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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认戴震所反对的宋明理学“基本上是指清代的统治阶级所了解的程朱哲学”，又痛诋清际文字狱之残酷，这其中的宛转，倒要向先生好好讨教。今天在白鹿洞拜朱子，要想好回去如何向先生“交代”。
书院的大门并不煊赫，上有李梦阳题匾。据说古时门外大道边曾立有石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我们的先人倒是重知识轻地位的，而今却尽入渔樵闲话了。进门便有清凉之气扑面，寻清风起处，是自后山奔流而下的一道清溪，溪边巨木参天，阴翳匝地。溪中有巨石数块，其上有朱子手书“枕流”二字。向左拐，进一庑廊，皆石刻，中有朱子手泽，和李梦阳五言绝句。诗境清幽篤静。进朱子祠，向朱子顶礼。随后转入白鹿洞，有后人凿石鹿，殊粗糙。四面游逛，随意观览各处楹联，大多陈词滥调，忽见明人周相所撰一联，“二李读书看白鹿，书中得几分，白鹿中得几分；三贤讲道对青山，道外无一事，青山外无一事”。觉 得有趣，多看了几遍，暗记住了。进文会堂，见朱子手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智仁独得之天”。想到底是朱子，出手就是不凡。出堂下阶，沿明溪缓行，听水声潺潺，似鸣素琴，真可一洗尘心。不知朱子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否得自于此。跨过几块卵石，便站到“枕流”石上，想既为“枕流”，便当曲肱而卧，于是便横卧石上，仰望白云苍狗。
古希腊，柏拉图建立了雅典学园，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园。正是在这些学园中，希腊哲学蓬勃生长。这学园大抵便是我们古时的书院了。有趣的是，希腊哲人讲学论道也要寻个清幽怡人之处，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记下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谈话“在梧桐树的浓荫下，四肢舒展，躺在青草地上，夏日的凉风轻拂，把脚放入清泉，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用芳香的青草作枕，斐德若，来吧，我就躺在这儿，你来读你的文章吧，在这仲夏的温暖中”。再看朱子对白鹿洞的喜爱，中外大哲所思所感冥冥契合，在精神的至高处，何来畛域！
书院、学园中研习之道的优越处是讲辩结合，有讲有问，有答有辩，文意互发，疑义相析，攻防之中，道理渐明。因为只有自由辩论最能激发思维的活力。想自八一年西安会议，结识嘉映、正琳，相约每月一次的黑山沪讨论会，一年多来确觉思路大开，学力渐长。此次庐山聚会，他们未到，让我惋惜不已。见嘉映业师熊伟先生兴致勃勃地游览白鹿洞书院，心中忽发奇想，若辅成先生亦在此地升坛讲课，该多么有趣。那时我辈友朋、学子机锋相夺，义理相搏，如君子之射，“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个向往存我心中多年。八九年与正琳、嘉映、友渔、国平、阿坚、苏炜诸君筹划《精神》杂志，特设“学园”栏目，想收各家争辩于其中。不料虎貔之师直入京城，狼烟起处，精神遁走。九二年与力川去梵蒂冈博物馆，却见到这理想坚不可摧地存于拉斐尔的《雅典学园》中。大师随心所欲地把他尊崇的哲人，不分门派，不论年代，一网打尽在他的巨作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联袂而下，宽袍飘飘，如天神下奥林庇斯山。再看学园中群贤尽至：放浪形骸的第欧根尼，思考流变的赫拉克利特，定“在”为“一”的巴门尼德，万“有”归“数”的毕达哥拉斯，色诺芬、普罗提诺、伊壁鸠鲁……，最后大师自己也厕身其中，聆听论辩。在拉斐尔心目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尽在雅典学园中了。学园、书院，思想者的家园。
下山回京，庐山带给我的激动尚未平静，急冲冲去看先生，要给他讲的故事正多。自八O年起，先生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北大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先生毕生致力于伦理学，但在几十年谀桀颂纣大合唱中，有谁听良心细弱的呼声。现在伦理学能登堂入室，先生很高兴，也极关心国内学界的各种动向，我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记得还带了几份会议论文、简报给他。在和他聊起白鹿洞书院时，我说先生虽不喜欢程朱，但白鹿洞书院实在是个好地方。先生马上严肃起来，说朱熹是真儒，儒家的好东西，朱熹挖掘光大了许多。南宋时外敌威胁，讲儒学的人都能体会得到。讲理学也是讲心灵的力量。王守仁的心学是继承这点的。我说戴东原批理学，先生是赞成的。先生大笑起来，说你说的是我那本论戴震的小书吧。他的思想我确实很喜欢。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听说王国维可惜戴的哲学思想不受重视。