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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铁戈也用武汉话问道。
“设备厂的。你呢？”
“伙计，原来是一个厂的。我叫铁戈，今天刚从红州来。请教你的尊姓大名？”
“我叫徐怀青，武汉下放知青。听口音你好像也是武汉下放知青吧？”
“我是土生土长的红州人，没有下过放。”
“你怎么会说武汉话？”
“你们武汉知青下放到红州我经常和他们交往，学点武汉话不难。”铁戈笑道。
“你的武汉话说得蛮地道，我还以为是武汉老乡。我是六九年下放到巴水县桃树公社的，我家住在汉口六渡桥的杨千总巷。”
“伙计，六渡桥是武汉最热闹的地方。”他六六年到武汉时六渡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能说一口流利的武汉话也是一种时髦，可惜他是六九年才学会武汉话。
徐怀青从石头上拿起烟递给铁戈一根。
“你游泳还带烟？”
“这点距离小意思。”徐怀青淡淡一笑。
“徐怀青，今天是毛主席横渡长江的纪念日，我们来个横渡水库以示纪念怎么样？”
“要得。”徐怀青欣然同意。
抽完烟两人下到水里游泳。
徐怀青的泳姿非常漂亮，他一会儿蛙泳，一会儿自由泳，一会儿又变成仰泳，看得出他是个训练有素的游泳高手。铁戈十三岁时就和季建设两人横渡长江，自然不甘人后，也跟着徐怀青变换着各种泳姿。
从那以后他们两人成了好朋友，一起经历了文革后期难以忘怀的风风雨雨。
有分教：
一路高歌奔白菂，豪情直上干云霄。
且喜他乡明月夜，婵娟千里也妖娆。
正是：此景合当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4。…第三十三回 白菂河铁戈黯然重分工
第三十三回
白菂河铁戈黯然重分工
红州城辛建来信空说教
这个厂的面积还不到一平方华里，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穿厂而过，到处是桃树、樟树、柳树、拐枣树、宝塔松和法国梧桐。最高的建筑是一栋三层的办公大楼，很气派地矗立在足球场的北端。大礼堂和食堂合二为一，里面二楼还有放映室，墙壁是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拉毛灰，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墙壁产生回音的一种措施。这里的住房条件不算好，除了原水校领导住的十套独立的八大家以外，一般都是一里一外的套间，面积在二十平方左右。最差的要数靠近白菂河边的那几排平房，那是五八年修建水库时的民工工棚，虽然是青砖黑瓦，可墙体早已开裂，地面凸凹不平，黑黢黢的墙面上还留有去年溢洪时淹水的水迹，足有一人多高，可见洪水之大，这些房屋不幸被分给铸造连（因为厂领导都是二野和五师转业的军人，所以车间被叫做连，颇有点军事化的味道）当了宿舍，而条件很好的五栋教室则分给了其他连的青工住。
一个星期以后，从红州地区各县来的青工越来越多，大约有五六百人。厂里召开大会宣布分工，铁戈和徐怀青都被分到铸造连当了翻砂工。还真应了“叫翻砂就回家”那句话，连里有一个叫张玉兰的女工当天就跑回老家了。
铁戈叹了口气：“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就是命啊！老子这叫在劫难逃。”
他感到十分沮丧，给辛建写了封信诉说心中的苦闷。不久就收到回信，他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铁戈吾弟：近好！
见字如晤。收到你的来信后再三展读，感觉有一种不好的思想极大的影响着你。我们和全国许多青年一样被工厂录用，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昨天我们还是游荡在社会上的无业人员，今天我们却成了共和国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为此感到无上光荣，无比自豪。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只能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工作，而绝不能讨价还价。我跟你说的那些顺口溜，其实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我应该检讨。
