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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
以免隔墙有耳。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秘密督察”使命能有效贯彻,军统局最机要
的译电部门,统统换上江山籍子弟。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
以及除重庆外各外勤单位给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手上过,一旦碰
上有举报的内容,索性采用“江山型”的密码,以求万无一失地送到戴笠手里。为
此,戴笠曾多次举办江山籍青年的译电训练班,用以充实译电岗位和提高“业务”
能力。 对内的一套办法叫“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
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
关照其他的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
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有一回,某传令兵趁守卫不备,从值班室里偷
了一条裤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未等失主报窃,已经有“义务秘密督察
员”去总督察那里举报了。总之,“周督察制度”的要求是“明察秋毫”。如果当
“义务秘密督察”的知情不报,或者有隐瞒要害、泄露秘密的行为,通常都要受到
严厉制裁。军统内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突然被送到禁闭室,甚至去上“小
学”、读“中学”①了,连他的主管上司都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被别人检举“违
法”呢,还是没检举别人“违法”?一时里,内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自
危,谁都怕被别人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
① 军统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为“中学”,称贵州息烽
监狱为“大学”。上“小学”,读”中学”、“大学”,暗指去上述地方坐牢。
第三个方面是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建立好的“家风”。如果说前两个方
面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却是和风细雨、透着温
馨气息的软招数。毛人凤觉得大凡治家之术,有威还须有恩,有硬还得有软,所谓
软硬兼用、恩威并举。军统局成立以来,正值“国难”
深重时期,重庆的生活资料匮乏,物价昂贵,维持一个膨胀得过快的机构,单
靠老蒋一年拨下的数百万元“特别费”,哪够开销。再加上“老板”习惯于大手大
脚地花钱,“伙计”们就倒了大霉,经常连工资也发不下来。特工也是人,也要养
家活口,逼得没有法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去敲诈勒索的,明抢暗夺的,
包娼窝赌的,栽赃奸骗的,乃至公然行劫的,一时里闹得怨声沸沸,声名狼藉。
其实,这些恶行由来已久,在“剿匪”时代,由于言论受到箝制,一般人吃了
苦头,敢怒不敢言。眼下,已是“抗战”时期,言论趋于开放,受害者有了说话的
地方。另外,特工人数的猛增,不良影响更趋扩大,招致一些政坛上的异己力量,
借着碴儿抨击军统。戴笠多次在局本部大会上自嘲自骂地训话说:“外边不少的人
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于是,为了对外改
善“社会形象”,对内讲究“和睦气氛”,毛人凤又亲自出马,整饬家风。首先从
关心职工生活入手,比如局本部的伙食,尽量搞得丰富些;大小特工的家庭成员凡
是可以就业的,尽可能予以安置,实在无法安置的,按时供应一份平价米。随后,
他又从戴笠搞“缉私”、办“交检”弄来的油水中,抽出一部分充当本钱,在局本
部办消费合作社、理发室、澡堂和小学校等福利性设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总务处,
把素有干员之称的沈醉调来当处长。应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特工们作恶的行径,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军统内部的“家庭”气氛,使大伙儿
体会到内外有别的特殊气氛,增强了对组织的亲和力。
与此同时,“门面”也要装潢一下,举凡军统局招待所、会客处等对外机构,
在毛人凤的指使下,有意识地与局本部隔开,以示清静。然后供养花卉,装裱书画,
粉饰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得尽力摆出一副恭敬有
礼的样子,好烟敬上,好茶侍奉,让对方暂且忘记这里就是令人畏惧的特工机构。
有一次,戴笠前来视察,亲眼观看了来宾受礼遇的演习,咧开大嘴直乐,冲着毛人
凤说,这样很好,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
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人。
当时,一些熟知“老板”秉性的圈内之士,听了无不暗自发笑,事后,指称这
类“外交礼仪”是典型的“大毛风格”。
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家法”实施以来,军统的状况是愈来愈令“老板”满
意了。面上看,乱麻梳理成线,有条不紊,秩序和效率都改善了;往内里看,自己
的家长权威也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戴笠心里不由地对毛人凤的“理家”才能
深表赞赏。
此前,戴笠曾有顾虑,怕给外界造成他在军统局里用“江山帮”压“黄马褂”
的不良印象,因此总督察室的主任一直不敢用江山籍人士担当,无形中留出了一个
