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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是个党员，说到做到，给我买了件暗红色的羽绒马甲和一条坚固呢牛仔裤以及一瓶“增白露”。她问我，夏天是不是爱游泳？我说是。她说游泳可以，别顶着日头去游。我嘴里嗯嗯答应，说明年夏天注意，转身就把她给我的衣物撂到一旁。又怕她不高兴，穿上我自己的一件稍嫌老式的开身毛线外套。我觉得“还过得去”，石岜却乜着眼说：“真难看，像小县城的。”
“管着么，”我说，“又不是给你看的。”
“你头上扎了根什么玩意？鞋带！”他伸手扯我，“不成体统。”
“你别扯我头发。”我护住头发说，“发绳老丢，我们团很多人都用鞋带。这样省事，又看不出。”
“没个看不出的。”他说，“我不许你这样，费好大劲，才把市容整治得像个样。”
“我乐意怎样就怎样。”我说，“你现在管我也没必要哇。”
他一下没词了，讪讪把手缩回去。有时我们俩之间常出现这种冷场。
“都是你。”我含泪说，“干吗招我，我本来也想不起说这种话。”
过后，我仍换下他认为不好看的衣服，重新认真把头梳得水滑整齐，苍蝇拄着拐棍也站不稳。甚至还在脸上搽点“增白露”，哼着“西施兰欲盖弥彰，增白露瞒天过海”，把我发的两套运动衣给他拿去。
“咱们怎么那么傻呀。”我笑着跟他说，“穿运动衣多好，又时髦又不用花钱。”
他穿上运动衣照镜子，问我：“瘸子穿运动衣是不是有点装腔作势？”
“没关系，”我站远端详，“挺好，现在伤残人不也有个奥运会嘛。”
“晶晶，慌慌张张往哪儿跑？”
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一个来访的外国总统演出。总统先生有膀胱刺激症，节目限制在可以忍受的一小时内。晚会散得早，我出来跑得也快，小青姐她们就拉住我跟我捣乱。
“上哪儿去呀，这么急。”
“还能上哪儿？我朋友那儿呗。”
“啧啧，现在小姑娘真大方。”几个老演员议论着，笑着从我身旁走过。
“你不是老去吗，今天就别了，咱们回宿舍玩去。”小青姐成心让我着急。
“谁老去了？”我又急又没办法，“好几天没去了。你放开我吧，人家要赶不上车了。”
“哟，晶晶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么温柔可人。”小青姐打趣我。
“一直就会的，”我掰开她的手，“看跟谁了。”在大家的笑声中，我橐橐跑掉。
“那些变戏法的真骗人，今天我在后台全把他们看破了。”我和石岜在包饺子，我给他讲今天的趣闻：“他那些道具都藏在身上。我端个小板凳坐在条幕旁眼睁睁看着他一件件换出来，假装从空气中抓出的，骗台下的人。那些人还傻乎乎地鼓掌呢。老师说我，你干脆坐到台上去看吧，你也快成分散观众注意力的道具了。”
“你干吗呀？”
“没事，台下其实看不到我。”
“我是说你干吗和你们团的人那么说呀？”
“我说什么啦？”
“说我是你朋友。”
我立刻不响了，把脸扭向一旁。
“你还跟她们说什么了？”
“嗯，”我没情没绪地捏饺子，“说你爱写作，又聪明又有前途，还有我快饿死了。”
石岜的脸拉得像张驴脸。我难为情地说：“我并没真说你很有前途，我只是说你这人挺乐观。”
“我没生气。她们听了怎么说？”
“她们觉得挺带劲。”
“我说晶晶，别再这么无中生有地乱编了吧，这不是毁人吗。”
我低着头，可仍觉得脸慢慢红了，连脖子都涨红了。
“水开了。”姐姐从厨房出来，问我们饺子包好没有。
姐姐假满，回去了，石岜的腿也基本痊愈了，在家里憋得很烦。
假日，我陪他去天津玩。在天津东站下车后，我们徒步穿过海河上宏伟的“解放桥”去“劝业场”对面那家闻名遐迩的咖啡厅吃了水果馅元宵和鸡蛋三明治，又排队买了著名的“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搭傍晚的一趟火车回北京。
暮色苍茫的原野一片片向后退去，城市、村落的灯光星星点点，油田喷出的天然气在夜空中熊熊燃烧。
车厢里灯光昏暗，人头攒动，过道卧满做小买卖的农民，龇着黄板牙大声说笑，放肆地抽着呛人的烟卷。我站在车门旁，仍被烟熏得连连咳嗽。石岜百无聊赖地倚着车门。
“我不是成心惹你心烦的。”
“别说这个了，”他看我一眼，“我没烦。”
“我回去就说我们吹了。”
列车通过一个明亮的小站，北京市区的万家灯火遥遥在望。又疾驶了一会儿，我们已身处这个庞大星空般的城市，列车在变轨，车厢剧烈震动，我的身体也随着震动颤抖起来。
