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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觉得应该把丑写得淋漓尽致呢？就是为了张扬个性。我们曾经有过长期的造神运动……现在，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最起码的低层次上的起点，就是敢亵渎所有的神灵，打破一切价值和标准。而任何道德价值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它进步的一面，也有它缺陷的一面，所以我们对所有的道德价值都要重新评价……
作家应该……从全人类的高度上来拯救人类，从文化心理上来疗救我们的民族，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从鲁迅以来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不断地暴露我们民族性格中那种懦弱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我觉得鲁迅最缺少的是宏扬我们民族意识里面光明的一面。一味地解剖，一味地否定，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民族之所以还有希望，在中国发展的惟一健全的意识里恰恰是农民意识，我们不把农民意识光明的一面弘扬起来，那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这里面有几层意思。
除了对人所批评的要“理性”“节制”莫言颇感无能为力，不得不耍赖皮，玩一个“我就这样了，你能怎么的”以外，其他理由都有它自身的道理。
针对其中的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来分析分析，看看它们究竟能不能说得通，成不成立。
首先，农民意识中“光明的一面”包括哪些内容？
如果猜测不错，那还是《红高粱》里写到过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
单单发扬了它们就够吗？
它们就不是“神灵”、不是“价值”吗？
既然你要“打破一切价值和标准”以及“神灵”，那么，凭什么你不对它们“重新评价”？可能莫言会说，我已经评价过了，认为就这两个好，其它都不行。
这样肯定会不会以偏概全了呢？
二者一定又不能独立存在，总要直接附会在某个人身上，从而间接附会于环境、社会等外部系统上。
那么，这系统是什么？
系统内部有哪些组成元素？
这些元素面临着一个不仅有待“重新评价”的问题，而且面临一个“重新组合”的问题，而“重新评价”、“重新组合”后，你能保得住它们不是新的“神灵”吗？
谁能说你的评价一定正确呢？
举个例子：作为中国军队培养出来的优秀作家，莫言对战争的“评价”就有待商榷。
他再三再四地强调：“战争中的罪恶应该由发动战争的人来负责，战争引起的麻烦应该由政治家解决。至于人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大家都是受害者。”
如果因“大家都是受害者”而不必负责，那么，即使是发动战争的人，那也可能不要负责的，他们并不能完全左右得了局势，成为“受害人”，像希特勒，后来被自己挑起的侵略战消灭，在他是始料未及的，更不是他愿意看见的。
何况还有那些专会打着“人民”旗号，鼓吹战争、号召战争的政界痞子与流氓呢？
不单战争，“文革”或不少政治运动里的中国人，都深受“运动”之害，多数都有所参与，害过人，也为人所害，甚至不少知识精英都充当过“枪手”，整倒别人后，复被人整倒，那么谁来负责？
面对种种恶势力，有时即使你保持沉默，都意味着犯罪。
高尔基、罗素、萨特等人，都被他们的政府视为过“敌人”，不再当作“人民”来对待，但他们不仅没有沉默下去，还为自由的事业抗争、抗议，其精神火炬光照千秋。
我国当代史上，著名的作家们，何曾见诸言行？
那是特别令人惭愧的。
为莫言敬服的巴金老人，不是也等到大家都能说话后，才站出来公开愤怒和忏悔的吗？
说实在的，他的忏悔都没有多少思想，很浮皮潦草，缺乏必要的深度，比起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不能说时犹说之，说了还能一针见血，谁是真正的精神与思想巨人呢？
莫言却是连巴老那样的勇气和思想都没有，只“痛恨所有的神灵”，犹如文革时的“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目标太抽象，太空泛，差不多等于无所指，或“我想说谁就是谁”了。
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他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都是西来名词，在我们本土上向来缺乏。
《红高粱》中“我奶奶”和余司令身上，严格说也都不具备这样的精神，他们表露出来的，只是我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游民”或“流民”血统的反映，传达的也是一种“游民文化”、“游民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差了十万八千里。
前者奉行“有奶便是娘”，只要目的、不问手段的“流氓”策略。
后者却严格规定了道德、法律的底线，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张扬自我，“拯救”自我。
莫言混乱了人类必须遵守的必要底线，轻率地以为只要是“打破一切”的，就都是好的，实际上就为流氓们的横行霸道，开了一道口子。