你知道我被分到锻工车间，其实锻工和热处理的技术比车工、铣工深奥得多，据说中国的铸造技术到现在都没过关，你不觉得在这个领域里应该好好钻研一番吗？学好技术干革命可不是有一句空话，那是要付诸实践的。我们常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着我们去解放，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国家都建设不好，何谈解放全人类！？党和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有什么理由怨天尤人？我恳切地希望你端正思想，轻装前进。
愿灿烂的友谊之花，
结出丰硕的成绩之果！
顺问
近安
辛建
八月一日“
列位看官，辛建的这封信在今天看来充满了革命的词汇和大道理，十分可笑，但这是那个年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里面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完全是一片心迹的真诚流露。受共产党多年的正统教育，当时像辛建这样不满十七岁的少年虽然看了不少禁书，但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也没有尝到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崎岖坎坷，不可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因此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教也在情理之中。
铁戈那时正处在心理学意义上的“断乳——反叛期”，他可以不听父母的话，但他很重朋友交情，辛建的话他很快就听进去了，他决心在铸造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红州水利发电设备厂是在一所中专学校的基层上建设的，办公和生活设施比较齐全，就是缺少厂房。厂领导决定先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在足球场的北端建一座八百多平米的金工车间和一座五百多平米的工模车间，把实验室改成电机车间，另外用两个教室改成微型电机车间。
由于铸造车间灰尘太大，因此厂里把白菂河乡的新华书店的铺面买下来改成铸造车间，这样就把铸造车间和其他车间隔开了。
这个书店面积大约七十平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还不如稍具规模的私人作坊。但是当时一切都在草创阶段，有这样一个作坊似的车间已经十分难得。车间后面还有一个接近三百平米的院子，经改建后竖起一个三节炉，余下的部分盖了一间烤泥芯的烘房和一个做大件的砂塘。
铁戈和其他五十多名青工被安排挖砂塘，这活儿就是把书店的地皮挖掉一米多深，填满一种红色的砂壤，然后用它来造型。
砂塘挖成后铁戈和徐怀青分配到小件班。
开始学习造型了，青工们三五成群地围在师傅周围，极其认真地看师傅如何安放木模、舂砂、放置浇口、冒口，又如何开箱起模、开浇口和修理破损的模型，青工们都想早点掌握生产技术，因为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当时连造型工、炉工和木模工一共才六个师傅，而学徒则有四十多人。有两位造型师傅是解放前出师的人，进厂前他们是一个私人作坊的师傅（这种情况在当时极为罕见，因为当时不允许个体户存在）。他们当学徒时只是看师傅怎么做，师傅却不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完全是照葫芦画瓢，如今铁戈这批青工也陷入了这个怪圈。
但铁戈是个聪明人，先把师傅的操作过程默记在心，然后买了一本《铸造工艺学》，边学边干，终于搞清楚了很多问题。
很快，模型都已造好，准备开炉。
这是铸造连开的第一炉，厂里特别重视，党委林书记、鲁厂长、政治处李主任都亲临现场。行政科通知食堂熬好绿豆汤，用来防暑降温，电机连派来电工防止电器故障而死炉，可见厂领导十分重视第一炉。
一切准备就绪，张副连长（同时兼任炉工班班长）一声令下点火开炉。马达带动鼓风机发出阵阵轰鸣，炉口上方腾起熊熊烈焰，浓烟、粉尘、铁屑和细小的焦炭颗粒全都随着鼓风机强大的气流冲出炉口，煞是壮观。送风约十分钟后，一条细小的铁水缓缓流出，但却没有人去管，任其白白流淌。
铁戈不解地问副连长张师傅：“这铁水白白流了岂不可惜？”
张师傅一笑：“铁水温度没有上来，现在堵住出铁口，铁水一凝固，你想打都打不开。”
铁戈又问：“怎样才能知道温度上来了呢？”
“现在铁水是暗红色，等到铁水出现耀眼的银白色，那时候铁水的流动性才能达到浇铸的要求，就可以堵住出水口。”
