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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农民兄弟动粗，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毛泽东的方式肯定是错的，他的动机则没有大错。问题是怎样评价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严格管制的效果。假设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就实行彻底解放农民、任由其自由发展的政策，这个国家的今天绝不是这般风貌，或许，他早已成为另一个印度了。
㈡农业学大寨运动
毛泽东对农民的感情并没有由于农民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倾向核销资产阶级的贪婪而有所改变，他始终是农民的儿子。１９６０年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了不少农民，他焦虑得夜不成寐，几次失声痛哭，并由此几年不吃肉。他也希望农民能够摆脱饥饿和贫穷，但是这种致富活动必须符合三个条件：ａ、不允许农民离开土地以免对城市的工业建设造成威胁；ｂ、平均的共同的富裕，不允许落下一个“阶级兄弟”，也不允许产生贫富差别；ｃ、致富的基本方法是最大限度动员农民的力量。毛泽东说：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定胜天，人多好办事。这为哲学家仍没有放弃通过劳动（尤指不计报酬的列宁式的义务劳动）而提高、改造并消灭农民的设想。
这几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但是，善察毛泽东的意图而又极富智慧的周恩来还是找到了解题的钥匙。他把位于贫瘠山区的山西省大寨大队介绍给了毛泽东。他说，这个大队大灾之年没有减产，农民干劲大，丰衣足食。
周恩来没有撒谎。大寨的村民在穷山恶水的干旱山区用肩膀和石头垒起了一道道坚固的石坝，并在坝内填土从而形成有海绵状表土层的“小平原”。干旱山区的这种人工工程对一般性自然灾害有抵抗能力，并且可从新造地块上获得较高的农作物单产。从更长远得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如果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的干旱地区都建成类似的人造工程，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贻害中国几千年的水土流失问题，甚至黄河的水也可以变得清澈见底。民谣说：圣人出，黄河清。中国出了毛泽东，旧貌换新颜。
面对大寨这个生产典型，毛泽东激动不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寨村的农民拯救了毛泽东。这个在最初意义上进使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的农村典型不仅使苦闷中的毛泽东先生找到了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而且是对他的浪漫理想和英雄意志的一个准确的注解。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相信英雄的意志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全国几亿农民和一千多万个生产队都像大寨一样，中国不久可以平地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乐园吗？是的，可以。毛泽东在几年以前曾愤怒地斥问他的党内同僚：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
于是，毛泽东威严地向全党和全体农民发出了命令：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对大寨得偏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更本质的心理因素去分析他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与大寨之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这种联系即中国农民所能拥有的最辉煌的梦想——田园诗般美妙的、与世隔绝因而也是静谧的、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小康农家生活。毛泽东用诗歌表达他的这种梦境：到处盛开着鲜花的国度里啊，洒满阳光。（芙蓉国里尽朝晖——译者注）。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实践者，毛泽东把小康农家的范围扩大为一个生产队。这一扩大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不仅是庸俗狭隘的农民理想具有了社会主义的光环，而且使这个“大家庭”还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净化灵魂、提高农民、由穷变富等。更主要的石，或者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最大的客观效果是：赋与农民以理想和希望，使他们甘心情愿地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
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之久，历朝统治者为约束农民设计了不知多少方案（纪元前七世纪在中国最早的一批成文法律中，就有了对游荡的农民杀头的规定），但是，任何方案也没有毛泽东设计的大寨方案更完美有效。这一方案刚柔相济、诱惑与强迫交用、理想与现实共存。直到今天，当邓小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解散了全国的生产队以后，毛泽东的大寨方案仍保留着自己的相当神圣的地位（只是理念上的，实践方面的活动早已停止）。无论如何，建设家园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应该是不错的。问题是当新一代领导人发现必须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后我们将提到被解放的农民已经给这些领导人制造了多少麻烦），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们已经再也没有了大寨方案这个法宝，他们只能采用当时兑现酬金的办法收买农民的劳动力。
许多人怀念毛泽东，这在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具有等同与神的权威，所以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没有遭遇到他的同僚们的反对。即使保守派首领周恩来先生在许多问题上默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只留下了他心悦诚服并不遗余力推行大寨经验的纪录。邓先生在文革中复出后对学大寨运动也未提出过不满、反对甚至修正性意见。
唯一反对的声音来自知识分子阶层和少数中下层政府官员。这些反对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因其方法的恶毒而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些反对派传播并散步一个未加证实的谣言：大寨村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政府的大笔现金和物资的援助。另一则谣言则说，由两个师的高炮部队长住大寨的山头上，用炮弹驱散一切有可能挟带着冰雹的黑色云朵。
