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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场合出现，所以对她的传记作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空白——找不到她写的文章，甚至于信件也没有（尽管她是个勤于写信的人）。《宋庆龄年谱》在1930年栏内只有两行字，说她在德、法等国旅行，经常到图书馆潜心读书。关于1931年上半年则没有任何记载。
即使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的柏林警察局，在它的档案里也很少有关宋庆龄这段时期的记载，只说她不像上次那样离群索居。
但她当然不是在沉睡或静止——她永远不这样。
在中国朋友中，她再次会晤了邓演达，虽然见面时间短，也不像上次那么频繁，因为邓到处去旅行——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匈牙利、保加利亚（1930年返国途中还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印度停留）。他的目的是研究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农村情况。
有几个月，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最亲密的好友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带着女儿梦醒和儿子承志来看望她，同她作伴。
廖梦醒这时已是一位女青年了。她热情、直爽、心地好、不停地努力工作并会多种语言。她参加了1925年广州学生的反帝大游行，在英、法驻军机关枪的扫射下经受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
在很久以前侨居日本时期还是个娃娃的廖承志，这时已22岁了，身体很结实，家里人和朋友们都叫他“肥仔”。他外表上活泼诙谐，内心里严肃坚定。他有语言才能，又会画漫画和油画奇。ｃom书。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他的父亲之后，他就主动加人了共产党并成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党员。虽然年龄不大，他已在实际斗争中久经锻炼。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日军无故枪杀中国交涉专使蔡公时，妄图干扰北伐），正在日本上大学的廖承志参加了学生的强烈抗议行动，因此被约并被驱逐出境。在德国，他在汉堡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工作，曾领导在外轮上工作的中国海员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取消歧视。他会说英语、日语、德语和法语，所以他能动员外国海员来支持他们。
在政治上，这个汉堡俱乐部是许多国家革命力量征集人员和进行联系的地点。通过它，文字材料和信息，有时还有人员，被运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反动恐怖统治下的国家。
同廖家的人在一起使庆龄感到家庭的温暖。廖夫人何香凝在日本时，流亡在日本的革命青年都亲热地称她“奥巴生”（日语对姨、婶、大娘的称呼）；庆龄到日本时才20岁，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学院毕业。现在，梦醒和承志称庆龄为“安娣”（英语对姨、婶的亲热称呼）①，而且一直到他们自己头发也灰白了，始终是这样称呼的。
①如不用英文用中文时就按广东话称“叔婆”（婶婶），见《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19、650页。——译者
梦醒曾有十年担任庆龄的秘书；在新中国，她是全国妇联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承志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参与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他都是宋庆龄的经常的、受信赖的顾问。
在柏林，宋庆龄用许多空闲时间陪伴廖氏母女（承志常有其他事务）去参观博物馆、画廊和其他旅游点。
她还同廖家一起到法国（也许还有比利时和瑞士）去旅行。
梦醒曾经写过当时的一件小事，由此可以看出宋庆龄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经久不衰的尊重：“她问我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加入……她说，成为共产党员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否认呢？’”①
①《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第228—229页。胡在1926—1927年期间是四川妇联的干部，并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学员，还担任过国民党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她是在这里认识何香凝的。据说，她是茅盾小说《虹》女主人公梅女士的原型（见蒋洪斌着：《宋庆龄》，第71页）。
她脱口而出的这句答话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梦醒不承认是党员是党的地下工作纪律所要求的，但是在她面前又何必这样呢？这里也许表示出她有一点不高兴，但她的活说明，她认为共产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正确的归宿。
把胡兰畦介绍给宋庆龄的也是廖家。胡是四川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在柏林留学。庆龄对她很友好，常帮助她。她是共产党地下党员，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德共的华语支部（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外国人可以被接受参加居留国的共产党，常编人特种语言支部）。按照当时的党纪，非经特准，她的党员身份不得公开，因为身份暴露就不能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工作并将危及她自己和朋友们的生命安全。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宋先生在柏林不是过离公生涯，而是勤奋学习，努力从事革命工作。她生活严肃，待人和霭可亲，对朋友肝胆相照……她也常到我的寓所来看何（香凝）先生，两人热情地谈论中国革命前途，有时也谈德国革命的历史，使我很受教育。
