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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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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黄节对胡適的态度则是视而不见,迎面走过,昂首阔步,懒得搭理。有次课堂上,黄节谈起诗歌,不禁大发感慨,认为胡適《尝试集》尽为劣诗,其价值为负,仅证明新诗写得如何差,做反面教材而已。黄侃听了,忙赶来鞠躬敬礼,引为同道。

老派学者张尔田痛恨胡適。张与陈垣是老友,一次,他对陈垣说:“你那本书(《元典章校补》)为什么让胡適作序?我买来了书,先就把序撕掉了。”

林损常在课堂上挞骂胡適以发泄不满。一次,林照例喝完酒,红着脸走上讲台,开口便说胡適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林说胡適提倡的标点何其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他生气地说:“这成什么话!”

一次教授聚餐,林损向胡適敬酒,胡谢绝不喝,并出示手上的戒指,说这是太太让他戒酒的信物。林当即讽刺道:“胡夫人让你戒酒,你就不敢喝,如果令堂让你戒酒,你又该怎样呢?”胡適十分尴尬。

胡適第一次坐飞机,颇觉惊奇,写了一首《飞行小赞》的小诗,云:“看尽柳州山,看適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胡的同乡、同学陶行知见后大怒,作《另一看法》云:“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1962年2月,台湾报纸登载《老乡诗战》一文重提此事。胡適看后十分平静,笑着对胡颂平说:“你看陶知行(陶留美期间名为陶知行)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都没有。”

胡適曾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但对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字未提。陶行知写诗讽刺道:“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华罗庚翻看胡適《尝试集》,只看了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便马上掩卷。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根本不同,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第二个则是无数次尝试,胡適对“尝试”的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章士钊曾撰文批判胡適,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適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何鲁卸任中国公学校长后,继任者为胡適,何对此大为不满,他说:“适之的文章,我全看得懂;但我的论文,适之便看不懂了。”

胡適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便改由陈独秀去接洽。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如果那天他去,说不定他也会成为共产党。此话传开后,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道:“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学校当局要撕去壁报,胡適不让,说他提倡言论自由,要以身作则。

梁漱溟评价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表面上好像是有一点儿价值的哲学书”。梁还忆及一事:胡適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不是好的科学。”一次,胡问金岳霖有没有看过此文,金答:“看过,很好很好。”胡很高兴,等着他的下文。金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赶紧问:“一句什么话?”金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

胡適曾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適。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嘲讽胡適道:“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此语为鲁迅讥讽胡適,1922年,胡適去见溥仪是写到: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到庐山开谈话会。会上,胡適慷慨陈词,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戏谑道:“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胡適也回敬一首白话打油诗:“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1948年,《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適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介石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打油诗一首,云:“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攻伐】

胡適在美留学时,即提倡白话文,引起哈佛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与之关系交好的同乡梅光迪也对胡適进行批判,二人关系越来越僵。1922年,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势与胡適等人战斗到底。梅甚至引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7年,胡適通过论文答辩后,尚未将论文出版便回北大任教。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规定,论文必须刊印出版,交一百本,才能拿到学位,胡適当时匆忙回国,未将论文刊印,并未即时获取博士学位。胡適回国后,因暴得大名,到处人称“胡博士”,于是有传闻说胡適根本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是骗子。1920年左右,时在美国的朱经农写信劝胡適赶紧把论文出版,“否则一天到晚大家都跟着吵,老梅(梅光迪)说你是骗人的”。

胡適和梁漱溟曾在北大打“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红楼开课,胡適在红楼四楼开讲“中国哲学史”课,梁漱溟则在三楼讲“印度哲学”。二人各执己见,胡主张全盘西化;梁则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胡適说梁:“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则对学生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这出对台戏很是叫座,足足唱了一年。

胡適曾在上海中西女塾发表题为“争取大奶子”的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于是撰文在报纸上对胡大加批驳。

胡適曾对时局发表一系列评论,结果引来各方不满,国民党员张难先、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出言警告胡適,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汤尔和也劝胡莫谈政治,说胡等人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

