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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件还没了，云南和广西又接连发生两起巡抚侵权事件。这下没等朝廷拿出处理意见，资政院就决议弹劾军机处。军机处一见闹大了，而且自己这边没理，赶紧妥协，答应对违规的巡抚加以处理。但是已经晚了，这边资政院不依不饶，讨论了半晌，坚决不肯撤销弹劾。事实上，按当时不伦不类的体制，资政院应该是没有弹劾军机处的权限的，因为按宪法大纲，皇帝握有最后决定权，而军机处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不是什么弼辅，而皇帝是不能弹劾的。只有体制变了，成立责任内阁，才可以弹劾。但是，资政院却不管这套，经过讨论，虽然个别钦选议员琵琶半抱地为朝廷说了几句话，但弹劾案依旧以多数通过上奏。皇帝将此案打回来，议员们再次抗命，批评皇帝的朱谕不符合宪政精神。有人甚至说，如果皇帝不答应，干脆解散资政院算了。最后，资政院居然依然以一百零二人的多数票支持继续弹劾军机处。议案进呈之后，摄政王只好留中不发。事实上，这样的议案，早就超出了资政院的权限，可是朝中却没有人指出这一点。
必须要一提的是，谘议局和资政院的声音，往往会经过报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载沣这样的少年亲贵当家之后，虽然办事远不及西太后老练，但媒体的开放程度，却大了很多。不仅上海租界内外的报纸嚣张无比，连天津、北京也有了敢说话的报纸，革命党人居然能钻进北京，在朝廷鼻子下面办报，对朝政说三道四。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议员们，都那么硬气的原因之一。
朝廷在议会吵吵闹闹，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的情况下，并没有放慢立宪的步伐，作为立宪准备的步骤，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他们没有明白，士绅们主张立宪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要跟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亲贵们对于立宪多少有一点制度迷信，以为只要立宪的形式在了，大清也就保住了。可是，这种收权立宪的做法，彻底伤了士绅们的心，所有立宪请愿的领袖们，都一致认为朝廷搞的是假立宪。这种时候，平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就起作用了，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一腔热血换来这么个结果，失望之极。以至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辛亥武昌起义一爆发，马上就跟造反者掺和到了一起。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愤怒地叫骂，嚷成一片。先是众声一起声讨邮传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不敢到院接受质询，派了代表，结果代表被骂得无地自容。接下来，皇族内阁被否决，新的责任内阁被选出（居然还有人投了黄兴一票）。资政院通过了关于立宪的十九条信条，交由皇帝认可颁布。明确提出，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的制定、修改权在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如果总理大臣不受议会信任，或者下台，或者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国会有批准订约之权，有制定审核预算权等等，还特别规定，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皇帝统帅军队，但对内使用必须经国会同意，皇室开支，由国会议决。按照这个信条，当初预备立宪时的二元君主制，已经完全变成了君主立宪体制。除了保留了一个皇帝之外，这个国家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代议制国家。实际上比立宪派立宪请愿的目标，还要进了一大步。资政院的决议，只有要求处死主张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没有被执行，因为列强不许，还派兵把他护送到了青岛。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皇室再怎么表态，都没有人关心了，一切都晚了。不久，大批议员就开溜了，回到家乡革命去也。什么都想抓在手里的满人亲贵，什么都丢了，丢得干干净净。中国第一个议会，就这样结束了。
1905年，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江苏的学生们编了一首欢迎立宪歌，有歌词道：“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期待和平改革，和平过渡，上下无苦。可是，立宪在君主，毁了立宪也在君主。毁了立宪，君主也就没了。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
懂点历史的都知道，辛亥革命成立的临时政府，是起义各省的代表会议组织的。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这个代表会议选出来的。中国历史上，也许总是由少数的人，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帝制变共和，地覆天翻，居然也是如此。当年各省代表会议的几十位代表，就敲定了中国共和政体的框架，也催生了一个民国的国父。
