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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的唯我性与使命35
不能通过消遣,也不能通过禁欲来摆脱自身。当然这也是根本不值得追求的。 这样的愿望只是一种错误的结论。 厌恶自身就是忘恩负义。自我中心性不能够通过抛弃自我,而只能够通过自我专注于一种更广大的生活整体来克服。但是,有人在这种意义上越出了自我中心性——这也许正是由于他学会了满足——这可以说只发生在人的实存性的边沿;因为在这里,迄今为止实存的东西正好被遗弃了。 实存的东西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个自我。即使有时它曾经被放弃,但在新的境遇里它又立刻出现了。在自我中心性与对世界开放性之间的对立中实现着人的一切生活。 为了在这里正确地理解人的特殊处境,必须看到,人按照基本特征与一切有机生命分担了这种敌对。①一方面,每一个有机体都是一个对其余的世界封闭着的物体,但另一方面,每个有机体又是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它把为了摄取营养和发展生命所要依赖的周围环境纳入自己的生活函数的范围之内。因此,任何有机体,不管它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同时在它自身之内,又在它自身之外。同时在它自身之内和在它自身之外,这确实是一个矛盾。但这是一个存在着的矛盾。这是一切生命在其中实现着自身的对立关系,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也就是人的生活。但是,只有在固守自身和对环境开放之间的对立关系借助于一种重叠性的统一被束缚起来的地方,有机生命才是可能的。 否则,生物就必然会被互相对立的力量所粉碎。 因此,每一种生物都是顽强的自为存在和与周围世界的关联的统一。通过这种统一的生成方式,各种生物互相区别开来。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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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首先存在着一种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原则性区别。植物完全委身于自己的周围世界,它在周围世界中就地生长,它借助所有的器官对周围世界开放:借助于根对大地开放,借助于叶子对阳光开放。与此相反,动物则在自身中坚持自我维护和与周围世界的关联之间的敌对。 每个动物有机体都在自身中把相反的过程结合在一起。在动物摄取营养的过程中,实现的不只是自身肉体的合成,而且还是被摄取的食物的分解。动物不像植物那样听任周围世界摆布,而是在自身具有它的中心,它的中央。 它具有一个中枢器官,如操纵动物全部行为的大脑,就表明了这一点。 由此,动物使自身与它的周围世界对立起来。它能够在周围世界中活动并自己寻找食物。然而,各种不同的动物都很适应它们各自的周围世界,它们本能地信赖周围世界。在人那里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动物藉以在自己的周围世界中活动的本能的确信已经相当地退化了。因此,人是多方面的,并且对生活给他带来的一切印象和意外的快乐都是开放的。 但另一方面,他同动物相似,也是一个由中枢控制的生物。 他也热衷于自我维护,并由于饥饿、性冲动和权势欲而热衷于并吞周围的环境。人注定具有一种开放性,它远远超出了动物对族类所独有的周围世界的适应。 这一使命和自我维护的强制造成了一种在个别人那里再也不能永久性解决并且日益导致冲突的对立。②假如人在自我维护的追求中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之内,凭藉他的所有观念、意愿适应了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形象,那么,他就将无视自己的使命。当然,他决不会完全拒绝一切陌生的东西。因为恰恰是谁要想维护自身,他就必须不断对新的现实体验开放自身。 这种敌对中的运动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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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活动的结构,特别是目的性活动和理解性思维所特有的。在此到处反复出现的这种结构已经由黑格尔作出了杰出的描绘:人的所有追求都希望在它物中与自身同在。③动物也追逐着对某种特别的东西即对它还没有占有的东西的需要。 通过致力于这种特别的东西,动物满足了它维持自身和生存的需要。但是,人恰恰通过他的世界体验的客观性把他所迫切追求的它物当作它物来感知。 然而,正是由此,他越来越可靠地达到了对事物的控制。致力于对象,成了他精心策划的自我维护的手段,虽然人实际上与它物同在。 他能够不考虑自身,而一个动物永远不能。 但是,正是这样,人在它物之中才真正地与自身同在,因为他借助于自己对它物的体验的客观性成为主人。对世界的开放性和自我中心性之间的冲突不可能从人那里得到解决,因为在这方面,每次成功的尝试都只是自我中心性的一次新胜利。 把自我中心性和对世界开放性之间的对立组成为一个合理的整体的统一,其根据只能在自我之外。为了能够克服那种冲突,人的中心必须确实在他自身之外。站在他自身之外的一个立足点上,这虽然是人们的一个古老的向往,但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实现自身吗?
