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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生产形式和形势还能维持下去吗？然而，没有红头文件，不维持也得维持。怎么维持？县里和公社派出大批的干部到生产队蹲点，实际上就是“监督”社员劳动，施以高压政治。“路线分析会”、“批判会”应运而生，你不老实就对你实行“专政”，扣你的工分。至此，社会矛盾、干群矛盾日趋激化。
农民的嗅觉是异常灵敏的。他们得知有的地方都“分田到户”了，我们“以大化小”还不行吗？于是，就强烈要求大队公社为他们做主。刚开始，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为没有政策，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对于我们地区，那时候上级唯一的政策是，“包工包干”。比如说，种一亩地给你四个人一天的工分，你们半天就干完了，剩下的半天由你自己支配。农民不吃这一套，归根到底没有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连在一起，还是“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他们的负担没有丝毫地减轻。
农民不甘心，就自己开会“以大化小”，一个生产队一分为二，变成两个生产队，或是一分为三、为四……对此，后来公社认账了，全公社的生产队得到迅速的分蘖，生产队由原来的108个增加到140多个。
刚开始时，新生的小集体都是“人合心，马合套”自愿组成的，一时热情升高。没过多久，新生的和旧有的同化了，队长会计……应有尽有，不然不符合上级的要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层人物”比原来还多了，社员的负担更加深重。“五脏俱全”的队长会计保管员一干人，也“五毒俱全”，吃喝贪占懒无一不能。社员“出工不出力”又旧病复发，“以大化小”成了“换汤不换药”，农村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人怕逼，马怕骑”。到了忍无可忍，生死攸关的地步，农民的胆子比天都大，真的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老少边穷”，什么“三靠”，全都不在话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地区和“老少边穷”“三靠”还有区别吗？不到一年的功夫，“三定型”的生产队彻底土崩瓦解。后来，我的小说《草根轶事》（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写的就是这段历史。
所谓三定型，就是生产队实行“定生产人员、定生产任务、定生产消费”。较大的生长队所以敢一分为二，就是以这个“三定”为理论根据的。到了农民手里，就成了“三分天下”，一个大汉朝驾崩，魏蜀吴三国鼎立。
既然“三定”名存实亡，干脆就拉马抬槽各自为政。新的党委书记冯贵清驾到，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受命于“天”的，“天”就是农民，社员。
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其实就是介绍“三定”的经验。面对眼前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运动，“分田单干”的局面他将如何地应对？全乡的干部群众都在拭目以待。
他对新兴的“分田单干”不冷也不热，不否定也不肯定，而是深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他每次下乡都要我陪同，大概因为我是乡里的舆论中心与党委的喉舌吧，我是广播站的记者与编辑。
我们住在村里，白天晚上都要搞调查，与干部农民交流，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心声。他十分谨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也让农民体会到他是支持他们自发的改革的，但绝不是上级的指示精神。农民很理解他，同情这位大员的处境：
“冯书记，你放心，有事我们担着，这是我们的主意。”
是的，的确是他们的主意，冯书记支持而已，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
罗家房乡的“分田单干”，在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完善着。
不到半年的时间，上级终于有了正式文件。文件中说：“如果农民愿意，可实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
我觉得，中央是在顺应农村现实的形势做出这个“意见”的。“如果”，就是商榷，商量，不是决策，而是意见、建议。“可……”模棱两可，并不坚决。可后来，官方对“分田到户”说成是中央的英明决策，有点与事实不相符合。责任制是农民的首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顺应，不可抗拒！再后来，又把责任制公认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农村的改革取得辉煌的的成就”。但我也赞成对责任制“专利”最初的定位——“农民自己的发明”，所有的媒体如是说。
冯书记在领导和指导罗家房乡，农村生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的大变革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最大的功绩，是没有坚持自己已取得的“三定”经验，硬往罗家房农民的脖子上套，束缚农民的手脚。相反，他不固执己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给农民壮胆撑腰。这就使得农民在解放自己的路途中少走弯路，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付出。农村的改革，罗家房乡走在全县的前列，第一个冲刺到终点，生产力得到空前的释放。