权力缺口。眼下,趁着“新家法”的口碑正盛,有了补缺的机会。办法是大力突出
秘书室,使之在纠检工作中具有高于督察室的地位和作用。沈醉在当时写的日记里,
就记载了戴笠的一段高论:“局本部的秘书室应和前清县差与地保去催粮一样,或
采(用)府差锁大柱的办法”。这样一来,上至情报事务,下至油盐酱醋,毛人凤
没有不管的。1939 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因主持刺杀汪精卫
的行动没有成功,奉召回重庆,接受所谓的“精神处分”,他一来便发现军统局本
部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毛人凤,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
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
者是‘秘书’,可是什么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对于毛人凤在军统的权力,抗战时曾任川康区副区长、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处长
的徐远举也有一段写实的话,他说:“本来我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平淡。
我不是他的亲信,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蒋介石曾亲自对我们说,我们
是他的耳目,是他的灵魂。军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进军统的时间很早。毛人凤是
戴笠浙江江山县的小同乡,长期在军统局做领导工作,地位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成都工作,军统特务头子重庆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就曾秘密告诉我:‘注意一下
局本部的人事关系’。意思是叫我靠近毛人凤”,活脱脱地描出了一副“内当家”
的模样。
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于公于私,戴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可以说是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过去,局外人的议论不少,有的说,毛是戴的“影子”;有的
说,毛是戴的“替身”。透过表象,剖析内因,方知双方功利与满足的吻合,灵魂
意志无代价地转赠、乃至合壁,才是更深刻的契机。
戴笠对毛人凤倍加重用,与其说是“老板”的知人善任,不如说是毛人凤对戴
笠的深知与迎合。早在少年时代,他就领略到了对方的领袖癖,因此在体现权威的
时候,他知道戴绝对容不得别人显山露水,损害自己的威严。
可是军统内部谁能时刻保持清醒,不逾雷池一步呢?比如周伟龙、梁干乔、张
炎元、徐亮等“开山元老”,酒足饭饱之际,捞着个话引子就顺杆儿爬,吹吹当年
的“赫赫功绩”,时不时要捎带出些许“老板”败走麦城的故事。
另外,再就是江山帮的弟子,更喜欢谈谈青少年时代与“老板”摸爬滚打的情
谊,即便是说荣耀,小孩子家的玩趣,有多少能登堂入室?结果落了话柄,惹得
“黄马褂”们一派不屑言语。这些作为传到戴笠耳朵里,都令他十分不快,明里难
以呵斥,便成为“隐病”、“块垒”埋于胸际,一旦到了吐出为快的时候,对象就
要倒霉了。
唯独毛人凤是个例外,非但对自己的过去缄默不语,也绝不谈什么“老板”的
青少年时代(其实他倒是最有资格的),真有机会表示意见,他只强调:“我们都
是戴笠的部下,有的还是他的学生。”毛人风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比如,当时
军统局在重庆掌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处室的头头脑脑时常以视察工作为名,
前去捞油水。毛人凤从来不凑这个热闹,即便外单位的负责人主动上门邀请,他也
是这个态度,而且还告诉人家:“我不是单位的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
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
这些行为落在戴笠眼里,好生舒服,立即觉得毛人凤没有“野心”。
对戴笠而言,毛人凤没有“野心”是不虚妄的,因此他的“谦逊”臣服能做到
表里如一。再加上心细如丝、谨慎小心的天性,工作中几乎从下出差错,确实令别
人难望其项背。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喜欢仿效蒋介石的办法,一手靠宗亲乡党,
另一手靠弟子门生,途径是大办各种特工训练班,由此“学生”就成了他的“三宝”
之一(另外两宝是汽车和手枪),所有的特工训练班主任一职,戴笠都自己兼任,
日常事务由副主任负责,但他们大多只能干一期,或者不足一期,他是怕时间长了,
感情这东西会坏事。息烽训练班的副主任徐亮,是特工起家的“十人团”成员之一,
资格很老,待学生也不错,学生毕业后写信给他,称他“妈妈”,戴笠知道后大发
雷霆。当时,毛人凤在场,瞧着戴笠拍桌打凳的模样,更将这前车之鉴牢记心头。
所以,军统局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副主任安排毛人凤去进行“精神训话”时,他的
态度十分明确——能不去的尽量不去;非去不可的,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从不
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另外,自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各机关学校每逢周一都要举办“总理纪念周”的
活动,渐成制度,军统局也不例外。按规定纪念周应由机关首长主持,首长不在,
幕僚长可以替代。由于戴笠兼职过多,经常外出“视察”,不在重庆,主持“纪念
周”的任务,名正言顺地落到了主任秘书郑介民的头上。
可是,郑介民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很少到军统局办公。依次类推,“代理”
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成了另一个合适的对象。毛人凤却不肯沾这个光,千方百计