“你别老那么自作多情，以为我对你多恋恋不舍似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慨，粗鲁地骂起来，“我根本没拿你当回事。瞧你那副德行，真叫人讨厌。什么东西。混蛋一个！”
石岜看我，我挑衅地仰起下颏。他不理我了，专注地看窗外缓缓闪过的街景：透明的幢幢大厦，笼罩着高压钠灯桔红色光雾的马路上驰行的轿车，走动的人群。
列车在雪亮的月台停稳，我跳下车，石岜也跟着跳下来，紧跑几步，追上我并排走。我急急地走，他也大步迈——跛得更明显了。身后是潮水般的旅客。
来到车站广场，我站住，面向他。他身后的是辉煌的候车玻璃大厅，枝形水晶吊灯光华四射，双道自动电梯向楼上缓缓运行，人们川流不息。
“我不要你送我。”我压低声音说，“你走！”
“我送你到电车站。”
“不要。”
我尖叫，四周行人纷纷驻脚，值勤的警察也回过头来，他忍气吞声走开。
立冬后，下了几场阴绵的细雨，天气又冷又潮，人在没有供暖的房间里都要披件厚衣服。这期间，英·甘地被她的卫兵枪杀了。中曾根和里根分别如愿以偿连任了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十四个沿海城市在香港同外商签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和意向书。中国女排彻底击溃了劲敌美国队和日本队。大白菜上市，又下市了。
我们团第一轮演出已告结束，团领导连日开会，研究新房舍的分配和小队承包事宜，团里放了羊。乐队的人通宵达旦地学习流行唱法，他们都有很好的音准，几个改弦更张的二胡演奏员大红大紫后，都豁然开朗了。我们舞队练完功就大学交际舞。几个老演员办了个交际舞辅导站，钱赚得“毋佬佬”。我懒得学舞，没事就披着大衣在楼里瞎转，要不就无聊地站在一旁看她们翩翩起跳。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商亭喝酸奶，喝饱了回宿舍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愿去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哭泣，恳求、权衡盘算，各演出队的人员和分成比例终于确定下来。很多城市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们团倾巢出动，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回演出。
在上海霓虹灯林立的繁华商业街南京路，我碰到出海回来、上岸寻欢作乐的老纪他们。他们请我吃炸子鸡和掼奶油。说到石岜，大家不以为然。老纪说：“再耿耿于怀就没劲了。算了。”他劝我：“在有钱人里找个心眼好的完了。”
在昆明碧水青峰的滇池边，小杨也对我说，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突然去世都没能使生活停顿，更别说一个石岜。听说他正在边境一带走私毒品。公安厅正在通缉一个北方口音的瘸子。不定哪一天，他得死于火并或追捕中的枪战。
在重庆拥挤不堪的朝天门码头，我在石岜家见过的那个四川经理却说石岜正在深圳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饺子馆。有人看见他脑满肠肥地坐在店里喝茶，学了一口广东话。“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后来，演出队到了河南山东，就听不到有谁认识石岜并提起他。我们演出演糊涂了。一天两场甚至三场。一口气演了近百场。整天不能卸妆，皮肤都过了敏。晚上做梦也在跳，为误场着急，早晨醒来累得又立即睡了过去。候场时，整整齐齐排着队搭拉着眼皮假寐，灯一亮，个个堆出假笑昂着头上台，恍恍惚惚手舞足蹈一番，一转身，又立刻合上眼梦游。歌星的嗓子也唱“放炮”了，只得放录音带，人站在不接线的麦克风前做假动作或者干脆和我们伴舞的演员开玩笑，把《草帽歌》唱成“妈妈，百货大楼有开司米。”
最后几场，人都木了，事故频频。跳《夕颜》时，我光着脚丫上了场。人家都是雪白的袜子，我黄黄的一个，村气射人。老师站在幕条旁都快气死了。下场时一哄而下，再亮灯时，不知谁的扇子醒目地丢在台中央，惹得观众黑鸦鸦站起一片，嗡嗡议论，大感兴趣地琢磨这个“机关”。
