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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印象最深的要算王树声向他描述的亲身的经历,其艰苦曲折的程度,可以说令人难以想象,深刻而生动反映出四方面军成长发展的过程。。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也光复了。王树声正在麻城中学念书,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农民协会工作。后因工作积极,升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年轻气盛,王树声他们于得非常起劲。“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等口号,响亮地叫遍各地。他们捉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真是风风火火,改变了世道。
但由于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武汉政府宣布分共,反动派罪恶的黑手,伸到鄂东北的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的农协。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不甘反动派的屠杀,纷纷跑到黄安麻城北部的大别山,他们有的带着一支农民队伍,托着破旧的枪枝和梭镖,东一股,西一股,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完全是出于自觉,出于义愤。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实行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工农苏维埃”等革命口号。于是,这些从鄂东北跑出来的中共党团员,农协会员,便集合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进攻黄安麻城县城。那时农民队伍素质极差,毫无作战经验。敌人枪声一响,丢盔弃甲,便四处逃奔,损失颇为惨重。而当时的中央,由于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常常鼓励他们去暴动,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1927年末与1928年初,白色恐怖笼罩着鄂东北一带,革命处于低潮。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氏。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相当熟悉,又与当地地主民团相勾结,危害极大。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就砍,毫不手软。有的全家被杀,有的房屋被焚,血雨腥风、惨不忍睹。手段最毒的是,还要分区分乡实行搜山清乡,欲捕尽杀绝革命分子。中共的一些老党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纷纷被杀害,农民被杀害的就更多了。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很多农民被逼上梁山,跟着农民队伍上山。
但反动力量强大,农民武装力量弱小,难斗过强大的敌人。农民队伍,有的被打垮,不少人埋藏了枪枝,改名换姓,纷纷逃亡,逃出这个恐怖区域。逃不出的,藏在山林深处,岩居洞穴,东藏西躲,以免遭杀戮。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农民武装,算是最坚强的,藏匿在大山之中,借林木峭岩的掩映遮护,昼伏夜出,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消灭几个敌人。但由于缺乏训练,匮乏供应,纪律较差,在敌人的打击下,队员颇有损失和逃亡,他们由百余人的一支队伍,减少到50多人,最后只剩下18个人了。
这18个人中,恰好一半是党团员,一半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在队伍人多的时候,这些好汉还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地跟着多数人行动,不致于胡作非为。现在人少了,他们就原形毕露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山林之夜,那9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9个共产党员面前,声言要谈判。土匪中的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共产”。
我们要的是吃喝玩乐,从现在起,再不跟你们共产党当傻瓜了。把你们9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全交给我们,好说好分手,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见形势不妙,见机行事地对土匪们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考虑考虑。”
王树声他们9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并的枪声响起来,四周的民团必乘机围捕,可能会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地形熟悉的土匪火并,也必定是凶多吉少。横想竖想,他们都不宜同土匪较量。于是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和颜悦色地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并,应允将所有钱财,如数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需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9人的子弹,还分了一半给“伙计”,才获得了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于是18人便兵不血刃,分道扬镳了。
