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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到广东才知道，我们撤退后，敌人也撤了，两败俱伤。但我们吃
亏，因为我们兵力本来就不充实，以劣势兵力同优势敌人拼消耗，我们拼不
过。另外，敌人有广东的大地盘，我们没有站住脚。所以，在战略上就被动
了。
9 月30 日早晨，我们从汤坑撤退， 10 月1 日退到离潮州20 余里处，
因潮州已被敌人占领，就转向揭阳炮台。当晚，过一条小河，就在河西村落
宿营。1992 年11 月，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建立65 周年纪
念大会后，又专程去揭阳炮台，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揭阳炮台大变样了。
记得我们从汤坑撤到揭阳炮台的那天，部队都挤在一起住。现在街道有一里
多长，也宽了，繁华了许多。
在街上围观的人群中，我问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婆婆：“60 多年前，
叶挺部队从这里经过，你知道吗？”
老婆婆连声说：“知道，知道。那年我16 岁，见到了。”
我说：“你怕不怕？”
她伸出大拇指，说：“那是好队伍，不扰老百姓，我不怕。”
我问她：“你还记得部队是从哪里过河去的？”
她向街道西头（街道东西向）指着不远处一条河，说：“就是那里。”
“我过去看了看。河面波光粼粼，河水湍湍流着。
那老婆婆也跟了过来，指点渡口给我看。又说：“我从小就在街上住，
已有几十年了。小时候的事我都清楚。当年，好多部队从这里过，我们弄不
清是怎么回事，但都晓得这是好兵，不骚扰老百姓的兵。”听了这话，我感
慨万千。当年从汤坑败退的叶挺部队，在老百姓的心中还留着那么好的印象。
人心是秤，英雄岂能以成败而论？
在揭阳炮台渡河后， 10 月2 日，到贵欤宿营。有个传令兵从我连经过，
向我打听20 军第1 师的驻地。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传命令。”
说着便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给我看。我打开一看，是总指挥部的命令，
要部队向海陆丰前进。汤坑战斗后，我们先向南，又向西，也不知要往哪里
去，看到这个命令才明白是去海陆丰。
海陆丰，我早知是彭湃做农民运动最有基础的地方，有“小莫斯科”之
称，现在要向海陆丰去，方向对了。
3 日，我们从贵欤出发，向海陆丰前进。走了三四十里，来到一个大平
坝，停下休息，生火做饭。这时，部队还有六七千人的样子，人喧马嘶，挺
热闹。
吃过饭，继续前进。走到白马流沙，突然遭到敌人袭击，20 军和11 军
24 师被拦腰截断。我营奉命阻击敌人，到天黑时我连还有三四十支枪，右边
70 团一个连也在抗击。我们坚持打了一夜，第二天退往贵欤。这时，贵欤挤
满溃兵，乱成一团，已经无战斗力了。
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月，行程数千里的南征，
终于在强大的敌人围攻之下失败了。
革命遭受了挫折，我个人也经历了一段落难的日子。
第五章从潮汕到湘南
南昌起义军兵败流沙，我所在的第24 师被分割，溃散了。第二天返回贵
欤，我这个连还剩下约20 个人。到处乱哄哄，群龙无首，兵荒马乱。
我知道汤坑战斗后上级原计划是去海陆丰，便决定带着这20 人单独行
动。我向部队说，“不要灰心，只要到了海陆丰彭湃那里，就有希望！”
我们向南走了一程，便拐向西，想绕过流沙到海陆丰。没有地图，又没
有向导，只靠看天辨方向，方位不准，几乎是盲目行动。
一路上，不断遇到反动民团的拦阻，子弹消耗得差不多了，人也精疲力
竭。有的人丢掉枪悄悄溜走；有的人干脆坐下不走了。不到半天， 20 人的
队伍仅剩下七八个人。
当地的老百姓喜欢枪，人们都挤在路边看我们。有些生病或疲惫的兵士
掉队二三十步，就会有人突然从围观的群众中跳出来，抢了枪便跑。走在队
尾的兵发现后，惊呼不迭，我们赶紧放枪威胁，抢枪的人一下钻进人群就找
不到了。这样的事在行军中发生过几次。
一天下午，经过一个村子，刚到村口，就有人打枪，村的侧面也传来枪
声。我们还击了几分钟，仅剩的子弹打光了。眼见村里和村边有人向我们冲
过来。一个班长对我说：“看样子不是敌人，东江的百姓就是要枪。”说完，