其实那时我就 很注意他。这本小书是我五六年写的，那时候让我们学艾思奇的哲学，分唯心、唯物两条阵线。戴东原的哲学是朴素唯物论，所以就写了他。那种书容易写。先生又说，戴东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永远替老百姓说话，其实我在书里还是发了一点牢骚的。我说清代文字狱之残酷史无前例，想的就是共产党得天下后，各种批判就没停过。满人入关后对汉人中的读书人很警惕，像吕留良，死了还要掘墓剖棺，后人、学生都不放过。过后再细读先生的书，果然能见出先生运笔立论处处用心良苦。先生说：“戴震生当文字狱最厉害的时期，他反抗现实的文字是表现得很曲折宛转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一读其文章，立刻就可以感到他对当时统治者有极沉痛的愤慨，比如他说‘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
话头一撂，我便把在白鹿洞记下的那副对子念给先生听，想请先生参详。先生说，朱熹讲道心人心两不分，天地人心两不分，陆九渊讲“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到王阳明哪里，更是心物一体。这副对子是明人所撰，看来是心学之徒。不过里面已经有些禅的味道。王阳明的心学本来就得益于佛学，我看这上联是说悟道不只在读书，青山白鹿都有道心。下联是说心中之道与身外青山本为一事。朱熹有个重要的思想，理在物与在身是一回事，这就是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于至理。这副对子写得不错，我觉先生解的也好，便记了下来。先生自嘲说今生未去过白鹿洞书院，枉为读书人，又提起王阳明曾亲往白鹿洞格物致知。问现在可有王阳明的遗迹，我答似未见，只是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是李梦阳所题，他和王阳明是同时代的人。先生便说，明前七子是要搞“文艺复兴”的，文必秦汉，诗宗盛唐，一时左右文坛。我把记下的李梦阳的五言绝句呈先生看，诗云：“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先生看了片刻，便起身走到书架旁，翻检出一叠复印材料，说歌德有首诗和这意境有点相似。随即便翻到一页递给我，是《游行者之夜歌》，宗白华先生译的：
一切山峰上是寂静一切树杪中感不到些微的风森林中众鸟无音等着罢你不久也将得着安宁 这诗我曾读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他译作《流浪者之夜歌》，两公译文各有其妙。梁先生在诗后加有一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歌德快八十二岁了，距他逝世日期仅数月，他一鼓作气直登伊门脑旧游处，重见他三十八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道：‘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经先生提醒，再对读两诗，发现果有意境相通之处：皆是独登峰巅，寂静寥落，鸟声无闻，鹿影不现。惟歌德诗苍凉沉郁，梦阳诗空灵清缈，物色仿佛，而心境相异。
看先生授我的这叠复印件，是一部叫《歌德之认识》的书，它是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所编。翻看目录，作者、译者皆为一时之选。有冰心女士的诗，宗白华先生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贺麟先生的《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辅成先生的《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歌德》……顿觉眼前云蒸霞蔚。看先生撰写的前言说“今年国难期中，临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日到来，国人们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证明我国人在物质困苦里还没有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我真不敢相信这部书竟完成于外敌入侵，国脉危急之时，这要何等的毅力和定力。我问先生，战乱之中您还想起要编这样一部书，而且能印出发行？先生正色答道，好不容易啊！当时巴金在上海问了多家书店，都不肯印，是宗白华先生送到南京朋友处才得印行。那会儿人心惶惶，谁会在意歌德，我们几个青年人却觉得越在危机时才越要向歌德致敬。那时知道日本人也纪念歌德，我们便想表现一下中国人的能力。我给文化界的朋友、师长写信，几乎所有人都回信支持，好热烈。先生用四川话讲出“好热烈”时，刚才低回的感叹顿成昂扬的自豪。看先生皓首低垂，热切地翻书的样子，我暗问自己，可曾有先生这种对精神价值坚韧不倦的“欣慕”。