而余司令那样的土匪猖獗猖狂、无法无天，在他眼里，也就成了“张扬个性”和“酒神精神”的最佳代表。
可见得莫言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多简单、有害。
对于这样一位缺乏现代人理性意识或觉悟的作家，我们不能听见他喊着什么，就以为一定真是个什么。
他喊着的有时并非所指。
这究竟是他的能力原因造成的，还是他的口是心非呢？
就我看来，他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起码四十多岁后不太是了，因此只能是能力上的原因。
他受的教育及其阅读、阅历，还未能帮他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精神。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他提出什么“理想主义”来呢？
诺贝尔曾留下遗愿，说自己的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
从这方面说，莫言的“理想主义”究竟在哪里呢？
他的生命力和所谓“酒神精神”，都是些提不起来的零碎。
而面对真正的历史问题时，他却回避了，“躲”起来了，“藏”起来了，“掖”起来了，连亲身经历过的“文革”都不敢正面写、正面碰了，不约而同地与其他“作家”一道，“画地为牢”，圈定了能写的范围。
这兴许说得有点苛刻，但长期物质、精神上的赤贫状态，确乎使他整个人，还更多地停留在较低层次的追求水准上。
记得曾有人问他，如果你拿到诺贝尔奖，那笔一百万的奖金，想怎样花，莫言答道，要拿它买座大房子，带洗澡池子的，能每天在里面搓澡。
这或许有点调侃了，但从某个侧面，不也透露出作家生活的状况与趣味来了吗？
同样当过兵的作家刘震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说起莫言的一桩事，让我久久难忘。他是这样说的：
〖HTK〗〖GK2！2〗莫言在部队比我混得好，他都混上了军官，我是当了几年兵就复员了。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其实很简单，一般当兵的，都是连长在的时候，或者排长在的时候赶紧扫地。他说我呢，是在连长不在的时候扫地。他说我们那个连的厕所都是我掏的，我专门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掏。但时间长了，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知道了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的憨厚、可靠，所以就能提干。我觉得他在部队的收获比我大啊。
这段话十分传神地描画出“早熟”的莫言，他的适应外界环境的机心、“智慧”与大聪明，以及在那段特定环境下，在严酷的竞争和“灾难”面前，精神的扭曲，灵魂的变形。
同样，上学、就业、当兵和出道之初，他也实施过一些“策略”，这都是一些“必然”的、逻辑上的延伸。如：
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
郑红英说：“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就这样，我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我得罪了郑红英……断送了我自己的前程……一九七三年，托我叔叔的面子，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进厂登记时，我虚荣地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一九七六年，我终于当了兵，填表时，我大着胆子，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在填写入团志愿书时，我就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高中一年级。以后所有的表格，都是这样填了。
当时的农村青年，要想脱离农村，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去当兵……对一个中农的儿子来说，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难。从十七岁那年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下来。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天无绝人之路，一九七六年征兵时节，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挖胶莱河……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没去挖河……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么重要，平时就注意团结他。征兵开始，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送了去……混进了革命队伍。
他说他对养花养草很感兴趣，也喜欢养石头。又一次进城时，我背去了两块大石头，足有八十斤……后来我又写了一组短小的水乡小说，毛老师说很有孙犁小说的味道，于是他就带我到白洋淀去体验生活。
我非常关注同行们的创作。前些年年轻时，出于一种古怪的心理，我曾经撒谎说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好像那样就显得不同凡响。现在我已经四十多了，应该努力做一个坦率的人……做一个坦率的人是为了夜里不失眠……
