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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5元…10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5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
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弥，初瞑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先生便问我是否注意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白氏的理论中也谈过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级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内在掌控”（in tercheck）其实也是心理学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为“高尚自我”（higherself）和“卑下自我”（l owerself）。
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白璧德有个“原我”（ordinaryself）的概念，认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产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感归因于超我投射（pr ojection）。虽然两个人用的术语不同，但意思却有相近处。先生仔细想想说，他不记得白璧德曾谈起过弗洛伊德，虽然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白氏也曾抨击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单维社会的批判有相似处，似乎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先生说白璧德在中国影响很大，吴宓先生和《学衡》同仁对白是顶礼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社会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读。先生特别讲到白氏对大学教育的看法，说白氏最反对教育有“进步”一说。他以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巢臼，后来的科学至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裴多篇》与《理想国》，说：“两者都是要证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 《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却有相反的结论。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七六年的冬夜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仗就远去了。
七八二年三、四月间，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那时我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他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他虽然是以新马克思左翼著称，但骨子里承继更多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一派的血脉。以我当时所能见的资料，尚无人这样定性马尔库塞的学说，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提要，陈述我论断的理由，和先生约好，去向他请教，希望先生能判断一下我所准备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材料是否扎实。
到先生家，见他正在安一架新的咖啡机，是那种用沸水直接冲磨好的咖啡，通过纸袋过滤的新式机器。见我便兴致勃勃地说是唐君毅先生的家人托人从香港带来送给他的。先生与唐君毅先生青少年时就是至交，抗战时期曾一起和牟宗三、程兆熊编刊《理想与文化》，先生曾回忆起：“我们几位手无寸铁的书生，想借此表示我们为民族奋斗的决心。……当时大家心中都想起宋代学人张横渠在抗金战争时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以及西方费希特在德国国难时期《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故事。我们都感觉到不能都去喊抗日的宣传口号，还需在本岗位上作些踏实的哲学建设工作”。先生对我说那时一起编杂志，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困了就喝浓咖啡。他喝咖啡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先生边说边摆弄咖啡机，一定要尝尝这新玩意煮的咖啡好不好。忙活了一阵，咖啡器终于嘶嘶地响了，片刻，淡淡的咖啡香便弥漫在屋子里，阳光正爬进窗子，三两方光影漂浮在咖啡的香气中，缓缓地游动。
先生倒好两杯咖啡，便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只老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左手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我坐在先生右侧，拿出笔记本说，上次和您谈起准备论文中的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先生微闭双目，缓声说“请讲”。我知道，每逢此时，就是先生要集中精力认真听而长考的时刻了。我刚一说出题目，先生就笑了，说浪漫主义的题目最难讲，“它太浪漫了”。海涅有海涅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有白璧德的浪漫主义。有十篇文章可能就有十种定义，你给自己选了个最麻烦的题目。我说虽然麻烦，但并非羚羊挂角、梳理各家之说能得其大意，况且不是求几何定理，要精确到一丝不苟。思想文化批判总是取其一般特征。先生点头说，这自然是对的，就看你对一般特征抓得准不准。我说像笛卡尔和卢梭，虽然都以概念、推理论思想，但区别极明确。这种大特征是抓得住的。以此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就有话可说。
我以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给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以突出地位。他在讨论审美艺术问题时，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证明在美与真、艺术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表明他要完成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提出的任务。他要在康德、黑格尔、席勒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重建审美新秩序，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现实原则”。这个秩序正是诺瓦利斯“兰花幽谷”中的秩序。他要以“自由游戏”作为无压抑文明的标志，以卸载现代文明强加在人的心理上的“多余压抑”，使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统一于诗的王国。他要让古希腊的神祗，爱与美的象征俄耳甫斯、那喀索斯代替后工业文明中的英雄：政治强人、商业大亨、运动明星、社会名流，使人成为独立的、审美的、有尊严的自由人，而不再是一群傻呼呼的、患有成长延缓症的追星族。