“我因何先生的关系，认识了宋先生。我对她很敬重……虽然由于纪律约束，我没有把参加共产党的事告诉她，但其余的事，我们无话不谈。
“宋先生很能体贴人。她从何先生那里知道，我当时的经济有困难，就每周都买一些鸡、鱼、肉、菜来我寓所做一顿中国饭吃。她拿来的东西，几乎够我一个星期的需要。这是她有意帮助我，给我解决生活困难的一种巧妙办法，我非常感谢她！”①
①罗兰·费尔伯教授书，见前。
宋庆龄同德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很少并且非常谨慎。她只同欧文·霍佩公开会晤。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这个组织募集资金为被监禁的革命人士提供法律保护和物质援助，西方知识界中有许多人参加或赞助。在这个组织在柏林举行的集会上，宋庆龄会见了不少德国著名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等。①
①同注2，第244页。
1931年夏，从国内传来宋太夫人病重的消息。7月23日，宋太夫人在青岛——因避暑从上海移住在这一滨海城市——病逝。
庆龄动身回国并邀胡兰畦同行作伴。她答应胡，将来不论她要在国内找工作或仍回柏林继续学习，她都会帮助她。胡向柏林的党小组汇报请示，得到批准。但她从中国回柏林后却被党组织开除了。她记述道：
“早在我陪宋庆龄先生回国之前，我就发现：我们＇德共华语支部＇柏林小组内有少数同志当时很信奉宣扬‘左’倾立三路线的文章。他们……盲目轻视一切非共产党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对当时也在德国的宋庆龄先生不理解。总认为她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大官。个别同志甚至还说些无聊的话。这使我非常气愤。因为我在国内、在柏林和陪宋先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都曾亲自见闻，无论是我们党内的重要领导同志，还是德共中央、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在言谈行动中，对孙先生都充满着敬意……因此就常常据理与他们争论……他们也因此对我极端不满。个别同志甚至……说我为宋先生说话，是有封建意识（意思是因为宋先生是孙中山总统的夫人）……”
中国共产党当时仍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国际共运也是如此。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迫使所有参加国际的各国党都接受这一观点，即：革命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激进的中间派。中国党内的宗派主义者把这一条甚至用到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从而丧失掉许多可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正如德国共产党即使在面对希特勒上台的威胁时也仍然拒绝同社会民主党人（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合作。直到多年之后；经历过一些严重的失败和灾难，这样的态度才改变过来。
宋庆龄是取道苏联，乘火车回国的。胡兰畦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次行程的一些情况。接待都是小规模的，不公开宣传，来的主要是一些私交，也有少数官员，他们同时又是私人朋友。宋庆龄这次是回去奔丧，所以她喜欢这样简朴的方式。
胡兰畦纪录道，火车到达莫斯科时，到车站来迎接并送上鲜花的有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妻子支维、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以及陈友仁的儿子陈依范（画家）和女儿思兰（舞蹈家）。陈家兄妹陪同宋庆龄和胡兰畦到莫斯科一家大旅馆沐浴、进餐，接着去文化休息公园散步。
据胡回忆，她们只在莫斯科停留一天就继续登程。苏联政府送了一瓶矿泉水、一些干酪和另外一些食品供她们路上用。胡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看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情景；市镇稀少、车站破旧、衣衫褴褛的女人到处捡东西吃。她记得曾问宋庆龄，“俄国为什么这样穷？”来回答说，“你如果见过过去的俄国，再同今天比一比，现在就算在进步，在好转哩！”
她记载道，当她们回到中国境内，又看到熟悉的景色、人们和食物时，她们都很高兴。
在国境车站满洲里，军政官员前来迎接并特备一节贵宾车厢供她们乘坐赴大连。
杭州市长周象贤是宋家的亲戚，他专程赶到哈尔滨迎接并陪同去大连。在车上，他把宋太夫人患病及去世经过详告庆龄，庆龄听着十分悲痛，“几乎哭了整整一夜”。她还详细询问了兄弟姊妹的情况，显示出骨肉情深。但是——胡写道——为了人民的缘故，她同他们都分开了，显示出她是领导中国女革命者的典范。
他们一行从大连乘船赴青岛。庆龄来到现已无人居住的宋氏消夏别墅，看守的人指给她看老夫人病故前所住的房间，她又悲痛饮泣。但即使在这样的悲痛中，她也总在想着别人。她知道胡兰畦是第一次来青岛，所以专门派车让她在市内观光一番。
8月13日抵达上海，市长和亲属到埠迎接。宋庆龄立即乘车到宋氏老宅，在母亲灵前致哀。
她这次回来是为私事，但几乎立即又投人了公众的战斗。
而且，正如以后的事件所显示，她这次回国以后就不再离开了。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
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
宋庆龄第二次回国是永久性的。她在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0日抵哈尔滨，8月13日到上海。她初时是为母亲奔丧的，但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召唤她去投入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新的政治斗争。她立即勇敢地置身于斗争之中。
白色恐怖仍在继续。8月17日，在她回国后的第一个星期内，她在武汉和以后流亡国外时期的战友邓演达在秘密返回上海后被捕。像其他无数革命者一样，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人统率的巡捕房抓走的，然后引渡给蒋政权。两位同中国共运联系的外国共产党人牛兰夫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营救他们，发起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宋庆龄收到了向她求援的电报，她毫不犹豫地进行救援工作。