不过，说起来，这个一向被视为民意代表，而且后来转化成临时参议员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其实很难说代表了民意。一些人是各省都督派来的，还有些则不是，因为像河南、直隶、奉天这些省份，还没有独立，也派出了代表。有些代表说不清到底代表哪一省的，比如章炳麟、蔡元培、顾忠琛、赵竹君等人，还有宋教仁也指定一个代表参加，但是按规矩，宋教仁只是一个代表而已。福建代表林长民到会之后，由于跟林森之间的恩怨，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小瘪三打了一枪，虽没伤到，也给逼得退出。即使正经由各省都督派出的代表，也不过是都督个人的旨意，并没有经过推举，遑论选举了。但总的来说，这些代表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有宋教仁、蔡元培、章炳麟、林森这样有名的革命党人，也有像雷奋、林长民、汤尔和、吴景濂这样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双方是一群要建立西方代议制的新人物。各省独立的时候，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有实力谁做都督，但要筹建一个中央政府，大家还是得玩一回投票。就这样，1911年11月12日（阴历辛亥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江苏和浙江都督府代表，通电各省，要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的问题。随后，移到汉口，南京克复，会议再移南京。
推选临时中央政府的事，可谓一波三折。在武汉战事胶着之际，黄兴和宋教仁等都在武汉，各省代表一分为二，部分留在上海，部分移师汉口开会。由于湖北代表的动议，说是英国领事居中调停，南北双方停战，希望黎元洪能代表独立各省，方好说话。因此，会议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但是，革命党人担心这样大权旁落，加上武汉这边战事失利，而江浙一带捷报频传，于是留在上海的代表重新推举，把中央军政府变成大元帅制。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本来嘛，一个原本跟革命毫无关系的人，被起义的士兵们用枪逼着成了都督，转个身，居然变成革命后的中央政府的大都督，怎么可能让这些老革命党人服气。但是，谁叫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呢？运气实在太好的黎元洪，阴差阳错做了都督。虽然从开始不说话的黎菩萨，被逼成了不干也得干的黎都督，但位置已经占了。等到革命党领袖黄兴来的时候，也只好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屈尊做了前线总指挥。所以，这么一改，武昌方面不高兴了，黎元洪给沪军都督陈其美来电，要他取消留沪代表的推举。然而，留沪代表的行为，背后的主使，就是陈其美。这个时候，由于武汉方面吃紧，而南京克复，代表们再次移师，到了南京接着开会。到了南京之后，留沪代表的改制行为，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可。但是，章炳麟却出来搅和，打电报来说败军之将不能做元帅，黄兴本人也不同意。黄兴在革命党中是个不大在乎名利的人，为了大局，他此前已经可以接受黎元洪的任命，现在再颠倒过来，显然不妥，不利于争取那些立宪党人。所以，在黄兴的提议下，代表们再一次投票，把黄兴和黎元洪的位置掉了过来。而黎元洪也表现出风度，表示自己不到南京就职，委托副元帅黄兴全权组织政府。
就在黄兴勉强答应筹组政府的时候，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美国抵达香港。黄兴马上变卦，要代表们把政府由军政府变成临时政府，推举临时大总统，意在让孙中山出马担当。但是，在孙中山没有到达之前，代表们属意的人物却并不是他，更多的人还是更想让黎元洪和黄兴干。奇妙的是，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事情马上变了，这个变化，也许就是由于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总之，他的到达，彻底改变了局面。原来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一下子就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这在革命党的历史上，是常见的。每次孙中山有所主张，大家争得一塌糊涂，都认为孙中山的意见不对的时候，只要孙中山出来，说来说去，都被他说服。虽然从他那里出来，还会有人感觉不一，但已经晚了。有革命党的强力支持，代表们也因之转向。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每省一票，孙中山得了十六票，只有一票投给了黄兴。在选举副总统的时候，黎元洪得了全票。不仅如此，代表会议还同意孙中山的意见，新政府法乎其上，采取号称最先进的美国总统制。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由各省头面人物组成的代表会议，在组织政府的这件大事上，其实没有定见。江苏代表雷奋，在资政院的时候，极有主张极能说话，当时的报纸上，说他“开会时雷乃发声，休会时雷始收声”，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雷公也哑了，会议基本上被后面几只看得见的手所左右。虽然大家都认为革命党人最有资格当家做主，但开会的时候，革命党自身也四分五裂，江浙的跟两湖的不和，江浙这边，陈其美跟蔡元培、陶成章也不和。有武装实力的人，陈其美，宋教仁、程德全、汤寿潜以及黎元洪和黄兴，都在操控着会议，让会议左摇右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最后，孙中山的到来，暂时结束了革命党的分裂，于是，临时政府按刚回国的孙中山的意旨，经代表们的手成立了。这个被多只手摇来摇去的摇篮，没有规矩，没有章法，让人感觉好乱，最终还是摇出来一个共和的小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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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中国人的头一个国会，是1912年，即民国元年选出来的，1913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清朝搞的那个，叫资政院，里面的人自己以为自己坐在国会里了，但在法律上说其实还不是。清朝的国会还没来得及开，革命就来了。头一个国会选举，刚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大胜。大胜的原因倒不见得是大家都拥护国民党，而是各地主事的士绅们一来心里没底，不知道这个国会议员到底是干嘛的，二来心存厚道，觉得既然是民国，事就该人家革命党人来做。那个时候的选民，不止有性别限制，女人没有选举权，还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不动产五百元（在那个时代，不是个小数）。因此选民并不多，真正参选的人，就更少。据当时人回忆，选举也没多少竞选活动，无非是参选人跑到茶馆里做做演讲，没人听也就算了。因此，贿选的事有，但不多。不是人们民主素质高，而是大家不大明白。