在庐山时就想向先生请教书院和读哲学的关系，我拿白鹿洞书院和宋明理学说事儿，和先生开玩笑说，大学的哲学系应该统统取消，改成书院、学园。想读哲学的人去投奔各处书院，各位先生自筑杏坛，哲学自会精进，再有个诸子百家时代也未可知。先生笑答，国家不给书院出来的学生发文凭，他们靠什么吃饭？柏拉图办雅典学园时，伊苏克拉底就嘲笑他教出一群只会抽象推理的呆子，是只知爱智慧却不懂实行的空论家。他自己办学校收费很贵，却保证学生能学到实用本领，将来好混世界。柏拉图绝看不起他的一套，骂他唯利是图，说他教的修辞、辩术那一套不过雕虫小技。我回先生说，朱子倒和柏拉图相通，“非徒务记览，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是白鹿洞学规。朱子要他的学生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先生说其实务实入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作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作“哲学王”呢！顾贞观、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遵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先生说，这些理学信徒们平日谈经论道，似与平民百姓无甚关系，想不到他们一旦挺身 抗恶，百姓竟以死相助。苏州数万市民上街，对抗来抓捕东林党人的锦衣卫，真是正气鼓荡。孔子讲“礼失求诸野”，我看这就是了。后人修五人墓，张溥作《五人墓碑记》，就是把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留下来。我看这也就是儒家的真精神啊。文革中“破四旧”把五人墓砸烂了，那是断自己民族的血脉啊。先生讲至此，摇头痛惜，眼中似有泪光。我竟一时没有追上先生的思路。以前胡乱读史，对魏阉暴虐，厂卫横行的史实不过一带而过，并未深思。苏州市民义愤群集、痛殴厂卫，而后又有周文元等五义士“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对此我当然是极为崇仰，但从未以先生所谈之真儒精神来思考。
张溥曾问：“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先生竟以为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明证。先生心中的礼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真儒之礼，是由“守死善道”而出的一套行为规则。以此观之，苏州市民皆守礼之民，苏州之地为礼义之邦。而文革之中，砸五人拱墓，辱先烈遗骨，当此时，华夏已为鬼域，子民皆成暴徒，此中华命脉危殆之象。
听先生情绪激昂地大谈东林党，我从白鹿洞带回的道外青山的闲逸，一下子被淹没了。
我突然意识到白鹿洞书院绝非仅是鸣泉素琴、朗月清风的世外桃源，先人讲纯思至理，也包含着坐言起行。华夏儒生并非皆是追名逐利、献媚邀宠之徒，舍生取义本是题中之义。讲道也意味着护道、殉道。不参透两方，谈何了解儒学。自己的感觉太过轻浮，还要沉下心来，重读古典，深入思考才是正途。向先生谈了我的感想，先生教我说，中国哲学中，理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入清之后，批它的人很多，有一个原因是清朝大捧理学，又兴文字狱，让一些读书人心怀不满，借批理学来发泄。所以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和先生分手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待后来读书稍多，才明白为何谈朱元璋和海瑞的吴晗，谈李三才的邓拓，不管如何献媚邀宠，终是死无葬身之地。
九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是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 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壁。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编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800多页一大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50人，著作60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
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的起了毛边。我知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沪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挤兑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沪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