铁戈心想，这里面学问还真不少，看来不光要观察师傅操作，还要勤问。所谓学问学问，就是要边学边问，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技术。那时的青工都怀着学好技术干革命的真诚愿望，都想把技术早日学到手。
出铁水了。师傅们带领青工开始浇铸，政治处李主任亲自抬铁水包，这一举动使所有人倍受感动。
这人是河南人，二野南下干部，当时四十多岁，行政十五级，在铁戈眼里是个大官。只见他头戴柳条安全帽，身穿厚厚的帆布工作服，脖子上扎着白毛巾，脚上系着鞋褡子，完全是一副老工人的打扮。他不是装样子而是真干，他到铸造连参加开炉直到一九七三调回红州为止，除了生病和出差基本上没有落空。
这个人是铁戈心目中真正的共产党的干部。三十多年后，当年铸造连的工人只要提到李主任，人们仍然是赞不绝口。
正是：因陋就简小作坊开创大业，土法上马老干部率先垂范。
铁戈开始了青工生活，他对于学习技术非常认真，而每个星期六天早晚的政治学习，则让他不胜其烦。
八月初厂里给铸造连调来一个姓王的连长，此人是原武汉独立师即8201部队的一个班长。六七年“七•；二零”事件后，该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秉臣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一起被整肃，8201部队的指战员大批退伍复员。因为王班长是巴水人，所以被分到这个厂的铸造连顺理成章的当上了连长，而另外几个搞业务的师傅全都是副连长。
这个王连长一来就把部队那一套东西全都带到铸造连，每天早上哨子一响，全连就得出早操跑步，这在其他连是绝对没有的事。那些青工大的不过二十岁，小的只有十七八岁，铁戈最小，刚刚十六岁多，正是爱睡懒觉的时候，被楸着耳朵拉出蚊帐去出早操，叫苦不迭，心里早把王连长的祖宗十八代操了个遍。
出操完毕洗罢口脸，各班又开始雷打不动的天天读。读的是文革中著名的“老三篇”。然后是谈个人的学习心得，每个人都必须讲，却又都是言不由衷的假话。
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王连长并无演讲口才，总是翻来覆去地说车轱辘话，听得耳膜都起茧子，铁戈对此深恶痛绝，但又不能提出异议，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
王连长不懂铸造，却又不愿意学铸造技术，成天这里转转那里看看，像个监工一样。到晚上全连政治学习他就开始耍嘴皮子。其实说他耍嘴皮子那是抬举他。北京人称耍嘴皮子为“贫嘴”，“贫嘴”说出的话常常是妙语连珠，令人捧腹。
王连长六零年小学毕业在家务农，六六年参军，六九年复员，也就是个小学水平，肚子里实在没有多少货，可他又喜欢刚愎自用，非要全连围着他转，而几位副连长就是不买他的账。
这几位副连长在一起谈的都是技术问题，比如木模怎样避免出现吊砂，炉子怎样提高焦铁比和炉温。这些东西对于王连长如同天书，所以大家对他常常是冷嘲热讽，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王连长则借晚上政治学习的机会敲打几位副连长，说他们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你打你的鼓，我放我的炮。”一开始大家觉得在四句顺口溜即形象又押韵，可他老是这样说，久而久之未免令人生厌，副连长们更加鄙视他，王连长开始整人了。
铁戈记着爸爸学好技术干革命的话，成天往几位副连长那里跑，讨教技术问题。再加上他非常厌恶王连长的为人，平时经常嘲讽他，这就成了王连长的眼中钉。
也是无巧不成书，一天晚饭后铁戈在会议室里看大字报，都是些关于“一打三反”运动言之无物的屁话，根本没有多少人看的口诛笔伐刘少奇的东西。这些大字报全都是上端贴在铁丝上，下端任其在空中悬挂着。
铁戈边看边弹火柴玩，一不小心点着了一张大字报的一角，瞬间火苗就“呼呼”地往上窜。他忙不迭地用手拍打，然而无济于事，这张大字报还是烧了。在文革期间烧毁大字报那可是个大问题！王连长这一下可算是找到整人的好借口，马上组织全连开会批判铁戈，并派人上报厂部。
政治处李主任听说有人烧毁大字报，匆匆赶到会场。
铁戈看过多次批判会，可那是别人在台上挨斗，他当观众。这次却是革命群众靠墙坐了一圈，他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王连长满脸阶级斗争的肃杀之气，义愤填膺地说：“刚才就在这个会议室里，我们连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铁戈放火烧了一张大字报。在毛主席、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期间，铁戈竟敢明目张胆地烧毁革命群众的大字报，完全是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充分说明了新厂也有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下面请大家踊跃发言，批判铁戈的反动思想。”