我记得，一次在张马夫村和村干部的谈话中，他说：“农民怎么干，你不用管，只要能打出粮食来，先交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是后来文件中说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最高原则。最时尚的话，叫做“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为指导和推进全县的责任制的全面铺开，冯书记再次在全县的大会上，介绍了罗家房的经验。他的两个经验，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人气、运气一路飙升，成为下一届县长的候选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厄运慢慢地向他靠拢过来，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如毛的上司（政权真空）（4）
4如毛的上司（政权真空）（4）
他自己知道什么呢？那是罪过，罪恶，发生在十多年前……
现在的他是红人，所有人的眼睛看他都是这个颜色的，包括食堂的师傅老毕头。老毕头60多岁了，老实巴交的，就会写自己的名字，在发工资签字的时候用上了。他是乡政府大院中的“十等人”，“十等人”那句顺口溜中的最后一句属于他的，整个内容如下：
一等人是党委，什么奖金都得给；（委员以上的干部，哪个部门的奖金都有他们的份）
二等人是乡长，喝光饭店喝酒厂；（乡长成了酒香之长，香长）
三等人武装部，征兵一到有收入；（想当兵，拿钱来）
四等人管财政，近水楼台花钱冲；（还用解释吗）
五等人管民政，实权在握腰杆硬；（要救济，得找我，小鬼见上帝，有人直腰，有人屈膝弯腰）
六等人管土地，审批大权随我意；（不想意思意思，你还有意思吗）
七等人管生育，堕胎好比狗放屁；（生杀大权如同儿戏那般轻松，要命还是要钱，自己掂量）
八等人农田水，一场出工就够本；（一有水利工程，就肥得流油）
九等人几大站，工资奖金自己赚；（文化站、广播站等，财政不全额拨款，奖金工资自己想办法解决，难）
十等人临时工，领导吃饭他剥葱。（你就老老实实的伺候着吧）
十等人的老毕头在冯书记出事后特感奋：“不能，不能犯错误，准是整差了，哪能呢，好人还能……”他一百个不相信，不理解。
老毕头在公社、乡政府当炊事员可有年头了，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干部”，也是级别最低的“干部”。在农民的眼睛里，能到这个大院混个差事干干，那是相当的高尚了，荣耀了，自然也拿他当“干部”看待。荣耀什么？能在领导左右伺候着还不荣耀吗？等于草民进了皇宫。但可是，在大帮的乡政府干部的心中，他就是个“剥葱”的奴隶，战战兢兢的奴隶！哪个党委书记、乡长能真正从心里拿他当人看待了？唯有冯书记。
老毕头不止一次说过，冯书记在食堂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也就是说，其他的大官从来就没消停过，在这个“后院”一不高兴就训人，就发威，他就战战兢兢。
冯书记一来就叫他“大叔”，叫得老毕头好高尚了，好荣耀了。老毕头不敢“䞍受”这份荣耀，冯书记叫他心安理得，说：“我父亲就是厨师出身，你就是比我大一岁，也是叔叔辈。”
老毕头能不高兴嘛，满脸的褶子笑得像一团扇贝。乡政府有这样的一把手，能不和谐吗？农民有了责任制，全乡一片欣欣向荣……
老毕头怎么也想不到，那天中午过后，党委副书记告诉他和其他炊事员暂时回避一下，县里来人要在食堂开会。打这以后，老毕头这个大好形势，自觉不会再来，
开什么会？在食堂？怎么不在会议室？
县组织部来了两位大员，他们先找冯书记秘密谈话，时间很短就结束了。随后，召集所有机关党员到食堂集结，都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到这里来。这和老毕头的三个问号保持了一致性，神秘得很啊。那时候我不是党员，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也有老毕头那三个问号在脑袋里翻来覆去。后来明白了，食堂在办公楼较远的后院，很僻静，就是为了减小对党的形象的影响。
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从食堂里出来的人，个个脸色有些阴沉，戚戚喳喳地边走边悄声议论，惋惜之情尽数流露。
当天，几乎全乡的乡村干部都知道了，冯书记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的错误。错误的性质基本与老史相类同。经县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免除冯书记的党委书记职务，取消县长候选人的资格，调离乡政府机关，到县林业局做一般工作人员。
冯书记走了，老毕头好不黯然，直到现在他也弄不明白：怎么可能呢？
他笑得虽然没有冯书记时代那么开心了，但依然在笑。有冯书记对他的尊重，后来的接任者哪能就那么快收回对他的“荣耀”啊。
“大叔”的故事，一直成为这里的美谈，也记住曾经的冯书记。他留给这里一个很好的风气，尊重人格的风气。
“天生我材必有用”。大约四年后，冯书记再次受到县委的器重，东山再起，负责新民一个开发区的全面工作。
老毕头的疑问不无道理啊。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有时候会把各种颜色的染物染成一个颜色，有时候也会把所有的颜色漂白。现在的社会依然是个染缸，不过，染出的颜色参差不齐了，斑驳陆离了，那才叫真正的染缸，社会应该五彩缤纷，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冯书记所以能“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大概就是自己把自己漂白出来了，再次闪亮登场。