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我们在外地时，北京下了几场雪，至今路边墙角仍有残痕。树木大都叶子脱尽，光秃秃的。阳光很和煦，裹着鸭绒衣在街上行走的小伙子和姑娘，脸上都红扑扑的。市内公园的水面和湖泊都结了冰，可以看到戴着五颜六色毛线帽的年轻人在封冻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冰刀溅起的冰沫在阳光下点点闪烁。
我走在街上，有时会停下来，看看街角贴的“刘云峰”署名的布告。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买了双高筒靴子，给了十张奖券。摇奖时中了头彩，一台双开门电冰箱。我一个人生活也用不着，转手卖给了别人。手里有了一些钱。小青姐劝我买些金银首饰保值。我喜欢珍珠，就买了串九折的珍珠项链。她们说我买亏了，市面上的珍珠都是养珠，我很懊恼。
元旦到了，文化部在一家大饭店招待在历年全国和世界性比赛中获奖的艺术界演员。我接到请柬，想起当年获奖时少年得志的情景，恍若隔世。其实并无龙门，人只不过给自己制造幻境，一时一地称雄，自以为与众不同。我到饭店很早，招待会还没开始，便在底层售品部逛。看到一件漂亮的男皮大衣，不忍离去。问售货员，价钱也公道，掏钱时才想起买来无人可送，怏怏走开。
在咖啡座喝茶时，遇到当年舞伴。他正和他们团的几个人在一起，看见我，大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咖啡座里的外国人纷纷看我们。我们握了手，互道阔别后的情况。他刚从南方回来。人家请他去搞舞蹈，他满怀雄心去了，根本不是搞艺术。第一期合同一满，他就跑回来了。我们的几个同学，甚至几个老师还在那里。
他们铁了心，什么艺术不艺术，“大团结”第一。最高级的是在大酒店里给歌星伴舞，收入倒是十分可观。他跟我唾沫星子四溅地说了一通。他们团的人叫他，说招待会开始了。“有空再聊。”他连窜带蹦地跑了。我也结了帐要走，旁边座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我：“你叫于晶？”
“嗯。”
我看看这个人，不认识也没见过。虽然她一口京腔，可看服饰发型和气质又不像在国内生活的人。也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没错的话，”那女人笑着说，“你是石岜的女朋友。”
我心猛一动，这是怎么回事？
“石岜现在好吗？噢，我跟他是朋友。我听他谈到过你，印象很深。他没跟你说起过我吗？我叫……”
她说了自己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石岜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他没跟你说过我吗？”那女人又问，“我们在南方见面时，他可净说你，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嘻嘻。我本来还说跟他一起来看看你。”
“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而且，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等等，”那个女人叫住我，“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口气，我还以为你们就要结婚了。再坐会儿好吗？”她说，“石岜现在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好久没见过他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眼泪就要出来了。
那女人看了我半天，说：“懂了。对不起小姐，这是个误会，石岜和我开了个玩笑，骗了我一顿，我当了真。”
“他和您说了些什么？”我问她。
“他，”那女人喝了口咖啡，把脸沉下来，“他说，他很爱你，爱得不得了。”她吃吃笑起来，“如何如何纯真的一片爱心。他装得可真他妈的匀，都可以当演员了。”那女人气得浑身抖起来，哆哆嗦嗦从包里摸出盒烟抽出一支叼上：“你抽吗？”
我摇摇头。
那女人自己喀嚓用打火机点着烟，堆起笑容对我说：“好啦，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你过节到哪儿去？”小青姐问我。
“我姨妈家。”
“你要没地方去，”小青姐说，“咱们一起去我朋友家吧。”
“不不，我到我姨妈家去。”我说。
除夕之夜，城里响起送旧迎新的鞭炮声。同宿舍的人都回家过节了，整层楼也没几个人。楼下的解放军正在会餐，闹哄哄地敬酒。