由于我采取了一个立足点,并从这里回顾我迄今为止的立足点,我也就把这个旧的立足点抛在后面。但是,我却永远不可能因此而超出我的自我;因为它早已一起迁移到新的位置。 这样,一个人可以超出各种各样有限的立足点,不仅是超出上一代的立足点,而且还超出自己的旧偏见,但决不会超出自己本身,尽管如此,通过动物的自然组织已经赋予动物的自我和现实之间的一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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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依然是他的生活的任务。人必须为这个任务不断地找到新的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人不仅要通过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且要通过精神塑造来完成这一任务。人扩展自我,直到他在自身中把握了所有可以达到的经验的整体性,至少是开始这样做。 自我的这种全面扩展曾经是歌德(L。W。Goethe)
激起的浪漫主义的个性理想,直到今天依然是普遍教育的目标。如果自我留意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意识中,那么,他对世界的开放性在范围上就必然与他自身完全叠合。 对于受过全面教育的自我来说,在已经认识了的事物的彼岸,似乎并不存在一个人们能够并且必须对其开放的世界。 假如这种浪漫主义的个性理想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这无论如何都是对世界开放性和自我中心性之间冲突的一种解决。但是,这种尝试不可能成功。自我决不可能把一切都纳入自身;不可能使他统治和意识到的领域同整个现实的范围相一致。 至少自然界中偶然的东西、一次性的东西和不可预见的东西,以及人类的历史都处于他的掌握之外,并且一再用意外的奇遇征服自我。 因而,自我中心性与对世界开放性之间的冲突在人那里是不可克服的。但是,自我把自身扩展为对世界的追求,其谬误并不在于它被认为无止境。 以不断更新的形式,不仅是通过精神的塑造,而且还通过对自己的自然生存条件不断进步的技术控制,至少暂时地实现与自己的世界保持一致,这依然是人的任务。人们有理由不断地争取把一切现实的东西以某种方式纳入人们建造的世界。当人同整体现实协调一致时,自己的生活空间和生活计划才可能是稳定的。只有在一个统一的世界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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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才能够成功地成为整体,才能够保持为或者成为好的。为此,我们探求唯一的真理,探求一切有区别的东西的一致性;为此,我们超出每一种已经被发现的联系去寻找更广泛的联系。 然而,包括人们之间的和平在内的世界的统一,依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由此表明,自我与世界之间、自我中心性与对世界开放性之间的冲突,是不能够从人出发去解决的。认识现实和塑造现实的统一,以便维护人们生活的整体性的所有努力,只有在现实本身从自己出发迎合这种努力,并且从自己出发以统一为目标这个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人追求对上帝的依赖,从本质上讲完全涉及某个人,这个人确保了一切现实和我们自己的存在的那种被寻求的统一。 不是在我们自身,而只是在上帝那里,人通过对世界精神的和技术的统治而逐步实施的整个现实的统一才可能建立。 唯一作为创造者的上帝通过确保世界的统一,也就确保了完善,确保了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整体性,确保了唯我性与对世界的开放性之间冲突的克服。现在比以前更加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人自身的使命意味着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关于上帝的问题超越了世界,而又在多大程度上依然与世界相关联。 人的使命的目标就在于自我和从我们自身出发不可达到的现实的一致。因此,这种一致一再引导我们超出我们已经达到的一切。 我们的使命超越了我们每一次可把握的实存性,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自我不断地超出自身,它才会成为现实的。 自我与现实的一致,这是对真理的古老的概念规定。因此,人的使命的目标就是真理中的存在。 谁能够从真理出发而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一个整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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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善的,就与一切事物保持和平。 但是,我们注定要趋向的这种真理不是我们的真理,而上帝的真理。因为自我中心性与对世界开放性的冲突不能够从我们自身出发得到解决。 自我同整个现实的一致只能够从上帝那里获得。 人们的自我从自身出发不是生活在他的使命的真理中。 使命对他而言更多地是超验的;它总是指引着人超出自我。④但这种指示却指向不确定的东西。人与无限的东西没有直接关系。否则,他也将支配上帝。 为此,宗教以有限存在物的影像崇拜无限的上帝,由此而颠倒了上帝的关系。 这样,自我发现又被抛回到了自身。由于人会不自愿地生活在上帝的真理中,因此,暂时还要保留对世界的开放性与唯我性之间的冲突。 人依然被拘禁在他的唯我性中,他通过已经获得的东西来保障自己或者坚持自己的计划,把它们能够达到的一切新东西纳入已经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事情里。于是,他不仅轻而易举地损害了自己对世界开放的使命,而且也由此对把他召向自己使命的上帝封闭了自身。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之内的唯我性(Ichaftigkeit)
就是一种罪恶。在自奥古斯丁(Augustinus)
的深刻洞见以来的基督教神学中,封闭在自身之内和对世界的占有中的唯我性被理解为罪的真正核心。⑤尽管这种罪最广泛的表现形式是贪欲,然而,在这种贪欲中作为最内在的动机起作用的却是人对自己的爱。自爱妨碍为了他人本身而爱他人,并且它特别妨碍为了上帝本身而爱上帝。 正像“奥格斯堡信条”
⑥所概括的那样,这种罪一方面表现在不信中,因为人们拒绝给予上帝必要的敬畏的心怀感激的信赖,另一方面表现在贪欲中,由于贪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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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变成他所追求的事物的奴隶。 以后,基尔克果(S。Kierkegard)