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一共八百多议员，人称八百罗汉。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据说，开幕式上，最扎眼的人不是总统，更不是议员，而是指挥军乐队的汉子，太有精神了，个子高，底气足，而且服色鲜明。八百罗汉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定薪酬。还别说，还真有人提议要少点，说是国家财政困难，议员要以身作则。当然，少也不会少到哪里去，每年二、三千元，每月两百元左右，已经相当于政府荐任级官员或者大学教授的工资了。但是，有人不同意，主张“高薪养廉”，岁费五千大洋。结果一投票，五千元的方案被通过——即使是议员，谁会嫌钱少呢？这么一来，国会议员，就跟政府简任官员一样了，也就是说，议员的薪水，相当于中央政府各部的次长。那年月，中央政府仅仅九个部，每个部只有一个次长。那时候物价低，每月八元，可以养五六口之家，一千元可以买套四合院。议员每年五千元的薪水，绝对成了京城顶尖的高薪阶层。加上刚进京时，议员多半未带家眷，于是，两院议员，就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按当时的说法，八大胡同，两院一堂的人最多，两院就是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无论师生，都特有钱。教授自不消说，薪水高，而当年的学生，多半是进士出身的老爷，家里有钱。由于议员高薪，因此，少数能由政府控制的议员名额，比如蒙古的参议员，就成了袁世凯赏人的礼品。曹汝霖进入民国之后，一时没进政府，袁世凯就赏给他一个蒙古议员头衔。不过，做国会的八百罗汉，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按道理，国会议员不经国会同意，是不能逮捕的，但民初的国会议员，经常会被京师军法处捉去，国会抗议，再放出来，然后有事再捉。
腰包鼓的议员们，议政水平却不怎么样。一言不合，动辄墨盒乱飞，甚至扭在一起，国会工作人员后来干脆把墨盒嵌死在桌子里。议员在会上对政府施政，多方挑剔，每逢会期，总是剑拔弩张，怎么也说不到一起，所有的事都只能私下幕后协调。在名列国会议员的老同盟会员景梅九眼里，国会全是一种无聊的喜剧，“有的充民党，有的充政府党，你争我辩，甲是乙非，全非关要旨。”反过来，政府方面，也不知道怎么应付议会。一次兼任总理的外交部长陆徵祥到议会宣讲施政方案，陆氏上台，即大讲外交礼仪，说俄国沙皇怎样重视礼仪，连菜单都特讲究云云。结果被议员打断，要求他进入正题，可是陆代总理却还是不紧不慢地东拉西扯，最后议会乱成一锅粥，最后议员也没弄明白施政方案是怎么回事。袁世凯上台不久，即跟西方借了一大笔钱，人称“善后大借款”。按理应该事先通过议会审议，可是袁世凯却先行签字，就算完事。议会提出质问，袁遂派当时代理总理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国会答复。无论国民党的议员怎样叫骂，段祺瑞只有一句话：现将借款案送交国会，请求追认。最后，这个大借款，居然经过私下协商，参众两院，也通过了。因为如果不通过，势必要弹劾总统，议员们前思后想，没这个胆量。
大借款是用来袁世凯对南方国民党势力动武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小小的零头，给了议员做岁费。袁世凯剪除了南方的国民党，逼得孙中山和黄兴流亡，但国民党的首领逃亡了，国会里大部分的国民党议员，居然没有走，他们不想走，袁世凯也不希望他们走，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没办——自家总统的帽子，还是临时的。按规矩，选正式总统，须是议定宪法之后。宪法草案还没有拟出，总统怎么可以先选？然而袁世凯等不及了，先逼着国会修改程序，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然后逼国会马上举行总统选举，把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帽子换成正式的。选举前，其实多数议员是打算屈服的，如果袁世凯以礼相待，当选料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偏偏不放心，或者说他的儿子大公子袁克定不放心，派了军警化装的公民团把国会团团围住，宣称如果议员不把他们认可的总统选出来，就不让他们出来，连口水都不给喝。议员们忍饥挨饿，一整天汤水未进，到了半夜，总算把袁大总统给选了出来。一转身，袁世凯就卸磨杀驴，下令收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件，将他们赶出北京。没了国民党议员，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从此就安歇了。醉心议会政治的进步党诸公，此时才恍然大悟，但已经晚了。议会再次开会，得等到三年以后，袁世凯死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四分五裂，国会早就变味了。
【小镇议会：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
辛亥革命各地独立，或者光复，成立的新政权，无论大小，基本上不是暴力夺权，就是士绅推举，绝少有投票产生的——战争期间，有谁会想到投票呢？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江苏如皋掘港镇还真就有那么一次投票，只是投票不是选政府负责人，而是否定“上面”派来的人。在当时的情形下，否定了上面来的人，也就等于选了自己人。
掘港现在属于如东县，在当年则属于如皋，但这个镇相当富庶，有若干大型盐场，农渔和商业都很发达，所以县署设官分治，有专门管理盐业的场司，管理行政的主薄和驻军首领都司，人称掘港三堂官，等于自成系统。掘港虽然属于如皋，但由于商业上的关系，跟南通反而更加密切。当年，由于张謇的缘故，南通当时是长江三角洲江北一带的中心，周围的几个县都仰南通的马首是瞻。掘港属于如皋，但总是跟南通勾勾搭搭，如皋也没办法。所以，革命一起，当地学生和乡绅，不去如皋，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