王树声一行与土匪分家之后,像一群离群的大雁在莽莽苍苍的大山里无依无靠,一个个垂头丧气,每人的子弹只有十几粒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迷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只是个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凄惶与苦痛,只有埋怨队长无能,如若队长能好好驾驭这些土匪,处境就不会至于这样。就在大家感到绝望的时候,队员中有个叫符定一的,是个广东籍的老农协干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大家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现在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之中大幸。思想不同,步调决不会一致,硬凑在一起,可能还会遭致更大的危险。符定一还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积累了一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们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而且符定一有一种特异本领,善于夜间识别方位,宜于昼伏夜动,且懂得江湖上的一些窍门,会说江湖上的一些黑话。他自告奋勇可以设法到汉口去购买枪支弹药。王树声他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于无望中依稀看到一线曙光,纷纷振作起来,并推举符定一担任副队长。
王树声在张国焘面前讲起符定一来,十分敬佩,认为是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的一位杰出人物。
个子矮矮的、敦厚、忠诚、勇敢的符定一,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事,平时一声不响,老实巴交,办起事来,全心全意,埋头苦干。他自任副队长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还教大家开展游击战争的知识。虽然队员中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也打了几天游击,但经验仍感不足。不久,符定一坚决建议,要大家设法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去汉口购买枪弹。因为他深深感到,没有武器,是难以斗过张牙舞爪的反动派的。为了弄钱,王树声他们又被迫过了一个短时期的土匪生活。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深感无处下手。想来想去,王树声最后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一个地主,系他的远房叔父。小时候,王树声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王树声和另一名队员躲在他远房叔父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便蒙着面从后门溜了进去,看见一个老太婆,他们掏出手枪,对准老妪,叫她不准声张。不料老妪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他的侄孙王树声,竟颤抖着叫出了王树声的小名。东窗事发,立刻使得王树声羞惭得无地自容,满面通红,身子像筛糠似的。自然这个老妪是王树声的叔祖母,她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是由于急得无法才来的,老鸦不打窝下食,兔子不食窝边草,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更要惹出许多麻烦来。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打发他们快点走。于是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五十元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赶快离开。这时的王树声却不忍心拿走那包首饰,只取走了那筒大洋,并冲口而出的说了声“谢谢你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之大吉。
符定一带着队员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只身前往汉口,采购枪枝子弹。由符定一这样一个说广东话的人潜往武汉购买武器,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令队员们为之担心。可符定一相当自信,离开的时候满怀信心地说,约定10天准能完成使命归来。符定一秘密的走了以后,队员们翘首以盼,到了第10天上,没有消息,多数队员担心他的安全,也有人怀疑符定一是个骗子,腰缠他们冒着生命弄到的金钱逃之夭夭。可是到了第11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全队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段,跋山涉水,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地行进,避免了一切盘查,甚至没有遇见过行人。他饿了的时候,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食物,渴了,则痛饮一口山泉,忍饥挨饿,餐风饮露,含辛茹苦,吃尽苦头,才将武器偷运回来。
符定一在汉口期间,用江湖一套办法,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人接洽,才成了这笔买卖。
由于王树声他们能购买军火,腰干也似乎硬了起来,观念也随之改变了。于是他们计谋着如何扩充实力,如何展开行动。他们迅速将这个好消息传布出去,要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们,把他们埋藏的枪枝和金银拿出来,重新参加队伍。而同志们知道他们所缺乏的子弹,可以想法得到补充,还可望得到新的枪枝,心里也就比过去踏实了,劲头比从前更大了,充满了希望,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斗争,他们的队伍于是也就陆陆续续地扩大起来。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次,有时还带一个助手去。风里雨里,寒天炎暑,从没歇脚。他这样跑了半年的光景,便给部队增加了30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还购得指北针、望远镜、怀表及救急药品等,使一支希望破灭、濒于解散的农民队伍重新获得极大的生机,生气蓬勃地战斗在大别山的心脏里。
符定一采办武器,不但给队伍增加了无穷尽的力量,提高了队员们的战斗勇气,而且还由他的来来往往,恢复了他们与白区党组织的关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王树声所在的这支农民武装,获得了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领导,成为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
