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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势力范围，是各个独立后大小政府的本能。掘港这样的一个商埠主动投怀送抱，南通断无拒绝的道理。所以，不久南通方面派了两个人回来，说是派，其实就是去南通的主薄和都司回来了。但回来后的两人，都有了新身份，一个是民政长，一个是军政长。有了这两个新身份，前主薄和都司，就赫然召集当地绅商开会，要宣布光复了。
可是，当地的绅商中间，却有人别有想法。严格地说，是若干有举人功名的人，想自己来干。于是，会上就发生了分歧，多数商人不想多事，同意原来的堂官接任下去，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南通的统治，加强跟南通的关系。但是，举人们不肯，举人是读书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声音大。面对反对声音，主薄不必说，一个外地人，无权无勇，不好说什么，都司虽系武职，但手下几个绿营士兵早已走散，少量的驻防缉私营已经离开，说话也没底气。会上一吵架，争执不下，有人出来劝两位前堂官先离场，让绅商好好商量。可是，一旦两人离开，局面马上为之一变，由于不用顾及两人的面子，反对的声音愈发大了起来。最后，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服谁，没招了，大家同意投票解决，同意两堂官留任的，写稳健两字，不同意的，写激进两字。投票完毕，两下的票数相当，最后唱票的人，自己写了激进两字，就这样，“激进派”占了上风。虽然这些人不懂西方的基本民主原则，但却无师自通地明白了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于是，两个堂官只好走路，躲到外地的场司，眼看这么大的利益，也不敢回来了。掘港组织了自己的光复大会，组织了自己的政府，由当地举人任民政长，取消了军政职务，反而到上海购买了大批枪械，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学团。最有意思的是，一个镇，从此以后，居然成立了自己的议会，由当地符合条件的选民选举产生，议员有补贴，经常开会，虽然选出来的人多为拖辫子的老派士绅，但也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制约。但是，有意思的是，派人来的南通革命政府，却认了这个账，没有派兵干预。
其实，就是在南通这个地方，丝渔港的农民和渔民，也曾趁革命之机，自发成立过一个新式政府，也有军政长之类的官衔。可是，农民的新政府，很快就被革命的南通政府给镇压了。但是差不多同时，掘港镇绅商不给南通面子，把他们任命的官员给废了，自己搞了一个，居然没有事。不仅没事，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南通方面的认可。也就是说，投身革命，士绅可以，绅商也行，但农民不许。只要农民要革命，必定遭致镇压。秩序也只能是士绅的秩序，不是农民的秩序。
实际上，自清末新政以来，地方自治也罢，预备立宪也罢，选举是有了，民权也在讲。但是，所谓的民权，就是绅权，也包含一部分的商权和学权，民主只限于社会的中上层精英的范围。士绅、商人和学生可以享有选举权，但一般民众不在考虑范围。这样的限制，已经形成了惯例，即使革命党人，其实也很认可。他们仅仅出于功利的考虑，出于动员会党的需要，把部分权力开放给了会党，但决不允许农民拥有自决的权利。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这样，多数地方在独立之后，也没有像掘港一样，实行哪怕仅限于精英层面的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条件不具备。掘港只是一个特例，由于南通一带多年的地方自治实践产生出来的特例。掘港不仅用选举拒绝了南通方面指定的官员，选择了“激进”，而且自己选出来镇这一级的议会，的确难得。虽然他们的所谓激进，其实一点都不激进，选票也不怎么正规。看来，这个靠近上海，受到张謇现代化事业影响巨大的小镇，由于财力雄厚，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但又有协商传统，得一点欧风美雨的滋润，就可以自发成长起民主来。其实，即使在东方，民主选举，看起来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难。
【自由择君：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
“自由择君”，是辛亥革命时南通丝鱼港地方农民提出的一个口号，类似的口号还有“自由择善”。两者加起来，意思就是自己选择善的“君”。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据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的文献，是因为刚好辛亥革命之际，南通为维修江堤，要求沿岸农民出资，而丝鱼港地方的农民不肯，大概是觉得革命后的“君”不怎么好，要自己当家，因此组织了保安会加以抵抗。还有一说是为了抗租抗税，组织了农民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和财政长。但是，农民政府或者保安会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不敌南通军分政府的洋枪洋炮，最终被镇压。革命政府没有给他们择善择君的机会，还压制了他们愿望。
据记载，号召自由择君的农民们，一度集聚五千余众，各持刀叉及三角式小红旗，还不时到天后宫（妈祖庙）和龙王庙烧香祭拜。虽然号称要自由，心里还是没底，还是要希图神仙的保佑。“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是这些农民在聚会时张贴的“广告”。这个地方的农民，何以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南通是张謇的家乡，清末以来，兴办新政，大力推行社会改造，民智较开。这些农民的首领，有私盐贩子朱天荣和退伍军人夏昆武和几个当地的民众领袖。这些人见多识广，既能模仿组织新式政府，当然也可能知晓几个新名词。