话音刚落，铁戈第一个举手要求发言，这大出王连长意外：“批判会还没有开始，你发什么言？”
“你的开场锣鼓已经打过了，这说明批判会已经开始了。不就是烧了一张大字报吗？你说什么我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又是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家八辈赤贫，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做梦都当不上工人，感恩都来不及，哪来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的道理？今天是星期六本来没有政治学习，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就因为我烧了一张大字报，连累大家放弃休息来开我的批判会。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对不住大家，仅仅就此而言，我认为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喂狗，狗嫌我臭。”
列位看官，这铁戈把文革期间惯用的语言放在自己头上，是故意用一种叫扩谬法的修辞方式“自我批判”。他只说因为耽误了大家的休息，所以有罪，且有罪到了罪该万死的程度。但仅仅因为这件事而罪该万死显然说不过去。这就把一个很小的谬误加以扩大，使之在逻辑上站不住脚，让众人明显觉得王连长是小题大做。
接着铁戈话锋一转，祭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我们实行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要允许人改正错误，二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不知道王连长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的不是王连长而是李主任。
“怎么改？”王连长问道。
铁戈说：“这张大字报是陈达写的，底稿应该还在大批判组。我想把这张被烧了的大字报凭记忆写出来，然后请你们拿底稿对照，如果错了一个字或者一个标点符号，你王连长再批判我也不迟。”
这个提议得到几位副连长的积极支持，其余的青工也鼓噪起来，不为别的都想看看铁戈的记忆力到底怎样。
李主任到底是老干部，政策水平不是王连长之辈能比的，他想了想说：“如果铁戈能把这张大字报大意写出来，我看这个会就不用开了。”
李主任也想看看铁戈到底有何能耐，大家都不相信他能把那张大字报的内容复原，所以李主任特意强调“大意”二字。
铁戈从容地摊开白纸，手拿毛笔，凭记忆默写着，不到一刻钟一张大字报就写了出来，李主任拿着底稿逐一核对，不禁大吃一惊，竟然一字不差，甚至就连标点符号都没错，人群里发出一片“啧啧”的惊叹声。
李主任宅心仁厚，这时发话了：“王连长你也看到了，他写的和底稿上的一模一样，这个批判会我看就算了。他也就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失手烧了一张大字报，哪里谈得上跟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这种无限上纲的做法要不得。”
王连长此时只能唯唯诺诺，这人有个毛病就是怕比他大的官，人家放屁他都说是香的。
“铁戈啊，这件事你还能补救，你没想到隔壁就是木模车间，你再看看这里，”李主任指着头上的房顶说：“这都是五八年修大坝时的工棚，它上面的桁条、屋架都是杉树做的，这要是烧着了，那个娄子就大了。记住，以后不准玩火！”
三十多年后，铁戈去拜访李主任，他已从一个县团级局长的位子上离休多年。
谈起补写大字报的事他还记忆犹新：“真不简单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还有过目不忘的人。已前听老人说或者是在书上看到有这种人，还以为是吹牛，没想到还真亲眼看到了，厉害呀！”当然这是后话。
散了会，徐怀青把铁戈拉到外面骂道：“你硬是个苕，怎么在那里也敢玩火？你要是把木模车间烧着了，那就在劫难逃！”
铁戈轻松一笑，不以为然地说：“老子是在劫不在数。”
这是铁戈进厂不到一个月所遇到的批判会，由于有惊无险，他并没有把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