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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记者许雪雪回忆郁达夫：“一件淡灰色的自由布长衫，一双半新旧的黑布鞋；裤子也是中国式的，是白衣细蓝条子，那质料当然仍是布的了。他的背已经有点委曲了。身材是不高不矮的那么一个。……脸孔是圆的，齐鼻子的那个地方往里凹。额角很阔，且高。他手里捏了一罐初开的美丽牌烟。”
郁达夫九岁时能作韵语，郁母说：“此儿早慧，恐非大器。”
1919年，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期间，写信给胡適，提出“会会面的愿望”。当时胡適正忙于为杜威在华讲学作翻译，没有回复。郁顿时对胡適没了好感。1922年，他在《创造季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说胡適像“清水坑里的蛆虫一样”，“胸中却一点学问也没有”。胡適看到郁的文章后非常恼火，立即撰文予以反驳。时郁达夫在安庆任教，妻子孙荃已经怀孕，生活很是困顿，精神上也很苦闷。他看到胡適的文章后，写信给在日本的郭沫若，悲愤地说，他要去跳黄浦江。
郁达夫看望独自在会馆写作的饥寒交迫的沈从文后，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谈及社会黑暗，并给困境中的沈从文指出脱困的出路。他说，上策是找点事情干，如拉洋车、做伙计，甚至当土匪，或去革命，制造炸弹；中策是弄几个旅费，回湖南老家，跟家人在一起；下策是去当兵，或去做贼，要偷的话，最好从熟人下手，比如沈有钱的亲戚H先生（注：指熊希龄）。
一次，郁达夫和陈翔鹤一起去西山看风景，郁提议另辟蹊径，不走常人走的路子。他带着陈从这个乱石堆窜到那个乱石堆，瞎跑了大半天，结果两人什么风景都没看到，还累得半死，回到城里已是万家灯火。陈提出抗议，郁达夫却固执地说，这是日本人游山的办法，又说锻炼身体的意味大于欣赏风景。
叶灵凤回忆，郁达夫从北京辞掉教职到上海，曾一度想戒烟戒酒，书桌上放着一罐罐外国糖果，用来代替烟酒。但不久之后，他又继续抽起烟来，一来戒烟戒不掉；二来据说吃糖果比抽烟更花钱，因此索性恢复抽烟了。
温梓川回忆，1929年，他和郁达夫见面，给郁达夫看了他所作的描绘南洋群岛热带风光的诗后，郁说：“啊，南洋这地方，有意思极了，有机会非去走走不可。”十年后，郁达夫果然到南洋。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郁达夫在西湖边上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缁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温梓川说，郁达夫喜欢买航空奖券，差不多每期必买。他甚至设计好中奖后奖金的用途：以1万元汇富阳老家奉母，15000元给王映霞供养杭州家，5000元送穷朋友，自留2万元，偕一妙女，同游四海。后来郁在福州做官时，有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写信给郁说，他买的航空券中了三等奖，愿以奖金3000元无条件相赠。
郁达夫重男轻女，其长女郁黎民回忆，长兄龙民5岁时患脑膜炎夭折，郁达夫曾经在《一个人在途上》文中写了自己的哀伤，弟弟天民出生后，郁达夫屡次在日记和文章中提到“可爱的熊儿”，可是“独对我和正民妹却从未见提到过”。
郁达夫、林语堂和潘光旦同游玲珑山。三人翻遍新旧临安县志，竟不见琴操之事，顿觉愤怒。郁达夫在琴操墓前写下四行诗以嘲讽《临安县志》编者的没有情趣：“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
1935年5月，郁达夫在给林语堂的一封信中说：“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名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地艳丽，如何地使人魂销而魄荡！”郁对这趟旅游的期望值太高了，到了扬州，一见到新修的城楼，便“觉得兴趣索然”，走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更觉得乏味。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来福州，在省政府任职。当郁的名字出现在省政府秘书处的任免通报上时，秘书处的人都惊讶地说：“人的姓名竟有这样相同的！”怎么也想不到文学家郁达夫会做官，而且会到福建来做这种“朝廷不甚爱惜之官”。大家去问秘书长，但此人因向来不看新文学书，只是对下属说，“听说此人是会写写的”，其余“也不太清楚”。
郁达夫被委任为福建省府参议。参议不是编内人员，无固定任务，只办理临时交办的事务，无须按时上下班。3个月后，郁调任秘书处公报室主任，负责编辑《福建省政府公报》。当时省政府各厅、处、局凡需要登公报的文件，各主任秘书都会盖上“抄登公报”的印戳，然后抄送一份给公报室。公报室将这些文件按照公报体例分类汇订后，送给秘书长批一个“发”字，就付印了。所以郁达夫这个公报室主任根本无须动笔写一个字，是最闲最冷的官。
在福州时，郁达夫只身暂住南台青年会宿舍。青年会有规定，楼上男宿舍谢绝女性进入，且在楼梯边上立一木牌为示。一天，郁刻意取木牌所示戒律为背景拍了一张个人照。照片冲印出来后，他让同事猜拍摄此照之用意，同事百思不得其解，郁达夫诙谐地自揭谜底：“寄回杭州给女人看，好叫她放心。”
福州文人与上层人物均以能与郁达夫结交为荣，而郁达夫也来者不拒。他喜欢写字赠人，有求必应，因而裱褙店经常能见到他的“墨宝”。因求字者甚众，不能即时应付，以致欠“债”无数，宣纸盈橱。福建省政府有总值日官的制度，轮到郁当总值日时，他就让工友买来好酒，磨好墨汁，摊开宣纸，喝下几小盅后便开始边吟诗边泼墨。一夜下来，遍地铺满写好的字幅，桌下平添许多空酒瓶。清晨六点的“升旗”礼结束后，郁达夫便在值日本上签上“无特别事故发生”几个字样，然后回家补觉。
郁达夫曾参加在林则徐故宅举办的一次“诗钟”，参加的人有旧海军总长萨镇冰、前清甲榜出身的陈培锟、久寓苏州的老诗人陈石遗等。题目临场公布：有、无，二唱。郁很快提笔在纸上写道：“岂有文章惊海内，断无富贵逼人来。”第一个交了卷。此联上联取自杜甫诗，下联则为清龚定庵的诗。谁知却得了“状元”。主持人的评语是：“浑成自然，天衣无缝，裁对工整，无异己出，应冠全场。”