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任上海商埠总办,曾一下查封了15个国民党的机关,国民党对其恨之入骨,结果连带记恨了在欧洲游历的胡適。胡到巴黎时,“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发放传单,警告欧洲华侨同胞,说胡適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走狗,要大家提高警惕,探查胡来欧干何勾当,并称将宣布国内同胞群起而攻之。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学生会贴出罢课的布告,组织了纠察队,理学院学生在红楼的文法学院站岗,文法学院学生在理学院站岗,阻止学生到校上课。学校当局也布置各院院长站岗,怕有学生来上课,被纠察队挡住。一大早,校长蒋梦麟来到理学院二门的大门口,一下汽车就和纠察队站在一起,气呼呼地说:“你们站岗,我也站岗。”站了一会儿,没有人来上课。纠察队的学生有意奚落蒋,让工友搬张椅子给校长坐。蒋梦麟看一直站下去也没有意思,怒冲冲地跑了进去。在红楼的文法学院门口,十二名理学院学生在进门的楼梯下站岗。文学院院长胡適夹着皮包走来,斥责学生道:“这是爱国?简直是胡闹!”学生毫不示弱地说:“这就是爱国,你才是胡闹呢!”胡適回头就上楼去了,一面走,一面说:“真是对牛弹琴。”学生们大声回应道:“你才是牛。”过了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学生夹着一个包走过来,站岗的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连忙迎上去,招呼他快来上课。那名学生笑嘻嘻地回答道:“我是来洗澡的。”大家哈哈大笑,周炳琳十分尴尬。

抗战前夕,胡適发表文章阐述其对日外交的主张,王世杰写信对他说,日本人对他极其注意,要他小心,注意安全。胡適复函道:“万一为自由牺牲,那是最光荣的事,我绝不走开。”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垣致胡適的公开信,陈在信中说:“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并劝胡適“回到新社会”。但胡適看后只是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因为“陈垣不会写白话文”。6月24日,胡適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分了!”他认定陈垣的公开信是“作伪”。为此,他征询蒋廷黻的意见,“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做‘幌子’”。

1952年11月30日,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適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胡適在日记中写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50年代,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適运动,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研究等逐一进行批判,称胡適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对此,胡適认为大陆列出这九大罪状,是承认他“做了一些工作”,即这九大罪状是他从20年代到50年代学术上的成就。

胡適门生罗尔纲颇为难,他看到胡思杜写的批判父亲的文章后,豁然开朗,因为胡思杜作为儿子可以与父亲划清界线,那么他作为学生,更可以和老师划清界线了。他说:“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在一座谈会上,沈尹默说有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写文章,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胡適几乎所有的门生旧谊都写文章清算胡適的思想,与胡適划清界限,都说过一些在日后让他们后悔的话。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形容说:“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1956年,周鲠生动员陈源再次劝胡適回国。陈源致书胡適:“……‘胡適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適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画了线,并批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適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適极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严秀猜测,当时大陆也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一次,唐德刚戏问胡適:“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1957年春,曹聚仁写信给胡適,劝他回大陆看看。曹在信中用了激将法:“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適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他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胡適到台湾不久,便有人匿名写《胡適与国运》的小册子批驳他,但他夷然处之,不予理会。他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与国运》与大陆的批驳相比太不成比例了。

胡適一直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并自称国民党政权的“诤臣”,但是他出殡之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禁止“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去拍摄台湾人民沿途燃香路祭、送胡適上路的盛况。

【政见】

胡適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適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在《独立评论》引言中,胡適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人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国民党政府规定,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胡適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反对党化教育,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胡適认为,中国自古便存在自由主义。1948年10月,他应邀到浙大演讲《自由主义》。据竺可桢日记记载:胡適“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胡適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时说,自由不是舶来品,孔子、老子、孟子都是自由主义者,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他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胡適认为:“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1926年,胡適到苏联考察后,在给张慰慈的信中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適曾写信给徐志摩解释自己为何“亲苏”:“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果换汤不换药,如其不肯认真做去,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哪一样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

20年代,胡適曾对友人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皇宫,胡適表示反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胡適与友人游景山,俯视故宫时,他忽然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胡適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有着明显的政治分歧。汪原放回忆,1925年,胡適到上海时,常与陈独秀畅谈。一次,二人争论起来,陈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说完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转身便走。

胡陈争论的第二天,汪孟邹对胡適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胡適脸沉下来,一把扯着汪的袖子,连扯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说完穿上马褂走了。

胡、适平生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因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適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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