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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谈话的最后说，“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那年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①在这一声明中，她写道：
①《与史沫特莱的谈话》（1931年8月24日），载（宋庆龄选集》第50页。英文《上海泰晤士报》早在1931年8月20日曾刊出一篇题为《孙夫人否认她将出任调停人》的报道，报道中还提到她接到了欧洲方面请她营救牛兰夫妇的请求。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①
①《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25—28页。
由此，她——孙中山夫人——重申她将同中国的共产党人并肩站在一起。
但她对邓演达的崇高敬意是始终保存着的。1941年，在邓逝世十周年纪念时，她在香港发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纪念文章；①
①《纪念邓演达》，《宋庆龄选集》，第152—153页。
“邓演达同志的印象，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坎中；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
“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并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1927年，国民联合阵线悲惨的破裂，邓同志被迫离开武汉而流亡海外。当时所有革命的忠实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的激励着集合著被挫折而纷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
“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
“他返国后，即开始地下革命工作的进行，但不一年，即被诬而遭禁锢，他后来的殉国，在他并非意外，因为他将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他说道，‘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此后我就再没见邓同志了。
“国民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所能给邓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过于加强我们的决心，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实践总理留给我们未竟的事业为更适当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最后的胜利。”
宋庆龄以后每隔十年总要公开地纪念一次邓演达的逝世，只有1971年例外，因为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时期。1980年，当时她自己已年老多病，还应邓所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人季方之请，为《邓演达文集》题写书名并题词。
中国共产党后来对邓演达也作出了它自己的明确估价。这是由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就党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研讨时作出的。①
①《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6—167页。
先是说明邓演达这个人物的性质：
“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接着是以主要为自我批评的形式，检讨中国共产党过去对他的态度：
“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最后是更深刻地探究“左”倾时期的错误：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说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邓演达1930年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在初期有过论战，但注定要成为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坚定伙伴。1947年它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1949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一直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部分。
（二）对国民党的”判决”
为了回答蒋政府对邓演达的谋害、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对抗日运动的暴力镇压以及对左派变本加厉的恐怖行动，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了一个义正辞严的声明。（即上文提到的《宋庆龄之宜言》）①这个声明连同 1927年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9年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是她一生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此后，她不再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邓演达曾经是在这面旗帜下成为一支真正有效力量的最后司望，而现在已经破灭。正如前面已经述及，她也不参加“第三党”。此后她全力支持的是共产党。
①见注4。
这倒不在于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哪些人。她自己的思想同共产党的观点也并非在每一阶段都一致。她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她看到共产党坚持原则，所以它的组织和战斗精神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力量源泉和希望所在。因此她要尽她的全部力量帮助它，包括她作为孙中山夫人的政治份量。她的选择不是她的独立性的否定，而恰恰是在面临许多反面压力的情况下，她的独立性的鲜明表现。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不是骑墙派”。
她在这一声明中写道，“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国民党在较早时期所取得的胜利是由于“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孙中山）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的基础。”现在，“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的领袖成了卑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消灭真诚的革命者，邓演达即其一例。“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她继续说，多年以来，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内战不已。现在，他们“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不得不“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但会议上“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会议后成立的“‘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棒打枪刺，把他们像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三）营救牛兰夫妇
前面已经提到，宋庆龄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外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鲁格）①。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职工会）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分支机构）。更为机密的是，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同邓演达一样，他们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别巡捕逮捕，然后转送给蒋介石政府的。营救他们的运动是由专以保护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为职志的“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②