符定一还想购办更多的武器,武装这支农民队伍。他心里装着一个计划,他要凭借他的双脚双手去一步步完成。就在他心劳日竭地往返汉口途中,一次竟没有再回来,他的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便在途中被国民党捉住杀害了。
1929年春,武汉一带发生蒋桂战争,黄安县的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王树声他们这支队伍,开始向民团进攻,不断取得胜利。他们终于占领了一些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这年夏天,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300多人,中共中央委派徐向前去领导他们,成为他们的大队长。徐向前将大队编为3个中队,王树声便升任为其中的1个中队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教给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了他的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大队的人马也迅速增长起来,由几百人发展到一两千人,苏区也随之扩大起来,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张国焘回忆起部属给他讲的这些革命草创的往事,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每每激动不已。现在,他带着这支各路人马汇集起来又在他领导下不断扩充发展起来的8万大军,没有根据地可以依托,离开川陕苏区再次作艰苦的转战,要不多久,就要同中央红军会师了。今后的路,又将怎样继续走下去?但愿与中央红军不要产生分歧,和衷共济,合作共事,度过难关。中央红军之被迫突围西行,说明中共的政治路线有些问题,俟两军会师以后,再作检讨,帮助中央端正政治路线,不致误入歧途,难以自拔。张国焘想得很多,他期待会师,但又担心会师以后意见不能统一,产生龃龉。他一直处在矛盾冲突之中。但他有一个极强的观念,就是不管怎么说,任何时候,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四、抚边相会
毛泽东和张国焘热烈拥抱
一望无垠的冰雪世界,呈现在红军面前。
群峰银装素裹,冰雕玉砌,耀人眼目。红军的指战员们,上山前,虽然吃了辣椒,有的还喝了一点饶酒,但还是抵挡不住雪山的严寒,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有的牙齿不由自主地像在不停地打机关枪:“咯咯咯咯”。
这白雪皑皑的莽莽大山,根本没有路,没有人迹,没有飞鸟,只有冰雪塞满了山谷。有的地方结着硬梆梆的冰疙瘩,踩在上面,稍有不慎,便会滑倒;而那低洼地方,积雪厚厚的,不小心踩在上面便会陷进去,很难拔出来。寒风挥舞着一条条“钢鞭”,不时抽打着红军的脸面、身子,像刀割似的难受。
那些体弱的战士,跌倒在雪山上,很难爬起来。而直立着没有跌倒的,想救起跌倒的战友也显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他们伸出救援的手,握住雪地上的战友,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平时这只手能提起几十斤重的东西,但这时不知怎么竟变得手无缚鸡之力了。而那些顺着雪坡滑倒在深深雪谷里停止呼吸的战友,则很快被飞雪所掩盖,白雪,为他们缝制了一件吊哀的大毫,轻轻盖在他们身上。。
越往雪山上去,红军脚下的路越艰难了。
个子小小的刘英,拄着一节竹杆随中央队在雪山上跋涉着,她不断吁着热气,愈来愈感到吃力了,心力不济。渐渐的她的头开始晕眩,白花花的雪色,长久地刺激着她的双眼,感到刺痛肿胀,眼角边不由自主地渗出几滴眼泪,她很想在雪地上坐下来,休歇一会再走,但一想起临行前部队的纪律——雪山上不准停步,停下来就会有危险。生的渴望,意志的驱迫,使得她不敢在这座“神山”上稍有疏忽,她悄悄地暗下决心,立下誓言,就是手脚并用,也要爬过雪山。
上山前,由于她多吃了一点辣子,加上湖南人平时又喜欢这种东西,她过去得过的疥疮这时又复发了,身子痒痒的,被热汗频频刺激着、炙灼着,又痛又痒,浑身真不是滋味。她的心烦躁极了。心想,部队怎么走到了这个鬼地方,今天,怕要倒在雪山上了。一种恐惧、绝望的思想,开始苦苦折磨起她来。倔强的刘英,不愿将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她深知,讲了也白搭,大家都在“受罪”,何必又在他人痛苦的心上又去增添一丝痛苦呢?
刘英默默地忍受着,咬着牙艰难地迈动着双腿。
刘英实在走不动了,她大口大口地出着气,脸颊苍白,心跳厉害,背心沁出阵阵冷汗。就在这时,中央队的一匹骡子驮着一对沉重的公文箱从她身边擦过。那匹骡子瘦瘦的,周身的毛显得特别长,它不停地喘息着出着粗气,两眼望着前方,没有神采,嘴里不时淌着一丝丝酽酽的唾液,干瘦的双腿每前进一步便颤巍巍地打一下闪,刘英心疼地望着它,心想这骡子怪可怜的,这缺吃少粮的畜牲也在忠诚地为红军效力,人畜都在“受罪”。
骡子缓慢地擦着刘英的身子爬上一个陡坡,黑黑的尾巴调皮地扫了一下刘英的身子,刘英感到一阵恶臭,手背有些痒酥酥的。她突然想到。何不拉着骡子的尾巴爬山,以减少一点登山的疲累。她几步追上骡子,拉着它的尾巴试了试,确实不错,脚底生风,脚下的力量倏忽减轻了,不费力了。刘英的脸上露出笑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而那匹骡子也显得特别温驯,特别听话,任刘英拽着,不跳不躁,乖乖的迈着干瘪的双腿,吃力地一步一步朝雪山顶峰走去。
刘英紧紧地拉着骡子的尾巴在雪峰上攀登着,一边走一边在想,今天要不是这救命的骡子,恐怕过不了山,要倒在白雪上。她深深感到,这骡子的尾巴,比什么都要宝贵,赛过了所有的灵丹妙药。雪山上,这匹骡子是她最亲最亲的伙伴了。
突然,天上的冰雹大砣小砣的劈头盖脑地打下来,打得刘英的脸面生痛,骡子东跳一下西跳一下地躲闪着身子,直“咴咴”地唤。地方工作部的刘群先和蔡畅走在刘英稍前的一个地方,身子被冰雹打得歪歪斜斜的,不断打着趔趄。刘英拽着骡尾巴一扭一扭地擦过刘群先和蔡畅身边,刘群先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地说:
“刘英,你真聪明,拉着骡尾巴走。”
刘英回答说:
“你们试试,省力得多。”
于是刘群先和蔡畅停立在雪山的隘口边,等地方工作部的骡马经过她们的时候,赶快各拽着一匹马的尾巴,朝前走,确实感到轻松许多。
刘群先边走边对刘英和蔡畅开玩笑说:
“嗨呀,这骡子比老公好!”
蔡畅一撇嘴:
“咳!看你说的!”
刘群先眯着一双俏皮的大眼对蔡畅说:
“拽着马尾巴,就不愁过雪山啦。你家老李会背你过去?博古才管不了我哩,他都自身难保。”
刘英、蔡畅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蔡大姐!蔡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