他们讥讽地发问：全国有那么夺得生产队，他毛泽东能派去那么多的高炮师吗？
关于高炮师的说法似不可信，因为这样做太过分了。这则谣言虽然很易被识破，但它竟能在知识分子和下级干部中不胫而走，说明这些人并不在乎传言的真实性，只不过借讽刺和侧面攻击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对毛泽东的不满罢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也仅能以此种中国式幽默和谣言发散内心郁闷的情绪。
物资支援可能确有其事，无非实在数量多寡、是否付款以及是否平价等问题上大寨村民与外界传言之间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即使花高价也卖不到农用化肥和油料，但地方官员却主动给大寨送去了这些物资，这大约就是真相。
这个镇相继精彩。它形象地表演了中共干部们是怎样打着红旗反红旗，怎样用一点可怜的农用物资夺取了毛泽东膝下爱女的贞洁的。大寨，只要接受了一吨额外的化肥，不管是否以按价付款，它就等于出卖了贞操，丧失了农业样板的真实性。大寨人极有可能没有拒绝这些诱惑。
这一切都是从“爱护”毛亲自树立的“红旗”的善良动机出发的。中国过去和现在有许多英雄和模范以及样板式集体都是这样被毁掉的。这常常使人想起一群恶汉中间的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女，她极少有可能摆脱诱惑和甜言蜜语。常采用的办法是夸大她的成绩，夸大到极荒唐极不可信的程度从而让她出丑；或者吹捧她并把她说成无所不能的神，像耍猴似的把她放在高位上展示给人们看。西方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对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非常尊敬。但是，在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时周很有可能是出于迎合毛的动机而把大寨村一个半文盲的农民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他的精明是不应该做出既害毛泽东又还了那个农民，同时也使自己玷污的事情的。
在考察研究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发现中国人实在太不理解太不爱护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了。当那些被委以重任的省长和县长们成群结队去大寨朝觐，并顺便带领妻子或女秘书沿途游山玩水时，大寨村这个以实践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而成名的农业生产单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声名狼藉，几乎成了怪物。
真正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有效地破坏了这场运动的是全国的农民。
在口粮不足又不付给报酬的情况下，仅凭精神刺激（包括表扬、批评和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严厉手段）就动员亿万农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并使这种热情持续十年之久，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中共却做到了。虽然农田效益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农民的反抗并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一种破坏性的积极怠工，卖力气地执行指令并把指令执行到荒唐的程度。山西省北部的农民在执行深翻土地（也是为了有一个海绵状的表土层）的指令时，将农田深翻到一米，结果是生土层压住了熟土层，第二年几乎颗粒无收。而内蒙古的肥沃草原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被破坏得满目疮痍，许多草场在十几年以后已退化成沙漠。中国南部则大搞围湖造田，使那些著名的湖泊几乎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极悲惨的，因为一旦这些起调节水量作用的天然水利工程不再起作用，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处在了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了。
对十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做出讽刺性总结的是１９７５年的河南安徽两省的大洪水。一夜之间，３０多万人死于非命。那一年的降雨量并非十分超常，而即使发生了涝灾也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生命损失。问题发生在修建在丘陵地区的十几座质量极成问题的小水库上。这些连成一串的水库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因一座水库的堤坝决口而发生连续倒塌，水量越聚越多，冲击量越来越大，十几座水库的蓄水在人们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倾泻而下，许多人在梦中就已经死了。
应该指出的是，造成上述事物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于地方领导的无知或无能，许多事情是农民自觉自愿并且非常积极主动去做的。比如挖掘草场种植农作物，比如围湖造地，著名的云南八百里滇池几乎丢失了一半面积，这些违反常识的破坏性行为常常是农民在夜暗的掩护下偷偷完成的。当然，农民的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得到干部们的赞许的。而这些可以称之为犯罪的活动，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没有人有这个勇气，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进行的。谁敢反对毛泽东呢？
毛泽东又一次被自己的农民兄弟出卖了。农民的自私、狭隘和短视，可以把他为他们设计的美好蓝图施工成一场灾难。但是更公正地说，挡你决心要把几亿并不驯顺的富有反抗和破坏传统的中国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时，他们能不玩出一些恶作剧让你难堪吗？当宁夏的回民聚居区的农民也要求（甚至是非常激烈地要求）养猪积肥时，毛泽东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中都丢尽了脸。
哈佛大学的德哈特·Ｈ·珀金斯教授在研究了中国政府公布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把劳动力动员（指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２０年作为整体的话（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化肥、杀虫剂的增加与改良品种等生物系列的因素在粮食增产总量中几乎占２／３的比例；直接种田的劳动力的增加，由使用机器而形成的劳动力的增加，加上土地灌溉面积的扩大，是剩余的增产部分的增产原因”。