他把枪往路边一甩就跑了，别的人也边跑边扔枪。
村里的人追上来，我回头看看，果然是老百姓。我刚松口气，又有人围
上来了，是国民党第13 师的部队。
我们都被俘虏了。
当天黄昏，我们被押到潮阳，关进一个大祠堂。祠堂里已有一二百人，
都是叶贺部队的官兵。我们进去，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天，我们又被押往汕头，关进离13 师司令部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
院里关押二三百人，人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不打招呼。
敌13 师的军官经常来查看，每次都要大声发问：
“你们中间有没有共产党？”
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没有。”
那时，军队中党员数量少，而且身分不公开，这样的回答也很自然。
我除了党员身分，还是连级军官。被俘前，我连的士兵对我说：“实在
走不动了，如果被抓住我们就说你是司务长。”被俘后，我一直称自己是司
务长。但我知道，俘虏中有不少人认识我，身分恐怕隐瞒不住。
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审问，他直接了当地说：“你是叶挺的连长，知道
叶挺、贺龙是共产党吗？”
我见行政身分已暴露，便不再掩饰，说：“贺龙是20 军的，我不认识。
叶挺是我们的军长，但我平常见不到他。军人就是服从命令，我们下级哪里
知道上级的事？”他又问：“部队里有没有共产党？”我说：“去年我们从
广东北伐，今年从湖北二期北伐，回到湖北后，又从江西到广东，我们听到
的就是孙总理、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这些，旗子、军装、帽子和你们现在一
个样。”
他见问不出什么，就回去了。打这以后，我便从楼下搬到楼上。楼上原
有两个军官，更便于监护。
有一天，我和同监的几个人在楼下散步，一个看管我们的敌军官也凑过
来与我们闲谈，说：“叶挺、贺龙在南昌造反，张发奎回到广东向李军长（济
深）报告了，李军长就下命令打你们。但李军长还有一个命令，说叶挺部队
是属他指挥的第4 军，俘虏都不准搜身。你们不要怕。”
说起来，叶挺部队与李济深确实有些关系。叶部从广东出发北伐时，李
济深为4 军军长。当时4 军有4 个师，副军长陈可钰率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
参加北伐；李济深率两个师留守广东。参加北伐的队伍在两湖战场打得好，
称为铁军。到武汉后扩编了，又成立了一个4 军和一个11 军，与李济深虽没
有建制关系，但原是李的旧部。我们兵败以后，李济深对旧部采取收容政策，
也是笼络军心。
当时，我身上有十几块钱，从潮阳押往汕头时，国民党军的一个班长向
我要钱。我拿出几块钱给他，对他说：“我就剩下这些钱了，你们拿去买点
东西吃吧。”那班长看看我，没有要我的钱，也没有搜我的腰包。后来在我
流落时，这十几块钱起了大作用。
被俘后不久我就病了，肚子痛得厉害，隔一会儿便要去趟厕所。我估计
是得了痢疾，因当时拉痢疾的人很多。流沙失败后，我极度紧张、劳累，抵
抗力差了，很容易染上这个病。
我搬到楼上住了几天，病越来越重。由于经常要去厕所，上下楼不方便，
又把我换到楼下。我瘦弱不堪，没有力气，不愿说话，也懒得动，整天想睡
觉。
这期间，我被讯问过几次，都是重复地问叶挺、贺龙和共产党的事，我
还是照样回答说不知道。
有一次，他们问我：“以后你打算怎样？”
我想了想，说：“我有病，不服广东的水土，去年春天刚从师范毕业，
和一些同学跑出来当兵，现在想回家去继续读书。”
过了一天，吃过早饭，看守说：“下午不开饭了！”我们正纳闷，有人
把院门打开，还吼着：“快走！快走！”我们这才明白是被释放了，赶紧收
拾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被暂作监狱的大院。
在汕头街上，有一两千被俘又释放了的起义军官兵流落街头。幸亏我身
上还有些钱，就找个地方住下，买点药吃，赶紧治病。痢疾止住了，体力也
慢慢恢复，但钱花得差不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部队没有了，熟人也找不到。举目无亲，四野茫茫。我