我到电视房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元旦晚会的相声，笑了笑，回房睡觉。刚上床，楼道里的电话就响了。我跑去接，是姨妈打来的，问我怎么没去她家。我说元旦团里还有活动，等放了假再去。同一座楼的解放军会完餐，又开晚会做游戏。咚咚敲着鼓“击鼓传花”，放开喉咙齐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妈妈，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我用棉花堵住耳朵，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着。
元旦清晨，我乘头班车进城。街上行人寥寥，遍地昨夜遗留下的鞭炮纸屑，清洁工戴着口罩在清扫。偶尔，新年寒冷的空气中还传来几声零落的鞭炮声。
我走进那幢熟悉的公寓大楼。电梯还没开，我顺着楼梯爬上去，喘吁吁地敲门。敲了好一会儿，里面才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门开了，我怔住了，是个陌生姑娘，睡眼惺忪。
“你找谁？”
我推开姑娘往里闯。姑娘拦我：“哎哎，你干吗呀？”
“我找石岜。”
“谁？”
“石岜！”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姓李。”
我停住脚，瞅着姑娘愣了。
“你找错门了。我们不姓石，姓李。”
我退到门外，抬头看看门牌，又看看莫名其妙站在那儿、有点生气的姑娘，完全不知所措了。
“你是不是找原来住这儿的那家人？”一个穿毛衣的小伙子出现在姑娘身后，“你进来吧。”他对姑娘说，“妹，你让她进来吧。”我机械地走进公寓，环顾四周。室内的家具全换了，陈设也全然是另一种情调。
“妈，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那家姓什么？”小伙子问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老太太，“是姓石吗？”
“好像是，是姓石。”老太太说。
“您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有人找。”
老太太看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家老头死了很多年，部里一直要收回这套房子，他家孩子就是不搬。后来不知怎么，大概那些孩子都不在北京了，这套房子就交了。”
“谢谢您了。”我低头转身出去，“我走了。”
“你可以等节后上班到部里办公室打听一下。”那个小伙子好心地对我说，“也许给他们另调了房子，办公室的人知道。”
“谢谢。”
我根本就没听清小伙子跟我说了些什么，下楼时，只觉得做了场可怕的噩梦。
灰霾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落到地上薄薄一层。无轨电车缓慢地行驶，车窗结了白蒙蒙的水雾。沿街小饭馆热气腾腾的屋内，羊肉片在滚着开水的铜火锅里变色，围着桌子的人们吃得满头大汗。喝了白酒的男人脸红得像猪肝，醉醺醺地互相搀扶着从我身旁沉默地走过。
“我这份伤心的……”两个戴眼镜的姑娘从身旁走过。
“爸爸给你拿着糖葫芦，呆会儿再吃……”一个男人牵着个攥着满手吃食，穿得像头小熊的小男孩。
夜深了，我还在街上踽踽独行。铺满雪的街道树木在月光下凝成静止的银白色，商店楼房都紧闭门窗黑漆漆地一点声响全无，盘结交错的电车线挂满雪，僵直、网一样地罩在半空中，公园逶迤的墙下空荡荡的，我的影子在便道上拖得很长。暗处灌木丛上的雪坍落，发出轻轻的扑扑声。
节后，我休探亲假回南方了。我在家里续了假，春节后，才回到北京。
团里又开始演出。我每天上午排练，学些新舞，下午就在宿舍看看书，和小青姐她们聊聊天，晚上去剧场。
今年冬天，北京雪水勤，雪后初霁，太阳出来，路边积雪融化，街道树木潮乎乎的。公园朱红宫墙的绿琉璃瓦檐上白雪点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地滴垂着长长一排水珠。
春天来了，冰消雪解。草地绿了，树木葱茏了，河水流动的也快了。斜斜春雨浸润了泥土，洗净了楼房公园的灰尘，使城市焕然一新。日照时间开始延长。
黄昏，街上到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