又发现,这种罪还在第三个方向上发生影响,不仅一方面影响对上帝的关系,另一方面影响对世界和邻人的关系,而且也影响人对自身的关系:一旦人不是生活在对上帝的信任之中,就会出现恐惧,即为自己感到恐惧。 假如他原来在无限的信任中超越了自己每次有限的境遇,那么,恐惧就会阻止他对有限性感到习惯。由于恐惧,罪人依然与他的无限使命互相关联。 但是,在失望中,人同自己与自己的使命分离开来,或者他对于自己的使命失去信心,或者相反,他希望从自身出发实现这种使命并且仅仅归功于自己。 恐惧和失望这两方面都暴露了围绕着自身旋转的自我的空虚。⑦
唯我性怎么可能是罪,这一点并不容易理解。人的自我在其结构上与动物的冲动非常相似。 为什么唯有人因为他的所有的生命表现都涉及到一个中心而是罪人呢?在其他生物那里,我们并不习惯于把这种甚至可以追溯到无机领域的结构称做罪,可为什么唯有在人那里才被称做罪呢?只有在人那里,对一个中枢,对自我的关联与他的规定性隐入了对立,由此产生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动物,恰恰是人由于其自我追求而一直没有达到他们应该是的样子。 唯我性本身并不是罪,就像自我用来维持和实现自身的对世界的支配也不是罪一样。 就此而言,人的唯我性也属于上帝的完满创造。 但是,假如由于自我不使自己纳入一种比较高的生活统一之中,而是固守着自身,唯我性就是罪。我们已经看到,在人身上,根据他的实存性来看,这种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自我怎样超出自身。 对世界开放性和唯我性之间的对立不可能在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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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部得到克服。 因为凝聚有机体的中心本身就会因此而成为问题。后面我们还将看到,这种冲突在社会生活中也不可能最终得到克服。因此,罪是某种属于人的实存性的东西。 现在,我们却习惯于把过失和责任的观念与这个词联系起来。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困难:人们怎么能够对某种——比如唯我性——必然属于人的东西,甚至是植根于一切动物生活在生物学意义上可以确定的结构的东西承担责任呢?要人对根本无法避免的东西也承担责任,难道这不是一种苛求吗?事实上,责任总是一种苛求。它从来不是不言而喻的。它总是涉及到勇气。在此,涉及到这一种勇气,即在关于人的真正使命的认识帮助下,接受自己存在的条件,而且把它当作必须被克服的东西加以接受。 使这种勇气变得很困难的正是罪不可能通过我们自身得到克服这种状况。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人类听任自己滞留在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之内的唯我性倾向之中。假如我们放纵自己,委身于我们的自我,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在惰性和自大中窒息,在贪欲、嫉妒、吝啬和仇恨中消耗掉我们自己,淹没在恐惧和失望之中。 但是,事情很少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因为我们不断地被生活、被我们必须接受的外部事情、被我们在不能确保自身的时候就必须去信赖的那种必然性、被理性认识的客观性、被想象和爱的创造力量拖曳而超出我们的自我:所有这一切都拖曳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超出我们的自我。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超出自身,但是,千百次地向我们袭来的现实一再使我们向生活开放。 通过一切事物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上帝自身引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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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走上我们使命的轨道。自我本身也恰恰是靠着自己被幸福和痛苦的体验提高而超出自身的那些瞬间生活。 若是听任自己,就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就必然会失去生活的活力。所以,自我靠它自身的反面生存,虽然它习惯于把向它敞开的一切立即变成它自己的自我维护的一种手段。 在我们的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常常是在违背或者没有我们的干预的情况下成功的。上帝借助一系列这样的事情引导我们超出自我,这些事情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的财富,塑造着我们生活的历史,成为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把他引向自己的永恒使命的红线。把自己最后的信赖超出一切尘世的东西一再地寄托于无限的上帝身上的人,怀着恭顺的感激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善行以及自己的生活道路的安排的人,将按照自己超验的使命而生活。他将出自信赖上帝的愉快而需要世界,与他的邻人结合在爱里,并将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流露出欢乐。在这种行为里,自我不是被消灭,而是相反,它被提高进入一种出自上帝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无论如何从我们出发没有——过这样一种生活,因为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依据自己的自我而生活。只有在我们察觉到,即使我们最简单的需要的满足也很少是不言而喻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趋向感激;并在使我们超出我们自身的瞬间里感受到,我们正处于实现其他一些目标的途中。 生活充满了矛盾,以便作为整体表现给上帝,但个人的生活如何由矛盾产生,却没有人能够知道。 但是,即使我们的生活不在唯我性与对世界的开放性的矛盾中走向终结,我们也只能在死亡的彼岸期望那种自我本身依据上帝的生活,而不是与上帝敌对、与上帝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敌对的生活。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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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徒现在就已经生活在对这种转变的认识中并依赖这种转变。由于把洗礼与耶稣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现在基督徒们已经不仅凭藉着自己的自我中心性已终结的信念而生活,而且还依据死者复活的精神正在趋向于一种新的生活。
注 释① 关于以下的论述,请参见普列斯纳《有机体的阶段和人》,1928年版。② 这一点在我们的语境中具有关键的意义,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