一个人在街头踱来踱去，苦无良策。
突然，一声汽笛，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抬眼望去，一条轮船正停靠在码
头上，旅客蜂拥着往船上挤。
我连忙打听这船开往何处，有人说是去广州的。一听是去广州的船，我
顾不得思索，三步并作两步，跑向码头，跨过栏杆。这时，船刚好起锚，在
离岸有一米远时，我纵身一跃，跳上了轮船。
从汕头到广州，海路要一两天。我在甲板上站着，心里想，到了广州总
会有办法的，那里曾经是革命的大本营，我又住过半年，总会找到熟人，找
到党组织的。
大约是1927 年11 月初，我到了广州。
这时的广州已没有昔日的革命气氛了。街道上军警林立，岗哨森严，行
人稀稀落落，一片白色恐怖。
我顺着熟悉的街道，去寻找往日的亲友，毫无着落，更说不上党的组织
关系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还是音讯杳然。这时，我已是囊空如洗，饥
肠辘辘。但我并没有消极失望。我决心，一息尚存，就要找党。为了生存，
为了找党，我不顾自己出身书香门地，也不顾曾是一名铁军的军官，放下架
子去讨饭。
我到纸张铺买来中小学生笔记本，用从武汉带来的钢笔，写了一个哀怨
真切的自述，开头是：“诸君，我今天以至诚之心，向你们说几句衷肠话。”
接着，介绍自己的出身、学历，在北伐军中做过什么，然后讲：“前不久我
还是一名北伐军的军官，由于政局变化，不幸流于楚囚。。”。末尾是“。。
如今，我肚子饿，身上冷，病未愈，想找工作，又无处可找，难道老天要绝
我生路不成？请问，这是我的罪过，还是社会的罪过？”
我拿着这篇自述，就到书店去给人看。我想：逛书店的人一般都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看到我的陈情，会同情我的遭遇。果然，不少人看了我的自述，
都唏嘘不已，有的掏出一毛二毛小银洋给我。慢慢地，我就有了几块钱，暂
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但我想，不能总这样下去，还得找个事来糊口。一天，我在街上转悠，
路过一个卖字的摊子，见那卖字的老先生面容慈祥，说话和气，就走上前去
问他：
“老先生，我来分一口饭吃行吗？”
老先生看看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我答道：“我是一个打了败仗的小军官，流落此地，现在生活无着，请
老先生发点慈悲。”随即又把我的陈情交给他看。
老先生沉吟半晌，用手指了一下摊在桌面上的纸和笔，说：“你先试试
吧。”
我拿起笔，先写了一行颜体字，又写了一副隶书的条幅。我在私塾就练
过这些书体，写的时候，老先生看我用笔；写完后又端详了好一会儿，终于
点点着，对我说：“好吧，你就帮我的忙吧。”
从此，我过起了以卖字为生的日子。平常，先生写字作画，我铺纸磨墨，
客人多时，我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还能挣得几毛钱，勉强维持生计。
解决了糊口的问题，我找党的心情更加迫切。有事外出和帮人写字时，
我都设法打听消息。
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一个嘉禾师范的同学，兴奋极了，大声喊他，
他看看我，打个招呼，不冷不热。见他这样，我一肚子的热呼顿时凉了。我
问了他的情况，他只简单地告诉我，他在第4 军教导团，驻广州。我有些失
望，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熟人，却是这个态度。可我哪里知道，他所在的教导
团，就是由叶剑英任团长的我党领导的武装；而这位同学是教导团的秘密党
员（他的党员身分，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时我与他接触中知道的）。
当时广州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我们这种身分的人，都比较谨慎，他
随教导团从南昌到广州后，习惯于秘密环境，所以对于老同学，在身分未明
之前，只能漠然处之。
我日夜思念，苦苦寻找党组织的一次机会，竟这样失之交臂了。
回到住所，我心里盘算：广州虽大，但白色恐怖太严重，在这里找党组
织看来希望不大，还是回湘南吧。大革命时期湘南的工农运动搞得好，共产
党力量大，那又是我的家乡，熟人多些，可能会打听到一些消息。于是，决
