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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结果吧！”
张大明轻轻地叹口气，声音微弱：“要是想到的话怎么还能让你来。我知道李子根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大胆。实在对不起了，让你们夫妻俩……”
他已经不止一次道歉了。志诚轻轻碰碰肖云，不让她再说这种事。可肖云停了停又自言自语起来：“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工农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旧社会和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工农大众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感谢那些教育，因为它在我心田中种下了美好的萌芽，使我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对她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真的，小时候，谁要说咱国家不好，我就会和他吵个面红而赤。后来，虽然年纪大了，不那么单纯了，可万没想到，在这里，工人却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煤矿工人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吧，尽管多数是农民出来打工的，就算是农民，也是最基本的人民群众啊，一死就是几十人，还不许外人知道，甚至杀人灭口，这不比旧社会和外国的资本家还狠毒吗？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咱们国家呢？”
志诚没有说话。张大明轻轻笑了一声：“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志诚，你在这点上恐怕感受更深吧，你可是光天化日之下被他们绑架来的呀，而且是你刚刚离开县委书记办公室，这等于是从书记办公室把你绑架来的呀，这种事如果不亲身经历，你敢想吗？”
怒火又在心中升腾起来，忍不住愤愤说道：“妈的，他们真是太无法无天了……这事到现在我也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何书记不象个坏人哪，一个书记、一个县长怎么会搅到这种事里呢？”
张大明又轻笑一声：“你的话有一定代表性。也许是多年来输灌教育的作用，也许中国人天性如此，总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品德就高尚，也相信他们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自我宣传。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人的道德品质和地位并不成正比，有时恰恰相反，那些普普通通的劳苦大众，反而有美好的心灵，那些身居高位执掌大权的，往往心灵更肮脏。特别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往往一些势利小人、坏人钻营上去，窃取了权力，而正直善良的干部却受排挤。你想一想，封建社会的官僚、也包括皇上，有几个是好东西？现代社会也存在同样问题。前几天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曾经担任过七届意大利总理的天民党主席就曾经杀过揭发他罪行的记者。”停了停：“当然，在我们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多数人是好的，可你也不能否认，其中确实存在一些坏人，甚至品行很坏的人。这种人，想的只有自己的利益，也就是金钱和官位。为了这些东西，他们能干出任何事来！”
志诚：“你是说，平峦县委书记和县长与李子根勾结到一起，来除掉我们？”
“还不能说得太绝对，”张大明说：“也许，这里边有我们所不知的内幕。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他们实际上已经参与这起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也不能回避，在某些地方，黑恶势力已经与腐败分子结成利益集团，联手欺压百姓，祸害我们的国家。平时，他们也会在电视上或会场上讲什么代表人民利益，可当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什么也不顾了，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2
听着张大明的话。志诚心里沉甸甸的，好象压上一块石头。张大明的话听起来让人心里不舒服，可却无法否认。沉默片刻，他喃喃说道：“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换个领导能好一些吗？譬如，平峦换个县委书记……”
“不，”张大明坚决地否认道：“这不是换一个领导的问题。当然，我不否认领导的重要性。尤其某个地区的一把手，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不行的，国际歌说得非常清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觉得，我们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不容置疑的。譬如，近几年国务院为减轻农民负担所做的努力吧，我们就切实感觉到党和政府对基层人民群众的关心。可是，仅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不够，还要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制。党和国家的宗旨、政策往往得不到认真贯彻甚至走向反面，关键在于我们缺少一个这样的机制。这是我多年来学习思考的一个结论。就说这乌岭煤矿吧，来平峦后看了他们的一个专题片，里边有中秋节领导给矿工送月饼的镜头。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多么关心矿工啊，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宣传。他们也就是中秋节这天关心一下矿工，其它时间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利益了。如果他们真关心矿工，为什么会出这么多安全问题，为什么一死几十人又不报告？说穿了，他们和矿工根本没有一点感情。对了，当年老一代革命家都把儿女送到艰苦的地方去，现在，我怎么没听说一位领导把他们的儿子送去当矿工？”重重喘口气，声音弱了下去：“这几年，我们国家的灾难性事故太多了，一起接一起呀，死了多少人？人民群众真是命如草介呀！这里边的根源是什么？表面上看，是管理问题，是安全意识问题，深些说，存在腐败问题。可这都不是根源。根源还是我刚才说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不够的，需要与宗旨想符的机制，那才是人民需要的。人民需要宗旨，更需要能代表他们意志和利益的机制。而现在，这样的机制还不够完善。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仅有宗旨，那就成了空洞的口号，久而久之，还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认为是在欺骗玩弄他们。”