地笼络贪小的郑介民夫人。以后,轮到纪念周的前一天,他就打个电话给郑太太,
逼迫“惧内”的郑介民按时到会,不得有误。这样一来,戴笠越来越认定毛人凤是
一个忠实可靠的助手,并放心地把愈来愈多的权力交给了他。
除此而外,毛人凤还能够准确地号准戴笠的心脉,并以此为准绳,处理事务,
无论大小公私,从不含糊,那种合节合拍的精妙,简直就像两个躯壳共有一个灵魂,
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就拿忠义救国军的移交事件来说,当时迫于上峰
的压力,戴笠不敢顶着不办,只得在具体过问此事的侍从室主任林蔚面前,吩咐毛
人凤召回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马志超来重庆接洽。毛人凤表面上唯唯应允,心里却
知道戴笠一肚子的不乐意,因为掌握一支武装历来是他的奢望。于是,毛人凤变着
法地予以拖延。不久,马志超来到重庆,毛立即关照他不要逞能,尽量取消极态度。
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分散得很,一旦缺少了上至毛人凤,下至马志超以及
各个“纵队”司令的诚意配合,谁有本事一揽子接收下来?结果,移交工作从今年
拖到明年,从春天拖到秋天,一直拖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完成,最后,在帮助戴笠
进行“劫收”时,却发挥了先锋抢滩的作用。这当然是后话,但论起功劳来,首推
毛人凤。 类似这样心领神会的默契,还可例举许多。比如戴笠生性喜爱结友,三教九流
无所不纳,表面上看,亲亲热热,称兄道弟,真正贴心的并不多。在处理这类关系
时,很少有人能像毛人凤那样把得准深浅。有一次,胡宗南从西安来重庆,按惯例
应住在戴公馆里。那一天,恰巧戴笠不在,毛人凤即通知总务处长沈醉准备招待,
特别叮嘱,要把戴用的、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沈醉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知道,“老
板”看起来大方,但亲疏有别,凡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
毛人凤看出了沈醉的犹豫,马上强调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
否则,“老板”会大发脾气的。沈醉听罢,照着办了,果然无事。相反,军统局华
北实验区区长马汉三,海外区区长黄天迈这样的人,大家伙眼里,都以为跟“老板”
极有交情,红得近乎发紫,以至于像乔家木、周伟龙、张炎元这样的“元老”,都
跟他们套亲近,但毛人凤却处理得很有距离,他知道:“老板”对这两个人只是利
用而非信任。
与此同时,在处理有关情报之际,用不着戴笠开口,毛人凤也能对一应“私交”
关照得极有分寸。重庆时期,军统局的情报五花八门,除了“反共防赤”、“曲线
救国”、“侦控异已”是主要的以外,同时还负有注视蒋介石嫡系部队动向的任务。
一旦这方面的情报摆在了案头上,哪些秉公而论,哪些藏拙留中,哪些快送,哪些
慢发,毛人凤心中有一把按戴笠心意丈量的尺子。如果是卫立煌、顾祝同之类,就
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如果是刘峙、汤恩伯等,抓几根杂毛无妨;如果是胡宗南、
蒋鼎文,那就非得掩饰不可,实在瞒不住的,亦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就是毛人凤无条件的敬业态度与无代价的奉献精神旁人难以企及。据沈醉回
忆:在抗战时期,毛人凤于“军统局本部大礼堂对面一间小楼房里,安心地呆了几
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的办公室都不如。他
整天守在那里,拟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有一段时期,蒋介
石因受宋美龄、宋蔼龄的影响,对戴笠的某些作为不甚满意,其中也包括他利用乡
党挤走郑介民的事。于是,戴笠便想保送毛人凤到中央军事学校高级班去受训,弄
个资格,并且避一避眼前的矛盾。
可是谁来取代他呢?戴笠犯了愁,横竖过了一遍亲信的名单,决定把原任上海
二区区长的姜绍谟调来,“用龙换凤”。姜绍谟应召来到重庆,戴笠马上会见,表
明了要姜接替毛人凤的意思。姜未置可否,当夜便宿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内。第二
天一早,姜绍谟5 点多钟起了床,在大院里散步。山城雾浓,这会儿还是一片昏暗,
只见大礼堂对面毛人凤呆的那问小楼里,透出一线灯光,便走了进去,印入眼帘的
是——毛人凤正坐在办公桌前,埋头批阅公文。
姜绍谟脱口道:“哟,你起得比我还早呀!”毛人凤一惊,抬头看是姜绍谟,
一边起身让座,一边说:“哪里哪里,我还没睡呢。”这下轮到姜绍谟暗暗吃惊了。
事后,他再去见戴笠,开门见山地说:“你还是别让人凤走吧,我接不了他这份工
作。”戴笠忙问为什么?姜把早晨的事说了一遍,声称自己做不到。戴笠没有办法,
只得让姜绍谟去了别的部门。其实,有其一,未必有其二;有其二,未必有其三,
诺大一个军统局,戴笠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近似于毛人凤的人来。无计之余,只得拿
出“人言不足恤”的勇气,继续让毛人凤干下去。
这样一来,毛人凤严然成了戴笠须臾难离、且又是最重要的佐助,私人关系随
之也亲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便在排他性极强的领域里,两人也能相互兼容。
比如说对待女人,戴笠渔色成性,军统上下无人不知。早年落魄江湖,混迹下层,
在此道中耗去不少时光。后来,有了地位,“寡人之疾”
(《孟子》“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语)愈患愈重。平时,见了太太小姐,稍
稍有点风骚,骨头酥下去,淫念升上来,单在军统局内部,情妇就有余淑衡、赵蔼
兰、叶霞翟、邹志英等一串。此外,还特别喜欢单独接见干部家属,密室谈心,几
个小时不知疲倦。所以,知道“老板”这一爱好的人,凡是遇到尴尬的事,大多怂
恿“家属”(指小妾相好)出面求情,常常能收到免灾去祸之效,为此,“黄马褂”
们戏称这类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