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的说法，让当时的南通士绅看来，荒诞不经，但实际上相当难能可贵。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行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自由择君，其中的君，是择其善而立之。虽然说，由民众选票选出来的当家人，被称为公仆。但自打民主制度确立，人人都知道，所谓的公仆，不过是一种出于尊重民众的忽悠。即使今天的美国总统，也实际上是当家人，不是公仆，一向推崇平等的美国人，还是以一见总统为荣。最早中国人看美国体制，一直都认为他们是自由择君。中国语言里的君，除了君主，也有当家人的意思。即使君就是君主，这个君主可以由民众自由择出，那么，也自然就不是传统意义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君主了。当然，以那时的农民认识水平，不会想到如何对择出来的“君权”的怎样加以限制，没法跟西方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对应起来。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从封建到郡县，就制度而言，君主一直都是世袭的，只在传说中有尧舜禹的禅让。这种禅让是否存在，或者，他们禅让的是不是一个有权力享尊荣的位置，都很难说。实际的历史中，君主宝座的取得，不是血缘世袭，就是暴力劫夺，不存在第三种途径。至于让民众选择，连这个思路都没有过。自由这个词，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后来被用来对译freedom，很多人认为难以完全对应。但古代的自由概念，除了个人权利含义不明确之外，也有个人选择的意思在里面。只是，古代从来没有自由择君的提法，人们可以自由做这，做那，可以获得心灵和行动自主性，可以像庄子说的那样遨游天际，但就是想都不敢想自由择君，即使择善，也是老皇帝在自家儿子中间择，没别人什么事。不能不说，辛亥年农民能提出这样的说法，跟此前欧风鼓荡，有心人的启蒙，包括宣传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白话报、俗话报的启蒙，不无关系。因此，说辛亥革命前后新思潮跟民众完全没有干系，也不尽然。
但是，无论清末预备立宪期间的地方自治，包括谘议局的选举，还是后来民国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农民其实都没有自由地“择”过，多数情况是他们自己不想择，但也有想择而不让择的时候。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若干主持选举的士绅包办出来的。几个办事员抱着票箱，四乡走一圈，然后按选民数填票，也就算选民投过票了。
当然，这样的选举，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的问题，但的确农民也没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想自由择君。乡绅们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明确授权，但实际上他们认可。可是问题是，真的有农民想自由择君了，乡绅和精英们却不肯了。按道理，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也不是民众推选的，仅仅几个士绅和教员一商量，就当了家了（当然得尊重巨绅张謇的意见）。按民主原则，他们组织的政府的合法性，未必比五千多农民拥戴的丝鱼港农民政府更高。许士绅自组政府，就不许农民自组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协商，而是枪炮说话，赤裸裸的镇压。几位带头的农民，非死既逃，土地财产还遭到没收，连十几亩沙田也不放过。官方直称呼这些农民为土匪，事件为匪乱。
所以，说革命党人对于民主是叶公好龙，其实也不为过。立宪党人不消说了，他们中的多数人，原本要求立宪，就是要分享权力，原本就是可以他们向清政府要民主，不许民众跟他们要民主。而革命党也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没有多少准备，理论上都没有好好思考过。真正思考这些问题，还是得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才有可能。革命党人骨子里，依旧是认同精英政治，认同包办选举，根本不喜欢底层民众自发的民主冲动，只要是发现农民自己组织的政府，一律扑而灭之。这一点，他们跟立宪派一样，对秩序和稳定有巨大的偏好，为了这个偏好，不惜扼杀所有来自底层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具有合理和正当性。
【帮会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的时候，很多革命党人，对其中的二民，民生和民权主义，据说是不甚了了。大家只在意一个民族主义，在当时就是排满。平时的革命宣传，也大多拿清朝入关时的残暴，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说事，几乎没什么人真的宣传民主。在这方面，革命党人的先进性甚至比不上立宪党人，人家鼓吹立宪，还就是老讲立宪的好处，宣讲宪政思想，推行地方自治，实行选举。但是，革命真的来了，革命党对满人，其实倒是相当客气，只要不抵抗，就放他一马，种族屠杀基本上是没有的。也许，辛亥距离庚子不远，革命党人一直惦记着给外国人一个文明的好印象，扭转庚子年的遗憾。所以，刀也就不怎么好举起来了。但是，革命后的各地民军，倒是一致同意学习西方，建立民主政府，没有人敢对西方趸来的民主、平等概念掉以轻心。汉阳军政府的首领老革命党人李亚东，刚从监狱出来，学清朝的官坐上了八抬大轿，立刻就被武昌的革命军士兵鄙视了，如果不是逃得快一点，连轿子带人都要被砸掉。所以人说，革命时三民主义只有一民，到了革命后，反而变成二民了。
革命士兵对民主和平等的坚持，对于遏制革命党做官的人摆官架子，当官做老爷大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在指挥调动方面，却有麻烦。武汉的革命军好一点，因为原来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由于迅速扩军，都变成军官了。新招来的兵，对于民主、平等这样的概念，一无所知，所以，打起仗来，调兵遣将还不是太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士兵战术素养全无，仅仅会扣扳机而已，不会打仗。但是，其他地方的革命士兵，当他们自觉地实践民主和平等之时，麻烦就来了。湖南革命军中，有相当部分的老兵，参加过北伐援鄂。停战之后，回到长沙，军队没有来得及扩编，兵还是兵，但功劳大，资格老。于是，没有什么军官能放在他们眼里，一个连的士兵开一个会，决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年毛泽东做了半年的新军士兵，天天上图书馆看书，也没有人管。漫说连排长管不了，就是师长旅长来了也白给。士兵们认为，革命就是要民主，大家平等，打到了清朝的官老爷，就不能再受辖治。
