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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时间开始延长。
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的绿色长椅，喁喁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和我结婚，我一笑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常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舞蹈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个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
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筒冰激凌，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岜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
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像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岜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向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是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
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岜说，“我自己也没吃。”
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
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是我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
“挺好的。”他揭下碟看着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看看我。
“你慢慢吃。”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
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
“你吃吗？”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他嘴里噙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她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儿？”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现出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像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队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
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里喧闹起来，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在排练老师的吼叫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断，很多人一边跑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字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甜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十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屁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
“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要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
“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屁股家伙是个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是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你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着石岜说：“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儿跳，不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像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自己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再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两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我。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铢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睽睽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台上。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像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纳妾。”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点着凉。”我坐起来倚着。
“快躺下。”石岜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去找我。”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你，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岜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岜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轻轻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来到空荡荡的街上。
晨曦已经出现在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载着打瞌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内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详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动。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是站台票，往下赶我。“我认罚。”我冲她喊，生气地甩开她的手，走进车厢。列车呼啸着，一路不停地驶向北京。
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下着倾盆大雨。我跑进雨里，身上立刻湿透了，我披散着头发在雨中的街上飞跑，溅起一路水花。 “过来避避雨，姑娘。”街旁屋檐下一个老太太冲我招手。我笑着摇着头跑远。看到“吉利”了，透过白茫茫的雨雾，我看到前面街旁刚开门的“吉利”餐厅，白底红字的招牌，店堂里飘出的蒸汽。跑进店里，我已经精疲力尽，光喘气说不出话，滴嗒下来的水很快在脚下形成个小水洼。“晶晶——你发什么疯！”
他诧异地瞪着眼，从桌旁站起向我走来。
“我想，想叫你，”我疲惫地靠着店门，大口喘着气笑着说：“惊喜一下——就跑来了。”
石岜叉着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笑了。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骨节被他勒得咔咔响。
那些天哟，我们真快活，深深沉溺在幸福中。我演出，他就坐在台下一场接一场地看，往返于京津道上，只为看我一个人。我不演出，我们就整日在初夏阳光灿烂的海河边，长安街上达闲逛。我挽着他，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心地放声大笑，招摇过市。我说过，我们是相当般配、引人注目的一对，像电影里的情侣。甚至他那条跛腿在我们并肩而行时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风采。
回到北京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履行了婚姻登记手续。我们都通过了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他不能结婚的疾病。我们的后代将是聪明、强壮的。当婚姻登记处的女职员问我：“于晶，你是自愿和石岜结婚吗？”我毫不害臊地大声说：“是！”惹得一屋子人都笑了。石岜也兴奋地红了脸。我却希望女职员再问问我，我会一迭声地回答：“是！是！是自愿的！”我们没买什么东西，因为是夏天，连新被褥也没做。我在团里散了点糖，和石岜的朋友们在“吉利”喝了个天昏地暗，欢闹了一通，然后，回到他现在住的小屋，整夜相亲相爱。我的婚假只有三天，不能回家。爸爸妈妈来了信。虽然他们对我的结婚感到突然，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祝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我给他们打了个很长的长途电话，石岜也跟他们说了话。妈妈在电话里哭了，我也哭了，答应她，有空就回去看她。
我跟石岜说：“将来你要离婚也要等我爸爸妈妈死后。”他说：“离婚？你要再提离婚我就弄死你。”十分凶恶。
“你干吗不早点娶我呢？”晚上我总说他，“耽误了多少好时光。”
“我总是这样，乱丢一气，然后，拼命往回找。”
“可是，有的东西找不回来。”
“什么？”
“水。”
有时半夜，他把我推醒，问我：“你做什么梦？这么拼命哭。”
“什么也没做。”我不想告诉他。
“还有什么不能跟我说吗？”
我说我总梦见被一个巨大的、不断膨胀的黑物吞噬。我紧紧搂住他：“我害怕。”
“怕我？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不。”我使劲摇头，“我满足。”
“我也满足。”他说。
“你骗人！我感觉得到，你就是躺在我身边，也像是一只饥饿的狮子，目光灼灼，低低咆哮。”
他打了我一耳光，我捂着脸一字一板地说：“你瞒不了我。”
“他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