一次，郁达夫邀了几个朋友一起去西禅寺吃“十八娘”（荔枝的一种）。他边吃边吟诗，吃了许多。归途中，郁达夫腹痛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邻居问：“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他喝下，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胀了。以后他逢人便说：“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果是真理。”
郁达夫发现福州的饼很特别，好端端的饼中间凿了个孔。问了商家才知道原来叫“光饼”。据说明代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子弟兵追歼倭寇直至福州，遂发明此饼，用绳子穿起，挂在脖子上，作为行军时的干粮。福州人民感谢他，便用“光”字为饼命名。郁达夫买了很多，用绳子串起来，像当年戚家军一样，套在脖子上，一个人跑到于山戚公祠，去凭吊戚继光，还在祠壁上留下一首七言绝句：“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军界的朋友到饭馆吃饭，吃完饭结账时，只见郁达夫竟然从鞋垫底下拍出几张钞票交给了服务员。朋友诧异地问：“郁兄，你怎么把钱放在鞋子里呀？”郁笑笑说：“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
郁达夫常常手头拮据，对几百元的工资不甚满意，有次拿到工资，将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房东老太太看了，直对人说，郁达夫发神经了。
旅闽时，郁达夫曾访弘一法师，法师赠以著作数种。及别时，弘一法师谓郁达夫云：“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
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打算让他担任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于是招他去面谈。但两三次交谈之后，陈觉得郁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认为他“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
1942年2月，郁达夫在乘小电艇逃往印尼的前一晚，曾在怡和轩住宿。当时，潘受也同在怡和轩内，他还把自己原本备用来逃生的电艇慷慨地借给郁达夫逃生。据说，郁达夫当时带在身边的行李只有一只小皮箱，箱内放着白兰地一瓶、牛肉干一包、《诗韵》一部，准备在船上喝酒写诗。
【嗜好】
郁达夫嗜酒，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有“喝酒三坛大醉”之语，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黎锦明回忆，他与郁达夫同船去广州，郁害怕晕船，非到极度疲乏，否则不肯入睡，整日坐在会餐间的桌边，不停喝啤酒，一边给什么人写信，但写一页，撕掉一页，“仿佛一个急躁的人初学写诗一样”。开船第一天，郁喝了7瓶啤酒，船到广州前，他一共喝了15瓶啤酒。
静闻回忆，在杭州时，郁达夫常常写字换酒，他的绍兴酒大都是这么得来的。
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不久，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洗澡。虽然郁达夫答应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外面冰天雪地，当时王怀着身孕，等郁不归，只能和衣而卧。天刚黎明，王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走进屋内。到了下午，郁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但不久，郁达夫又瞒着王映霞，偷偷出去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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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适夷在普陀山巧遇郁达夫夫妇，他回忆：“达夫的特点是每天都得大喝一场。天气热，喝的是啤酒，他一下子可以灌下六瓶，可把别人吓坏了，即使是喝清水，也没那么大容量的肚子吧。郁达夫说：‘没关系，喝到半场，跑出去小便一次，又可以再喝了。’”
在福建省政府里工作时，郁达夫每天下午才去上班，去时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喝一边办公。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开设了一家酒厂，生产他命名为“双清”、“初恋”的两种酒，销量还不错。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而他自己则滴酒不沾，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
郁飞曾回忆父亲的好酒与好书：“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新加坡不征关税），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新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
郁达夫好藏书。1909年，13岁的郁达夫从嘉兴回乡，路过杭州，没有去观赏湖光山色，而是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大堆旧书。从此，他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