宋庆龄竭尽全力拯救邓演达，但没有成功——蒋把他秘密杀害了。但对牛兰夫妇，尽管国民党法庭宣判了死刑，她还是尽力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后来又为争取他们出狱而奋斗了六年。
1931年9月18日，在她回国后一个多月，发生了中国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当时称为“满洲”）。这是日本企图征服全中国——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一）邓演达的遇害
宋庆龄的忠贞战友、坚强的革命者邓演达之死是悲剧性的、也是英雄的，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邓1930年5月回国，8月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通称的“第三党”，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任总干事，一年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上海“会审公廨”（根据不平等条约成立的中外合议法庭）马上把他交给蒋介石会任意处置。蒋下令把他解到南京。蒋为了抓到他，曾悬赏30万元（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①由此可见蒋对他的惧怕。邓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军队中很有名气和威望，许许多多军官是他的同学、同事或学生，所以蒋认为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个危险人物，在军事上也是个潜在的对手。
①这笔钱按1931年美元的实际价值合15万美元。
早在1927年，因为邓抛弃了设在南昌的右派总司令部去参加武汉的左派政府，蒋就对他怀有杀机，下令通缉。在武汉，邓又主张对蒋采取军事行动，如邓的主张得以实现，蒋的占领上海及以后的叛变也许能被制止。
现在，这个强悍的对手已经落到了自己手里，蒋介石这个极端狡诈的人开始想要收服他，使他政治上从此无声无息。蒋用的方法是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这个方法在有些不大有骨气的对手身上是奏了效的。起初，蒋把赌注押在邓日益增长的既反对国民党、又批评共产党（总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倾向上。蒋让人传话给邓，如果邓真心赞成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来管，他就应该支持共产党的镇压，因为这是为巩固国力所必需的。邓把这套说辞顶了回去，回答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
邓被捕的第二个月，日本攻占中国东北，于是蒋对邓换了一种口气。蒋说，面对外敌，邓应同他一道来应付民族的危机，但是攘外必先安内。蒋甚至提出任命邓为“剿匪”（即反共战争）副总司令。邓回答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①
①据《浩气冲霄》（邓演达被捕及遇难前后），载《邓演达》，第137—145页。
这一反驳激怒了蒋，特别因为这时蒋迫于国人对他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满而宣布辞职。这种“辞职”的把戏，他过去玩过，一方面宣布辞职，另一方面仍紧紧抓住军队不放，策划着卷土重来。而他对军队的掌握，只要邓演达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能放心，因为邓不但在社会上、而且在军官中也受到尊敬。因此，蒋决心杀邓。
关于宋庆龄即将来南京营救邓演达的消息使情况变得更为紧急。1931年11月29日，蒋布置人把邓押上汽车，驰往城外，然后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员乘深夜将邓在路旁枪杀。①
①这里的叙述同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十二章中的说法（“折磨拷打了好几个月”、“慢慢地被绞死”等）不同。蒋对他是软硬兼施，后见他不为所屈，就迅速处死。蒋是一个为攘夺权力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人，但不是一个虐待狂。邓演达的英雄精神在于他既不受威胁、也不受利诱，终于牺
宋庆龄一到南京见蒋，就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默然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离南京返沪。①
①这里也同西格雷夫书有异。后者说宋庆龄“提出了各种请求，以致到了恳求的程度”（未说明材料来源）——这不大像宋的性格。据第三党成员谢树英回忆，宋庆龄关于邓演达之死所作的第一个声明是用英文写的，由宋嘱谢和革命学者陈翰笙博士共同译成中文，于1931年12月20日登在上海《申报》第17版，标题为《宋庆龄之宣言》。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在广州（那里的人们很怀念他）散发了传单；有人在北京大都电影院里也散发了。还在若干城市，张贴了《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和《宋庆龄之宣言》。
由邓创建的第三党派出谢树英来敦请宋庆龄出任这个党的新领导人。她说，她将就邓演达发表一个自己的声明，她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但不能接受这个提议。谢问道，“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她回答说，“你们商量去”。虽然他敬佩邓演达并且同他的信徒们合作（特别在国外时），但她不愿意参加他的第三党。①
①以上的叙述根据《邓演达》、《邓演达文集》。两书均由宋庆龄题写书名。
她在8月间在上海会见记者时已说明了这一点。她宣布她不是第三党的一员，还否认了另外几点谣传：一是说她准备去参加由国民党内几个反蒋的军界人物在广州设立的政府。二是说她想在这些人和蒋之间实行调解。三是说广州政府同第三党之间有联系。
她在谈话的最后说，“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那年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①在这一声明中，她写道：
①《与史沫特莱的谈话》（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