冯书记走后，罗家房乡政府的政治舞台没有了主角，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真空状态。后来，县委责成党委副书记吴维新主持政府工作。那么，吴维新何许人也？原来的乡长是谁？他怎么不主持党委和政府的工作？
4 如毛的上司（农场风波）（5）
4如毛的上司（农场风波）（5）
代理乡长吴维新，行伍出身，比冯书记还大几岁，早年在供销社工作。他的面孔与郭书记如出一辙，一个模式的冷漠。他不吸“洋烟”，习惯使用烟斗，很大的烟斗，于是就有了“吴大烟袋”的绰号。那是褒扬他，老传统不变，和广大群众心连心。和烟斗配套的还有他一贯的穿戴，朴实、洁净。表面上看，也是个土改干部，好像“大老祖”领导时代又复辟了。
和郭书记比较，吴乡长很沉稳，少言寡语，不怎么爱批评人。他和老史也有某些相同之处——没有一个贴近他的人，是他不愿意接近别人，有点自持清高，因之，下边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
代理终归是代理，吴乡长很清楚，他也不甘于长期代理下去。
郭书记心中很清楚，心里最不服他的就是吴维新，他不愿意为郭书记“歌功颂德”。在吴维新的心中，郭书记是他晋升的最大的障碍。郭书记在县委那没给吴维新说过一句好话，但也没说过坏话。有时候还在众人面前，郭书记就旁敲侧击吴维新，“你比我都能耐”，吴维新呵呵一笑，完成了一次心照不宣的对决。
现在他是代乡长了，没有郭书记的阴影，那转正还是问题吗？好好表现表现吧，圆满完成县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就是了。于是，他开足了马力，挂上高档，全速前进，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或是卓尔不群。经过反复运筹，一件让上下都瞩目的项目上马了；一个可以取消“代理”两个字的程序编制出来了。这就是他要兴办乡政府机关农场。
那个时候，农场是块诱人的肥肉，对此个个垂涎欲滴，趋之若鹜。对内，体现领导对同志们的关怀；对外，是一个吸引上层的靓丽名片。
郭书记在的时候“关怀”做的很小。什么关怀？年年让老毕头给食堂下几大缸大酱，免费供大家在就餐时食用。老毕头的大酱算得上“开坛十里香”，闻名遐迩。当时的县委书记赵纯厚来罗家房临走时都要带上一些，可见“关怀”的意义该有多么的深远。
全县都知道，赵纯厚与郭书记的关系非同寻常，但绝不是说大酱就是他们密切的粘合剂。但是，这说明一个事实——那时候讨好上级领导的成本很低，领导的胃口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吴维新要办农场，那白花花的大米得顶多少缸大酱的价值啊？有句顺口溜说得好，“要送礼，拿大米”，大米是最得力的沟通感情的大使。
无奈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冯书记走了，人心好像散了，散得如同两年前的生产队，人倒是不少，出力的却不多。机关干部一到农场干活的时候，便是“门可罗雀”了。100多人的机关，只有几个临时工之类的干部到场，叫吴乡长一筹莫展。
我那时年轻，又有一把力气，又毫不吝啬，天天出满勤，回回干满点。多数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党委委员以上的，个个股站室的大小头目，都公务在身，难以脱身，很少看见他们劳动的身影。
眼看就要插秧了，可那稻田地里畦埂还没修呢，吴乡长大为光火。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吴乡长专门召开一个会议，让大家发言表态，征求意见。会议的主题是，农场办还是不办，吴乡长开宗明义！
说是征求意见，其实就是统一大家的思想，让你按他的意志表态。你要提出相悖的言论，看我怎么拿你试问，他态度杀气腾腾，毫不掩饰。所以会议的气氛让大家很不舒服，有几个愿意为他人拿大米作嫁衣裳的？苦劳是我们的，功劳是他一个人的。
会场显得很冷清，好比吴乡长的脸。有谁愿意带头表态？愿意言不由衷？凡是遇上这样的会，大都以不吱声为上上策。说反对的话，得罪领导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违心顺从领导的旨意，等于拍马屁，不得人心，人格荡然无存。
我是个急性人，平时就是“倔”字当家，“实”字为人，自然话一出口就不会模棱两可。我说我说两句，吴乡长示意我发言，会场更是鸦雀无声了，都想听听我要说什么。
我说，这农场办还是不办，我说的不算数。我接着问吴乡长，如果是劳动改造，我天天参加，不迟到也不早退。要是为了大家谋利益，秋后分大米，我不参加任何劳动，大米我一个粒也不要！请吴乡长告诉我！
话音未落，吴乡长的脸色就很难看了。等我发言结束了，气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沉默了一两分钟，也没有第三者为他打圆场，包括党委委员以上的同志。等吴乡长的气憋足了，再也憋不下去了，终于恶狠狠地道出两个字，“散会！”
大概他头一次碰钉子，而且很疼痛，甚至痛定仍然思痛。不久，就传出来农场解体的消息。
吴乡长不走运，倒不是因为我给他当头一棒。“代理”两个字犹如长在他脸上的恶疮，怎么治也治不掉。就在他期盼不治自愈的时候，“代理”两个字终于没了，恢复了原状——仍旧是副乡长。
他做半年代乡长后，上级派来了新的乡长，吴乡长退居二线，成了调研员。
接替他的乡长姓赵叫赵国林，对吴乡长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在宣布吴乡长退居二线的机关大会上，赵乡长十分郑重又十分虔诚地表示：
“……吴乡长出行优先用车，其他领导，包括我用车在其后考虑……”
这就是说，假如赵乡长是皇帝，那么吴乡长就是太上皇，可见赵乡长是多么的谦虚。这句潜台词不难理解，大家都心领神会。不过，吴乡长确实有自知之明，退居二线后，从来没有用过乡里的车。赵乡长也有“自知之明”，吴乡长能用他的车吗？就好比吴乡长能坐赵乡长办公室的椅子吗？尽管你真诚地让他去坐。
吴乡长退居二线后，还是一派军人风范，每天里都是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什么职责？一个一般机关干部的“职责”：遵守工作时间啦、和领导保持一致性啦、开会准时到场啦、学习积极参加啦……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