志诚：“你说的机制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机制？”
张大明沉默片刻，苦笑一声：“这……你把我当谁了？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是，人是有思想的，只要你深入思考，就能有收获。这种机制到底该什么样我不能系统阐述，可是有一点，这里边少不了两条，一个是民主，一个监督，而二者又是密不可分的。”
什么意思……
在和张大明接触的这段时间里，志诚感到肖云的夸奖没有错，他确实很有思想，看问题很深，不由产生了敬佩之情。相比之下，也觉得自己实在差距太大，成年忙着破案抓逃犯，陷身于事务中，虽然有很多感触，可很少深入思考，现在，张大明的话好象有一股磁力把他吸引了。他非常愿意听他说话，和他讨论讨论，这种讨论也使他能暂时忘掉等待死亡的痛苦。
张大明低声继续说着：“其实，这两点我们现在也常提，可并没有认真实施。民主和监督是紧密相关的，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大众真正当家做主，有权监督掌权者是否为自己服务。最起码，需要有直接选举和罢免领导人的权力。你好好为我服务，我拥护你，你不好好为我服务，我有权罢免你。这样，他就不得不为人民服务了。这就是民主和监督。现在可好，领导干的好坏，是提拔还是罢免，基本和人民群众无关，往往是上边有人，把关系搞明白了，再搞出点虚假的政绩来，就提拔了。相反，那些真正为人民大众着想的，干实事的，反而没有好结果。所以，我们还真不能太责怪某个人，换了我们，久而久之，可能也不得不和他们一样。”停了片刻：“再回到现实中来。平峦县政府肯定有管理矿山的各种职能部门，什么土地资源局呀，矿山管理局呀，也包括你们公安局，可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了吗？如果他们都认真负责，按照国家要求来管理，能发生这种事吗？李子根为什么这么大胆，敢于这么胡来，根源也在这里。如果换了我们，有他这样的条件，也保不准这么干。当然，咱们和他不一样，心不象他那么黑，可是，我们也不是圣贤，一开始可能好一些，时间长了也不敢说就不变。个人品质是靠不住的，个人品质是可以变化的，这也包括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起初可能满腔热血，为了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家人、子女的影响，也会不知不觉间发生变化，最后成为自私的专权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唯有制度。要想不让人变坏，就得有监督，你要变坏了，就下去，就受到惩罚。可惜，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很不完善。我觉得，这就是根源。可能，我说得也不准，思考得也有偏差，可目前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张大明停下来。尽管隔着肖云，可志诚清晰地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热量传过来，觉得他情绪仍在涌动，还有话要说。果然，沉静片刻，他又开口了，变成了一种深沉、忧郁的语调：“我有时想，人有思想还不如没有思想，有思想就会产生痛苦，而没有思想就单纯多了，可是，我们是人哪，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思想啊。我是个记者，知道新闻媒体的运作是怎么回事，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把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社会真实的一面告诉读者，而是说假话，空话，写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狗屁文章……可这也不是我们记者的责任，我们的笔往往不是握在自己手上啊……我常常想，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广大群众没有渲泻的渠道，久而久之，就会酿出事端来呀。我搞过调查，这几年上访告状的少了，可这不是社会矛盾缓和了，而是人们觉得告也白告，是一种失望的表现。久而久之，有的人就走向了反面，不再寻求正常的、法制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开始仇视我们的社会，转而报复社会，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贫穷、苦难和社会不公，会使人失望乃至绝望，有的人走向犯罪，也有的人则不得不向恶势力和腐败分子屈服，成为他们的奴隶或者帮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人民群众遭受苦难……”
张大明的声音低下来，慢慢停下来。志诚听出，他是真诚的，他的语调中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痛苦，不由深深被感动了。他忽然产生一种庆幸的感觉，要是没遇到这样的事，还真不会和他有接触，也不会听到这些话。想不到，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心里有这么多的东西，听了实在很受启发。现在，残存的敌视和戒备早已消失了，转而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友谊和崇敬。片刻后，他低声说：“你可真不简单，有思想，有水平……对了，你把这些想法写出来过吗？”