珀金斯教授所依据的资料全部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计算的结果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为粮食增产所作的贡献不足２０％。如果有人觉得这种计算结果太令人寒心，从感情上难以接受，要知道几亿农民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干了十几年二十年，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应该有更大的价值，那么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即假定相当一部分化学肥料和农药被守旧的农民扔进了大海而并没有起到作用。被扔掉的化肥有多少，那么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就相应地增加多少。但是，这样计算不是对中国农民是一个更大的侮辱吗？
平心而论，我们在这里还不忍心把另一个事实计算进去。十几年无效益的劳动，十几年在红旗的引导下毫无报酬的唯心精神的拼命苦干，最终会形成逆反心理，诱发一种舍弃土地厌恶劳动的懒惰倾向。从目前发生的许多情况看，这种倾向已经在向社会进行报复。它不仅将农业学大寨运动硕果仅存的一些农田设施废弃毁坏了，而且也将毁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的劳动、务实、勤俭的优秀传统。在许多地方，那些大型的中国农田设施已转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并且成为了他们的财政包袱，而受益者──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则乐于袖手看着政府官员们左右为难。逆向农民征收资金维护或扩建这些设施吗？农民将向中央政府控告那些基层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支持农民，他们不愿看到因为“增加了农民负担”而最终使得全部农民都逃离土地。
离开土地，在人均耕地不足０．１公顷的中国竟有大面积农田因无人经营而闲置，这难道就是对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惩罚吗？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他为中国农村到处盛开鲜花洒满阳光而付出的心血，难道一点儿也得不到回报吗？
这又一次证明了上帝的不公平。
㈢文化大革命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误，而动员几亿农民也参加到这种无政府的狂热中去，则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之所以是不可饶恕的，是因为他本人甚至中国农民的狭隘和半文盲状态，甚至任由这样状态下的超大规模的人群去造反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不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劝阻（这两个人以及彭真企图炮制一个文件把文化革命限制在思想学术界的范围之内，这被认为是一个阴谋），一意孤行地号召农民去造政府各级官吏的反，于是，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底的两年间中国农村几乎变成了一个屠场。
毛泽东的错误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负责，因为毛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翻过类似的错误而中央委员会不仅未能就这些错误做出正确的清算结论反而作为毛的功绩而大家赞扬。这不是为尊者讳的问题，而是由肯定领袖的功绩进而发展到迷信进而形成新的教条，错误的东西也变成了正确的教条被认真执行。这说明这个党虽然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并获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成熟。（中共得中央委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权利和作用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而那些“议员”的选拔方式则完全是军队或家庭式的，由长官或家长指定。因此，循规蹈矩的委员们很难真正民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个“议会”也就不可能起到监督和制约政府及领袖的作用）。
１９２３年湖南农民（请记住，是湖南农民）在国共合作进行反对军阀的战争中，曾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建立起许多委员会，开展对乡绅和地主的斗争。斗争是过火的，杀人、放火、戴高帽子进行人身侮辱。毛泽东为此些了文章，兴高采烈地欢呼：流氓懒汉运动好得很！（指“痞子运动好得很”——译者著）。
农民反对地主以及共产党必须依靠农民进行斗争，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仅从斗争的策略来看，流氓懒汉的胡闹（事实上真正老实做田的农民并没有参与闹事）毕竟激怒并吓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在共产党人毫无戒备，仍在到处放火玩闹的情况下，蒋在愤怒的地主和军人的支持下对共产党发动了一场一网打尽的袭击。在这场袭击中，共产党基层组织被破坏殆尽，６万多名共产党员中的９０％被屠杀。
折断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和总结，因为每人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如果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第死去而能或到今天的话，他或许会提出一些更清醒的意见来，因为他在当时和以后都对毛的农民运动持保留态度。
我们仍然说毛泽东动员农民参加文化革命有善良的动机和充分的理由。
首先，各级政府官吏瞒上欺下的作风使农民吃尽了苦头，甚至造成６０年代初期大范围内饿死人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对这些官吏已忍无可忍，急欲发动农民对他们进行清算；
其次，农民种的“自发资本主义实力”一再向毛的路线发动进攻，并已实际造成威胁，毛对此亦不再愿意忍受，急欲发动一场一劳永逸的战役，彻底消除这一威胁；
第三、仍然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文化革命的公开目标是清楚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旧习俗。毛认为放弃使农民从道德意识上快速步入共产主义的企图；
第四、 在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决战中，毛神经紧张并缺乏必胜的信心，而他坚信农民会战在自己的一边，因此才把农民动员了起来；
最后，发动农民参加文化革命与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设计并不矛盾。因为毛深信精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