现在的莫言成名成家，红得发紫，再无挡道拦路的，他想做一个谦虚和坦率的人不成什么问题，为使自己心安、进步，他就想说点真话了——除非那真话是不能说、说不得的。
回头想想，如果连这些都需要“想”才做，那做起来确乎不易。
这背后也就不光是环境畸形、精神扭曲等理由那样简简单单就能说得清的。
为什么他开始时“不想”说真话呢？
引人关注真就那样重要？
进而，份额是有限的，你占一份，别人必然少一份，对你来说争无可厚非，对别人，却是人生巨大的牺牲。
如他最初想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却晚来了，已过了报名时间，总参系统的名额很有限，就几个，他凭着自己的作品，受恩师徐怀中先生赏识，后特批破格录取，挤走的那一位潜力也许不小，只不过考时不太走运，分数不及他，就挤到另一条路上，一辈子葬送掉了。莫言在对自己的命运“沾沾自喜”时，同情过别人、尤其是被他挤走的那位战友的遭遇了吗？
从那人的角度说，这种“破格录取”，也是“不公平”的啊。
当然，我不是说莫言不该“破格录取”，而是说在畸形的年代里，我们埋葬掉的天才太多了，真正走出来“打造”人类灵魂的作家们，却未写出与之相应的有分量的作品来，对它进行深入、全面的反思，他们缺少一种觉悟，缺少大悲悯的襟怀。
莫言则因从小受到的打击太深，本能地防备着什么、“计算”着什么。
在得知日本那位拿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很赏识自己的小说后，他就与大江密切地交往、联系了起来。
1997年从部队转业地方后，他出访方便了，又不断走出去，极尽全力地扩大国际影响。
后来所做的这些，就都是为了尽快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了。
因此，在莫言人生的每一阶段上，他面对自己需要突破的东西，其采取的方略是一以贯之的。
它们无一不在说明着，莫言适应环境的生存力、应变力很强，从而在本质上，也就规定住他是一个比较“安守本分”的、只能在体制内说话的“良民”。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人还能不断推出他的精品力作，来“震撼”世界？
贾平凹曾在《病相报告·后记》中，说出了自己对文学——主要是小说的看法，认为文学可分主流的、闲适的和分析人性的三类。我们的传统里只有前两类：一者歌颂或揭露批判。歌颂则受人鄙视，批判则后世敬重，尊一声“×圣”。但无论迎合还是叛逆，紧跟政治与潮流的作品都不可久。这就有了另一类，即性灵化地生存，享受人生，幽思玄想，清心寡欲，作文启人心智，后世称一声“×仙”。第三支的“分析人性”在国外很发达，国内目前还不成气候。“先锋”作家多所为之。
对照看莫言，我们发现，他的作品有进行直接批判的，如《祖母的门牙》、《天堂蒜薹之歌》等。也有消闲，纯为说笑的，如《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酒国》等。
更多是写出了人性的极致，对内容的真实性有所伤害。
因此，他的不少作品都缺乏可信的人性与思想深度。
也许直觉到了这点，他才永远郁闷地挣扎着，在无可寄托时佯狂作文，这种“狂”表现出一种变态、扭曲了的爱美、求真、向善的心灵姿态，它是一个惟有赤子化、童真化的人，才离不开的臆想的世界。
所以，作为作家的莫言，虽一再声称他是“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并不“现实”。
不现实的人活在人间，往往都是生活的“失败”者。生活上的“失败”往往促进了作家的情思之力，化激愤为发愤，以作品的“成功”，来证明自己没有完全失败。
这种个性心态从而规定了莫言小说的视角——“童心视角”，以能随心所欲地“愤世嫉俗”、“童言无忌”。
“童”者的身份又使得他所要表述的，似出格，其实并未真的出格，走向人性与思想深处，探明历史和现实真相。
和这样的心态相适应的，是他一贯夸张、膨胀的语言，有欠简练与紧凑，更不怎么雅致，给人张牙舞爪的印象。
他曾恭维自己，而不失辛辣讽刺和幽默地攻击别人道：
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就等于拍了他一个响亮的马屁。
不过，“吹牛”有可能使他忘乎所以，一篇文章故事再精彩，只要有几处过分刻意卖弄、斧凿的句子、情节、细节，就很让人倒胃口了。
呼唤“野性”李建军 是大象还是甲虫？
是大象 还是甲虫？
——评《檀香刑》
□李建军
据印在《檀香刑》封底的广告词说，这部小说“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新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喜大悲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这部小说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反动，更是对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的快意叫板，全书具有民间文学那种雅俗共赏，人相传诵的生动性。作者用公然（？）炫技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模式，将一个千头万绪的故事讲述得时而让人毛骨悚然，时而又让人柔情万种”，总之，一句话，“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一个读者想从小说里得到的东西，差不多全在这里了。
虽然出版社出于商业动机的广告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