陕西亦复如是。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十之八九没有纪律，不听调遣。陕西军政府派人马四出掠地，派到哪个部队头上，到了日子，领兵官在集合地等候士兵，等上一天都没个人影。派哪个营，哪个营不动。派出占领渭南的部队，因士兵不来，领兵官结果只带了十几个学生兵前去，到地方之后，由于人少而枪多，结果被当地土匪觊觎，加以包围，竟然悉数被歼。直到这时，派给领兵官的两个营，还没有到达集合地点。像这样的事情，在陕西革命期间，发生了好多起。士兵不听军官的话，自行其是，想干嘛干嘛。军中哥老会极度膨胀，会党的原始平等观念，跟革命党的民主思想，搅合到了一起，只有几个龙头大爷的话，还听听，别的人，多高的官阶，一律没用。
这种状况，据说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有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革命后的工厂工人，动辄就不开工了。一问，他们开会决议休息了，说，都革命了，工人说了算，不能苛待自己。后来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也有类似的事，工厂的工人，动辄开会决定给自己发很高的工资，但却不干活，给自己放假。逼得老板逃之夭夭，工厂倒闭。只是这种革命后的民主症，在辛亥革命期间，主要表现在军队里，越是经受过革命前宣传的老兵，就越是热衷于民主和平等，军队的纪律就只好受委屈了。
说起来，士兵们最在乎的，其实是平等。这种平等，跟会党有关。会党内部固然也有等级，但理论上帮里不分大小，都是兄弟。即使龙头大爷、舵把子，也不能随意欺负小兄弟，比如睡了小兄弟的媳妇，则兄弟伙都不答应，一样三刀六洞。抢了东西，也要均分，所谓的大爷，就是分得均，行得正，并没有太多的特权。革命后的龙头大爷做了官，但这种帮会的平等，却伴随着革命党人对西方概念的引进，进入到革命队伍里，所以，这些人的官，做得也不大像官。所不同的是，革命后平等的落实，有时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开会商议，出决议。自然，这样的军队，一般都没有纪律。无疑，这不是什么民主，只算一种自发的无政府倾向。
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是革命军队，也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凡是革命党占优势的独立省份，秩序都乱。连首都南京，都经常有兵变发生，动不动乱兵就出来抢劫了。最著名的是江西部队哗变，抢得整个南京都怕，最后遭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其实，当时出来抢劫的士兵很多，哪个部队都有。革命军军官控制不住部队，几乎成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只有江西的李烈钧，采用强制手段，才稍微好点。这也是为什么黄兴在孙中山交出政权，留守南京之时，不得不裁掉大部分革命军的原因。这些军队的存在，除了败坏革命党的名声，没有任何作用。这样可怕的军队，打起仗来，却一点用都没有。后来，袁世凯对国民党下手，撤掉革命党人的几个都督，安徽、湖南和广东，都没有抵抗，军队根本没用，拿什么抵抗呢？只有江西还能打一下，但也就打了一下而已。
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
〔革命首要的是钱，没钱，即使是革命这样正当的事，也没戏。革命在前台唱戏，后台站着的是利益。〕
【造反要花多少钱】
干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做土匪打劫是没本的买卖，只是风险大点，一旦失手，小命就丢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钱，拉起队伍来，抢政权就是。抢得到就一本万利，抢不到，大家没饭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陈胜吴广干的事儿，一般也被视为没本的买卖。
孙中山的革命党，虽然据说他们也挺羡慕洪秀全的，但却不能像洪秀全那样，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他们的起义，有点像做生意，先筹集了本钱，买枪械，花钱偷运回来，还要花钱收买参加人员，从帮会到新军甚至防营，连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好些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原本就是职业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养活，一会儿钱松，一会儿钱紧的。筹集一大笔造反经费，实在不容易。但凡党徒有产业的，多半保不住。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因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个革命富翁张静江，也因为屡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产业，半死不活。据说，他跟孙中山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C或者E，他是穷于应付。不过，革命党最大的财源，还是南洋。毕竟，革命党拉捐款，只能靠海外华人，而华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东南亚，欧洲和美国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会中人，在海外资源最多，筹款能力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只有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