①旧译“保兰·鲁埃格”。——译者
②据《胡兰畦回忆录》并见唐宝林若《1927—1937年间宋庆龄与中国共党的关系》（《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贾尼斯和斯蒂芬·麦金农着《史沫特莱》一书中说，史在莫斯科见到宋庆龄并告知此事，但未说资料来源。
她回到上海还不到24小时，在8月14日，牛兰夫妇就被租界当局送交蒋的狱吏。8月18至21日，她收到多封电报，请她协助营救他们出狱，在电报上签署的有约90位外国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些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是为人所熟知：
德国有科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作家里昂·佛希特万格，阿诺尔德·茨威格，伊刚·爱尔文·吉斯赫，路德维希·雷恩和埃尔文·皮斯卡托尔；建筑家瓦尔特尔·格罗皮斯；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以及政界人士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德国国会最老的议员、妇女运动领袖、共产党人）；
法国有作家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
英国有独立工党主席芬纳·布罗克韦，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康拉德·诺埃尔等；
尼加拉瓜有民族革命领袖赛萨尔·奥古斯多·桑地诺（他不久即被暗杀，但人民对他的怀念是如此深刻，在数十年后一度执政的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美国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和三位参议员，即威廉·E·博拉（爱达荷州）（曾长期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拉福莱特（威斯康星州）和亨里克·希普斯特德（内布拉斯加州）。
有麦卡锡主义倾向的作者们讥诮由“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运动，把它们说成是“一些苏联特务为了在作案现场被捕的另一个特务而举行声援集会”①，是出于如威利·芒曾伯格等统一战线组织者的“恶魔般的诡计”。他们特别光火是因为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有时用“约翰逊”这个名字）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当时的进步分子都认为这种两手作法既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右翼独裁统治下，革命者和其他反法西斯分子至少有一部分活动是不得不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
①见查尔斯·A·威洛比着《上海阴谋——左尔格间谍集团》（英文），麦克阿瑟将军作序赞扬。威洛比最初的控诉以日本方面的材料为依据，发表于1948年；此后对一些生者（如史沫特莱）所加的罪名因后者威胁要诉诸法律而由美国国防部撤回。威洛比的第一份报告以及把左派在上的活动（包括营救牛兰夫妇）同“交往罪”挂钩的作法都出现在战后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时候。这本书（内容除日方资料外添加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捕房情共特科的资料）的出笼则是在朝鲜战和麦卡锡主义（作者与之一鼻孔出气）时期。在这本书的封二和衬页上有一张地图，标题是“共产国际代理人、共产阵线机构、同路人及同伙全世界的分布和联络系统”——从图上看确实分布广泛。麦克阿瑟将军的序言对威洛比的观点表示同意，并且把外国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援助联系到“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邪恶的时代，对这一时代的观察必须看到世界阴谋的恶毒背景……共产党对西方世界的奴役……冲突的种子发展到今天的赤色分子大丰收”等等。在30年代是谁在奴役谁、又是谁在对法西斯主义斗争并在后来把全世界（西方和东方）从法西斯征服下拯救出来——这些问题对这样一些作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左尔格是德国官方报纸的记者，又是秘密的共产党人。他的叔祖弗利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朋友，所以理查德·左尔格成为共产党人几乎可以说是继承祖业。他参与营救牛兰的工作看来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任务。他主要的秘密工作本来是针对日本的，为苏军收集情报（苏军总参情报部上海站负责人）。后来他因以下三事而闻名于全世界：
他以德国（纳粹）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向苏军总参谋部递送的秘密情报不仅有日本的军事意图，还有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表——可借斯大林对这一警告未加注意。
他为日本人捕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不久被绞死，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伙伴、日本反法西斯战士尾崎秀实。尾崎后来被绝大多数日本人公认为英雄、真正的爱国者，为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为日本民族带来的灾难而斗争。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尔格间谍集团”（它是反对美国在战争中的敌人法西斯国家的）受到了谴责。谴责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残余，而是美国官员——代表战胜国的盟军总司令、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处长等人。他们的根据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档案。他们同后者的立场是相仿的。当时他们回过头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动污蔑为“间谍阴谋”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产党人以及保护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何等危险！
宋庆龄认识和敬重左尔格，认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并曾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①
①宋庆龄在读了战后出版的一本关于左尔格的书后对本书作者这样说。
潘汉年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同宋庆龄熟识。在30年代，他负责安全工作，对付白色恐怖，同社会各界有极广泛的接触以揭露和孤立反动派。他的命运也惨。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被捕关押。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们认为他对过去地下任务所要求的各种复杂关系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评价。
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当时对中国人来说，站出来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产党人带护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不少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鲁迅和著名女小说家丁玲；在左派国民党方面有党的元老、诗人柳亚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国际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语堂（他最终成了极右派）。在委员会宣言上签名的还有中国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国际知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可惜他太‘实用’了，所以适合他时就转变立场人甚至于在以前的中国政府中担任过内阁总理和外交总长、在国民党文官系统中地位最高的外交官（他的观点一般说来是右的）顾维钧也表示支持。
委员会中的外国成员用于多种国籍。在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有当时尚未出名的埃德加·斯诺，上海（大美晚报）主编T．O．撒克里（他后曾主编《纽约邮报》），上海《大陆报》记者（后到《纽约时报》工作）蒂尔曼·德丁，甚至还有像《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这样的极端保守派，还有乔治·菲奇（他在外国基督教育年会工作，以后成为国民党的热烈拥护者）。
在委员会中同宋庆龄紧密合作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