定回湘南。
天亮后，我整理好行装，赶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韶关的火车。
坐在车厢里，我又开始盘算下一步的行动。在广州时听说方鼎英的13
军去湖南打唐生智了。根据从广东出征北伐的经验，入湘的部队一般都要在
韶关驻扎一段时间，我估计13 军军部很可能在韶关。13 军军长方鼎英曾是
黄埔军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我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
兵教练所学员的身分去找他，想必他会接受，便决定先到13 军去。
火车到了韶关，我一打听， 13 军军部果然在这里。两天后，该军开往
砰石。我跟到砰石，找到13 军司令部办公室。
一位姓萧的中校副官接待了我，他同我谈了一二十分钟，就出去了，几
分钟后又回来，并拿了一枚写有“13A”（即13 军）的铜牌证章给我，说：
“副官长指示你先在这里候差，等以后有缺位再安排。”
我接过铜牌证章，心想，我的目的是找党，先安顿下来，才有条件找党
组织，管它候差不候差。
在13 军候差的人很多，副官处就有好几十人，有的年纪挺大了，有的不
像军人，倒像是权贵的亲友。凡是候差的，都无职、无权、无薪，也没有什
么事情做。平常大家就在一起天南地北闲扯。我为了隐蔽党的身分，很少与
人交往，常常一个人躲在僻静处看书。
我们在砰石住了几天，军部就开往宜章，以后又到郴县、栖风渡、高司
亭等地。所到之处，一片凄凉景象。“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新军阀残酷镇
压共产党和农民协会，湘南的党组织有的垮了，有的转入了地下。我在湘甫
转了近一个月，仍然没有找到一点线索。
这时，方鼎英与唐生智部在耒阳地区大战。不久， 13 军军部退到郴县。
我亲眼目睹，新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愤恨难耐，只想快点找到党
组织。于是，以天冷衣薄为由，写报告要了10 元钱，买了一套半新不旧的衣
服和一些日用品，请假离开13 军。
湘南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党呢？就在我漫无目标地寻访时，突然想到我
高小同学萧亮，他家在临武县沙田圩杉木桥，我离家从军，就是经他家里走
的。他父亲是大地主兼商人，往广州、香港和江西等地贩卖杉木，结交的人
多，消息灵通。我听人讲，“马日事变”后，长沙、衡阳一片白色恐怖，在
那里读书的学生，下半年都没有去，估计萧亮此时在家。于是我就去萧亮家。
快到萧家时，我把那套半新的衣服换上，又把13 军的铜证章也戴好。萧
父是大地主，如果衣着不整，会引起他的怀疑。
收拾停当，我扣响了萧亮家的大门。
开门的正是萧亮。他见到我，又惊又喜，忙把我让到屋内。萧亮的父亲
也在，我家与他家同宗，萧亮父亲的辈份高，我向他施礼问候，照旧尊称他
为“老前辈”。萧父见我穿的灰军装，又佩戴着13 军的证件，满心欢喜，留
我在家住宿。
萧亮领我到了他的房间。开始，我们只是寒暄了一下，夜晚，彼此谈了
别后的经历。我把南昌起义及失败的详细经过告诉他，他听后非常惋惜。接
着，他同我讲了“马日事变”后他如何跑回家乡，并对我说，父亲很怀疑他，
要我在他父亲面前不要透露这方面的只言片语。
我们越谈越深，最后，互吐真言。原来，萧亮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大
革命时期在长沙入党的。逆境中遇到同志，真是倍感亲切。
萧亮与临武县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离沙田圩20 几里的牛头汾，有临武
县支部的联络点，他就是那个支部的成员。萧亮答应帮我去联系。
为了慎重，他先去了一趟，然后带我前往牛头汾。党支部负责人贺辉庭
与我接了头。贺辉庭郑重地对我说：“临武支部研究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
组织生活。”听了这句话，我激动得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只对贺书记说了
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