须?”每位被试都说有胡须,然而片中的男子头戴面具,根本无从分辨。

任教于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洛夫特斯说:“现实与想像只有一线之隔。”她以这项实验印证了上述观点,也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微乎其微的暗示,也会影响记忆的真实性。记忆宛如孩童的水彩画,在画纸上随意涂满浓稠的颜料,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事实上却是一片混沌。

洛夫特斯自此声名远播,或说恶名昭著也无妨。她发现记忆会遭扭曲,这项发现本身已具有极佳的卖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位律师请洛夫特斯协助,指出目击证人的描述与监视器拍摄的画面不符,试图改变陪审团的决定。洛夫特斯说:“我帮过不少人。”包括山腰扼杀者(the Hillside Strangler)'1'、梅内德斯兄弟(the Menendez brothers)'2'、诺斯中校(Oliver North)'3'、泰德·邦迪(Ted Bundy)'4'等。我很惊讶:“泰德·邦迪?”她说:“没错。那时还没人知道他是连环杀手。”

《山腰扼杀者》电影海报

我问她:“你这么肯定?你为这些人辩护,但你怎么知道他们确实清白无罪?”她回答:“我就告诉你吧!虚假的记忆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成了骗子。现在层出不穷的儿童性侵害案件,搞得人心惶惶,其实虚假记忆这种病才可怕。每天晚上,在我们好梦方酣之时,不知有多少儿童遭强暴或虐待,这些孩子可能不敢讲出来,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事实上,相信的人还真不少!”

洛夫特斯说完,突然哼了一声,接着是一阵沙哑的笑声,凸显出话语中的戏谑意味。她很特别,略带洒脱散漫的气质,游走于专业形象与个人情感间,来去自如,难以捉摸。她接着补充:“25%的被试会这样。虽然不到半数,但就统计学层面看,意义相当重大。这么多人会受……”她静默片刻,突然话锋一转,说:“我说过我的情人吗?”今天是2月14日,她刚收到前夫的卡片。这是指她“过去式”的丈夫葛瑞格。洛夫特斯拿出卡片,念着:“你知道我爱你哪一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像弗洛伊德说的。”她笑着说:“我还爱他,可惜他已经再婚了!”

改变一生的富兰克林案件

1990年是洛夫特斯人生的转折点。一般人很难明确指出哪些事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通常都是许多事件纠结不清,逐步酝酿,总得经过多年的沉淀,才能看清始末。洛夫特斯却不是这样。1990年,一位名叫洪葛德的律师致电洛夫特斯,请她为一桩相当棘手的案件出庭作证,被告是一位63岁的老翁富兰克林。他的女儿艾琳指控父亲在20多年前强暴她的好友并杀害了她。

这段记忆在她心里尘封多年,直到此时才想起。年代久远的无头公案,受害者已成一堆白骨,这正是心理学天后洛夫特斯的拿手好戏。她当仁不让,跃上舞台。洛夫特斯说:“你目睹重大变故,完全失忆,而突然在十几年后,灵光一闪,想起整件事的经过?我认为这不可能。”

洛夫特斯并不打算争辩这些重大变故是否确有其事。她质疑的是,受创的经验能否完全与意识脱节,原封不动地贮藏在某个秘密的空间,等时机成熟,全数涌上心头,犹如深埋地底的珠宝箱,开箱即可见到硕大宝石闪闪发光。洛夫特斯说,记忆的光芒无法持久,转瞬间消褪隐灭。她曾在实验中亲眼目睹纯粹的记忆如何受到污染,此外,时间越久,记忆越模糊。

眼前这名老翁富兰克林即将被判有罪,除了女儿的儿时记忆,没有其他确切证据,而她的记忆很可能是受某位新世纪心灵治疗师的暗示而来。洛夫特斯将“暗示”视如妖魔!常人不过一层薄皮覆盖肌肉与骨骼,任何东西都穿得透,当然难以抗拒暗示。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洛夫特斯出庭为富兰克林作证。她告诉陪审团员,艾琳的记忆未必可靠,问题不在她这个人,而是记忆运作的必然结果,时间一久,遗漏在所难免。遗忘很久后突然恢复记忆,这类案件在当年屡见不鲜,媒体也大肆报导,富兰克林案就是其中之一。洛夫特斯在法庭上指出,人类惯于将事实与想像混杂,改造过的记忆反被当做确有其事。

她举实验结果为证:被试把红色标志记成黄色,将不存在的谷仓描述得煞有其事,印象中有胡子的人事实上却没有。艾琳说她看到父亲用来敲碎好友头骨的石块,看到戒指在阳光下闪烁,她还想起地上有一滩血迹。洛夫特斯说:“这些都不是真的。艾琳是后来从新闻报导中才得知这些细节的。”陪审团并没有相信她的说法,洛夫特斯为此深受打击。事隔20多年,富兰克林因强暴并谋杀女儿的好友,被判有罪。这样的结果令人心寒,也让她决定了后续的研究方向。

洛夫特斯告诉我:“从那时起,我便立志终身都要帮助那些遭受诬告的人。谷仓与交通标志的实验结果的说服力显然还不够。更何况当时正流行恢复记忆的心理疗法,每个人都相信记忆会受压抑。我知道我不仅得证明记忆会受扭曲,更要证明我们可以把全然虚构的记忆植入大脑,让记忆无中生有。”洛夫特斯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洛夫特斯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是位数学奇才,对流行趋势了如指掌,深知如何迎合时下潮流,让他人接受其信念。然而她的想法未必都是好的。她也许和我们并没有分别,也会放大记忆中美好的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常人的通病。

1990年,洛夫特斯为富兰克林案出庭作证,尽管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艾琳是因记忆受到压抑,多年后才回想起当时所见,但洛夫特斯却认为这些回忆未必可信。在此之前不久,巴斯(Ellen Bass)与戴维斯(Laura Davis)合撰的《勇气可嘉的女人》(The Courage To 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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