张大明又是轻轻一笑，但是，笑声中带出一股苦涩的味道：“这……还没有，但是，我曾给高层写过内参。目前，恐怕很难找到一份报纸刊物来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也是我苦恼的一个问题。你写出真正为人民呼号，抒发心声的文章，不但很难发表，即使发表了，可回报你的往往并不是表彰，而是风险……对了，肖云，我已经有了打算，准备离开省报，回都市报，那里相对自由一些，哪怕写些娱乐性的稿件，也比说空话假话好得多！”
肖云突然地：“走也好，你先走，如果那边顺心，我将来也过去。我听到那些议论了，咱们社里那位厅长夫人，居然说你是‘反动记者’。那天我为这事和他吵了起来……我本不打算告诉你，你别往心里去！”
张大明轻轻一笑：“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有人当面就对我这么说过，有时我也很气愤，可更多的是无奈，最后也就习惯了。什么叫反动，反人民才是反动，可我始终关心着那些受苦的人民群众，怎么成了反动，而他们……你说那位厅长夫人都干啥，一天就是扯家长里短，拨弄是非，挣着高工资，她反倒代表革命了。真叫人哭笑不得。不过，我早相通了，这不是人民的评价。你虽然为人民说话，可他们却无法为你说话，就象乌岭这些打工者似的，我们为他们而来，他们知道吗？他们会为你说话吗？即使他们想说话，通过什么渠道让别人听到呢？又有谁能认真听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人民虽然多，却不能形成一种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使真正为他们着想的人陷入孤立……咳，不管怎么说，时代不同了，现在不整人了，我非常清楚，要是过去，有我这种想法再把它说出来，下场将很惨很惨。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都是这种下场啊！”忽然改变了语调：“行了，志诚，竟听我的了，这些话，有的我跟肖云流露过，可从没跟其他人这么谈过，是不是太偏激了，你一定烦了吧！”
“不，不，”志诚急忙说：“我很愿意听，真的很愿意听，非常愿意听。只是……”想了想，试探着说：“我有点替你担心，你有这种思想，又是个记者，搞不好恐怕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
张大明轻轻笑了一声：“你说得对，确实有一点。不过，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要不是置身于这样的绝境中，我是不会说起这些的。其实，我有时也很奇怪自己：你为什么总想这些呢？不管怎么说，你是省报记者，你不是社会底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黑恶势力也欺负不到你头上，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为什么要写那种给你带来麻烦的文章呢？其实，凭我的文笔，挣钱当官都不是难事。给一些刊物写记实稿，稿费很高，有的撰稿人每年挣几十万，要不就给哪个私营企业写宣传性稿件，报酬也不低。要想当官，就到大机关去当秘书，干几年就提起来了，往大了不敢说，要是在省直机关当秘书，几年后下去当个县委书记、县长还不是什么难事。可我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我也思考过，大约和经历有关，我小时候在农村，受过苦……可李子根和我同村哪，也受过苦哇，他怎么变成那样了？要不，就是受教育的结果，或者看书思考的结果，或者人天生就是不同的……想来想去，我也想不通怎么回事。不过，有一点我是自信的，我知道自己热爱这个国家，我热爱我们的人民，我发自心底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反对的只是那些黑暗腐败现象，所以我不反动，反动的是那些腐败分子。”
张大明的话勾起志诚很多同感。对了，原来队里的老张外号不就是“反动警察”吗？他是怎么落下这个绰号的，不就是爱发牢骚吗，不就是对那些干扰执法办案现象不满吗？后来因为一起案子得罪人狠了，上边有人说了，‘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刑警’，就调走了……警察本身就是执法，法律的生命是公正，可执行公正使命的警察本身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还能相信什么呢？自当警察以来，没少接受各种教育，一些领导动不动就训话，批评基层警察法治观念不强，不能秉公执法。其实，到底是谁不秉公执法啊？我们基层警察能有多大的权力呀，更多的时候还不是有人不让我们秉公执法。我们千辛万苦破了案，抓个罪犯，可哪位领导一句话，就得乖乖放人，不知内情的群众往往还将其归罪于警察，让我们里外不是人。
志诚心里这么想，却没有说出来。他知道自己嘴讷，怕表达不清显得浅薄，让张大明笑话。张大明却又用微弱的声音开口了：
“其实，现在有些法规制定得也有问题。就说矿难事故造成伤亡的赔偿吧，一般参照交通事故执行。而规定中就将受害人分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城里人赔的就多些，农村人赔的就少些。依据是农村人收入低，城里人收入高，可是，难道农村人就注定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城里人就注定一辈子生活在城里吗？收入低的人就永远收入低吗？同样，收入高就能保证永远收入高吗？对了，肖云你说过，一个人在矿山出事故死了或者被交通肇事撞死了，就是全部按规定赔偿，顶多也就四五万元，最多五万元，就象那个张林祥家似的，他们还很满意。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就值五万元吗？五万元就可以抵上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吗？我们是人，不是商品，不是动物，不是猪狗……”
张大明激动起来，声音也大起来。这也引起志诚的共鸣。他想了想，既是对自己解释，也是对张大明询问地说：“也许，这是考虑到责任人的赔偿能力，我们国家还不发达，多数人收入还有限，如果规定得过高，他们负担不起……”
“不，”张大明用坚决的语调打断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这种说法考虑责任人的利益，忽略了受害人的利益。而法律是应该向弱者倾斜的，这个解释违背了这一精神。第二，事实上，很多责任人在经济上都很富有。譬如说交通肇事吧，养得起车的能是穷人吗？或者是单位，或者是有钱人。就算我们这个欠发达省份吧，一般市县里，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也不希罕吧。就算他有几十万，撞死一个人赔偿个几万，对他来说算什么呢？如果两个人有仇，完全可以假借交通肇事撞死对方，然后赔几万了事。象李子根这样的，家财以亿计算，赔偿几个人算什么呢？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