在新加坡，郁达夫买了3000册英文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本《辞源》也不买？”郁说：“9岁会作诗，18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源》，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了。”
新加坡即将沦陷时，大家决定撤离到苏门答腊，约定第二天凌晨集合。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拎着一个皮箱，一手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血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把宪兵队没收的被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家中。郁在杭州“风雨茅庐”的藏书和新加坡的藏书都丢失了，这时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他很是高兴，特地让张楚琨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被日军没收来的极为精致的书柜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对张说：“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求学】
一次，在私塾读书的郁达夫的二哥逃学，郁达夫不知道母亲已经发现了，还继续替哥哥隐瞒。母亲拿出砧板、菜刀，一边揪着二儿子，一手操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并要郁达夫在旁边跪下，说是“包庇不告者同罪”。从此，郁达夫兄弟俩再也不敢逃学，也不敢“知情不报”了。
1907年，富阳县立小学成立后，11岁的郁达夫到该校就读，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他聪敏好学，各科平均成绩均在80分以上，除了他，全校只有四名学生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学堂堂长和知县知道后，特准郁达夫等五人连跳两级。这件事，在富阳县轰动一时。
由富阳乡下转到杭州中学的第一年，某天，郁达夫去旧书铺闲逛的时候，忍受不了店员的白眼，一气之下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正是黄仲则的诗，引领他进入旧诗的殿堂。
1912年，郁达夫进入美国长老会办的教会学校育英书院读书。到该校后，郁很是失望，因为“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9点到10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礼拜天的上午，除得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都要去做半天礼拜”。郁达夫称之为“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
1913年，在日本的郁达夫进入正则补习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上则进夜校学习3个小时的日语。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到附近的一所神社草地上高声朗读日文；从夜校回来后，学习到深夜，有时读到凌晨5点。他每天只能吃两角钱的午餐和晚餐，步行去上学，以至于皮鞋的前后都开了口。下雪天，他还只穿着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冻得难受，就一路跑着去学校以抵御严寒，幸好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同乡送给他一件陆军的制服，挨过了一个冬天。
1919年秋，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他精通日、英、德三门外语，文章做得很好，但结果却未被录取。后来打听得知，上次考试录取的许多考生都是花钱买通了考官，郁激愤难平，在某清王府的花园墙壁上题诗一首，署名“江南一布衣”。不久，郁又参加了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由于被录取的人早已由政府内定，考试只是走个过场，郁自然又名落孙山。之后，他对从政彻底失望，回到日本继续学业。回到东京不久，他将考场上用的一个伴随多年的铜制砚台送给了日本友人富长蝶如，以示断绝应试从政的念想。
【教学】
1923年10月，郁达夫到北大任讲师，讲授统计学课程。学生樊弘回忆：“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
当时的北大学生冯至回忆：“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注：在郁达夫之前讲授统计学课程，是郁留日时的同学，推荐郁到北大任教）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
郁达夫在北大过得并不开心，1925年2月，他离开北大。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
陈翔鹤回忆说，郁达夫曾在他面前发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虎虎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
在杭州时，郁达夫应之江大学的邀请，到该校讲“文学批评”课程，每周三个小时。每次上课前，他总是认真备课，到处搜寻参考书。一两个月后，他苦笑着对静闻说：“我做这个生意太赔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