我列举了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著述，有关浪漫主义专题的论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史实。先生认真地听着，当我谈到“自由游戏”概念时，我引席勒《美育书简》中的话“在美的国度里，人们彼此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手显身，这里唯一法则是把自由供献给自由”。先生便问我，席勒的自由游戏概念出自何处，我答出自康德。先生很严肃地说，既有前因，你绝不该忽略，引征材料要尽量溯其源头，这是个方法，也是个原则。先生原则两字说得很重，让我脸红。先生随后说，我看你对康德《判断力批判》读得不细，其中第九节专论游戏概念，你要回去再看看。我忙点头。
我接着谈到马尔库塞不仅极赞赏康德以审美活动为联接知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的枢纽，更认为这种枢纽功能意味着提高感性地位以反对理性暴力，最终要摆脱理性压抑性的统治，使人通过审美活动开拓人与社会的另一维度。先生说这种讲法已经远离了康德。在康德那里，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各司其职而已。三大批判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诉求、自由意志，最终目的就是人。在这个出发点上可以说马尔库塞仍在德国思想传统中。从他的论证方法、思想资源、价值评判上看，你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我想是站得住的。特别是他总谈美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这和席勒是一致的。先生说席勒的理想除了写在他的美学论文里，更多的是写在他的诗里，你要去读他的诗，毕竟席勒作诗人比他作哲学家更有地位。遵先生嘱，回去读席勒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
走出陌生的他乡重寻天真单纯重回幼时茅庐摆脱冷酷的枷锁在自然怀中温暖安眠这简直就是马尔库塞的论文“审美之维”的诗意表达。真感谢先生指点迷津。
先生又问我，你认为马尔库塞这一派对现实的意义在哪里。我答至多表示一种信念坚守 罢了。我对理论改造现实的可能根本就极悲观，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整合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绝不可能有启蒙时代的哲人那样大的号召力。先生笑了，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丧家犬”。又说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彩。我问先生论文题目是否可以叫《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的浪漫主义骑士》，先生说论文题目你要听导师徐崇温先生的意见，我对论文不发表意见。又问先生能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先生说只要杜老和徐先生请他，他当然参加。
回家之后我又反复思考先生的问题，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这在论文中是极重要的一块。思考的结果记在笔记中是这样一段话：“建立无压抑的文明，在现存理论框架中看，确实是个幻想。马尔库塞本人颇明了这点。因而，若想走向他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晓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后来我把它写入文章寄给先生，先生回我信说：“愿与你和朋友们共同守候”。
八三年读到贺麟先生的文章《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贺先生说：“周辅成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写了《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哲学杂志》一卷六期），……周辅成先生是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周先生曾‘惋惜中国尚不曾有介绍康德的美学的文字’，自告奋勇写了这一篇文章。周先生的介绍相当详细，全文共分两大部分，一是批判力与悟性和理性的关系，一是审美判断之批导。这是我国对康德美学思想最早较有研究水平的文章”。我才知道先生是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的开山之人。我问先生为何从未向我提起，也未叫我读他论康德的文章，先生淡淡地说，那是五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不一定有价值。我坚持向先生要，他挺不情愿地从北图复印了一份给我。我仔细拜读先生的文章，虽然行文风格是五十年前的，但先生对康德美学梳理之清晰，解说之明确，总体把握之贯通，以我当时所见中文文献，尚无人能及。老一辈学人学风真淳厚。像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不过是做过便完了。能与先哲对话，能有成果惠及后人便达初衷，其余世间名利不过淡然处之。这种淡泊雍容，来自浩然之气的涵养，来自古卷青灯的陶冶，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小子岂敢怠惰。
八八二年六月，我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先生应邀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天先生早早就到了哲学所，在走廊里遇见先生，觉先生今天的样子有点特别。后来才意识到先生特意着了装，显得格外整洁肃穆。我趋前问候先生，他很严肃地点了一下头，就进了现外室，答辩就在这里举行。答辩过程中先生问了我两个问题，记得有一个就是有关康德所论“无目的的目的性”。我回答得大致正确，其他先生也问了一些问题，所幸未出大错。随 后我便出去等候。再进房间，见各位答辩委员面带微笑，就放了心。杜任之先生宣布我的论文通过，我向各位先生鞠躬表示感谢。所里派车送先生回北大。见先生上车，想起七五年底在清河小营机械学校送先生上车的情景，不由百感交集。
论文答辩结束不久，我便启程去武汉，为即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打前站，办自武汉至九江的船票。上山前在九江烟水亭旁的小酒馆与国平和苏国勋大哥喝酒，望窗外蒙蒙雨雾中兀立的点将台。相传赤壁之战前，周瑜曾在此演练水军。上庐山后，忙于会务，得暇与朋友们遍游庐山名胜，甚是快乐。一日，与北陵、友渔、国平、苏大哥，步行二十余里去访三叠泉。返回时已是暮色四合，山风渐起。向晚的天空蓝水晶般纯净，几颗早到的晚星倚着绮云，平添几痕绚丽。远山云雾缭绕，影影绰绰，几人正踏歌徐行。苏大哥突然指着远山说，那是五老峰，山下就是白鹿洞书院，明天我们会去参观。我心一动，想起南宋淳熙年间，朱子在此升坛开筵、门庭兴旺的情景，不免心往神追。接近庐林宾馆时，天已全黑，在黑黝黝的松林中行走竟看不清路，几人相呼着在林间小径上摸索。不经意间，眼前豁然一亮，庐林湖已飞临身旁。润玉般的湖水静卧秋夜，岚气幽幽，摩挲秋水。湖畔烟雾飘渺，修竹袅立，伴微风簌簌纤歌。凉夜已深，皎月破云，寒星数点，清辉散落。几人似闯入画中，皆收足敛声，不敢搅扰这人间仙境。待回到宾馆，躺在床上，仍未从刚才的梦境中回过神来。又想起一早起来要登五老峰，游白鹿洞，不免辗转反侧，很久未能入眠。
读史知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的白鹿国学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书院者，读书、答辩、慎思、精进之处也。选一方山水清幽之地，奉一套求真悟道之理，聚一群心向大义之人，延几位德高饱学之师。行如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言，“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