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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荣说：“你来干什么？快说。”“不！还不慌，快说，大爷大娘呢？”小荣固执的：“你不要问，快说干什么吧。”“不！我偏要问。”小荣哭了：“我就不叫你问。”我的心沉下去了，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我才说：“文件怎么办？赵科长叫立刻转送路西交通站。”
小荣马上止住哭说：“我就等着这件事呢，快交给我。”她伸手就来解文件包。我抓住她的手说：“不行，你办不了。”小荣耐心又带着急躁的说：“你忘了吗？我到那里去过十多趟呢。”“那是你跟你爹一块去的呀！”“不！我自己也送过信。”“信比文件好办的多，要是碰上敌人，一口就能吃到肚里去，文件可不行。”小荣急了：“我说我能行就能行，别跟我贫嘴瓜打舌的。”我不慌不忙的用手指掐算着说：“你才十二岁，十二岁？不行，我十二岁参军的时候，晚上走路还怕鬼呢。”小荣强硬的：“十二岁也不能说明干不了重要的事情。”我仍然摇了摇头：“不行！这文件太重要。”小荣无可奈何的，怨恨地说：“那一天俺姨拿来了五个柿子，我一直留了七八天，等你来了再吃，……可倒好，反过来你还瞧不起我。”用小拳头，照我的胸口上接了一拳，紧接着就哭了，“呜呜呜……”哭的真痛，好像她的哭跟我们刚才的吵架没有关系。从她的哭声里，我听出来了，她是哭她爹娘。我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泪珠子在我眼里一串串的滚出来，接着，我也跟她一块哭了。巴儿狗也像是很伤心，跑到她脚下看看她的脸，又跑到我脚下看看我的脸，不知来回的跑了多少趟。在远处，不知谁家的公鸡，唱出了第一声歌。我们两个好像根本不曾哭过一样，惊奇的抬起头来互相看着：“呀！天快亮啦，文件怎么办哪？”我们一起这样说。小荣着急的一把揪住我的衣裳襟：“我说我一定能送去，如果完不成任务，你砍我的头，你别再说话。”我仔细一想，真的，不能再耽误时候了，我说：“咱俩一块去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心眼儿多一点。”小荣笑了：“好！快走吧！”她又伸手来解文件包。我说：“这还用不着你拿。”“今天风这么大，七八十里路，你早就累坏啦，就是嘴硬。”“不……”“嗨！你总是不住嘴的穷叨叨，快给我！”她不等我说完话，就打架似的把文件包夺过去了。
她把包包拴在背上，又回头来给我紧扣子：“朝雾就要下来。”她从兜里拿出两个像石头一样硬的高粱饼子给了我。她是这样惯了的，她的爹娘常常是因为送信不在家，她就成了这一家的主人，又是烧水做饭，又是缝补衣服，她完全像个大人一样的照顾大家，因此过往的同志送给她个外号叫“小大人”。这个“小大人”在我面前好像就变成个“大大人”了，她又懂得心疼我，又爱管教我。
每逢她这样对待我，我哪怕对她有天大的不满，也一下子忘光了，我好像真的变成她的一个顺从的小弟弟了。她娘常因此骄傲地说：“就是小荣能管住小王，真是什么虫啃什么木头，一物降一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越是这样，我就更喜欢小荣。
三 “我自己能照管自己”
当我们来到铁路边上的时候，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正好有一列火车，从南往北，咕咚咚，咕咚咚的开过来。我和小荣并排坐在麻子棵底下，看着火车。原来火车就是这个样子，一间间的小房子，连成一个长串串，好像比我们村子还要长呢。哎哟！这家伙可真不错呀，能装下好些好些的人，还能把堆成山的东西拉走。我自言自语地说：“真好哇！我本来打算，等抗战胜利了去开汽车，现在我一定要开火车。如果看见同志们走累了，我就停下来说：‘快上来吧！这是咱们自己的火车……’”小荣睁着她星星一样亮的大黑眼睛，笑眯眯的，一声也不响，是不是她也想去开火车呢？
火车过去了，我们飞快地站起来，小荣哑声地说。“别乱动，一定要听我的指挥。”说完，她弯下腰，一股劲地向铁路上跑去。
在路上，她已经把情况跟我说清楚了，说日本鬼子有个护路队，常常来来往往的走动，也可能埋伏在路两旁。小荣说她先去看看，如果碰上敌人，就叫我偷偷地绕道跑过，如果没有敌人，她回来叫我。因为这件事，我跟她争了半天，我说我当过三年八路军了，有斗争经验，应该叫我先去看看，她嫌我是满口的山东腔，如果碰上敌人，一句话就露了馅啦。还有，她说我是男孩子，腿长，应该背着文件包快快跑。侦察。指挥、打掩护的工作，她来做。她说的有道理，我只好听从她。
我着急的等着她，心噗咚噗咚直跳，支愣着耳朵听着，是不是有动静。也许，她会被敌人捉住；可是她说过啦，就是被捉住，她也要大声地说几句话，故意叫我听见。我就像坐在针尖上一样不安，哑声地说：“千万别有说话的声音，快回来，会的，她一定会回来……”嘿！真来啦，一个小黑影子，飞一样跑来了……
还没有跑到我身边，她就向我招手说：“快！跟我来！”我开跑了，恨不得一步迈到路西去。她突然站在铁路当中，笔直的，像司令一样用手指着西边：“快快！顺着这条路，一直往西。”一看她这个沉着样子，我的紧张劲就减轻了一半。一到铁路西，我使尽全身力气的跑哇，跑哇，随后，她也跟了上来。嘎勾、嘎勾——背后枪响了。我们弯低了腰，拉起手，跑得更快了。突然，西北的树林子里也响枪了。小荣笑了笑：“这是咱们游击队放的枪，专为了掩护来往过路的同志。”一会，枪不响了。小荣的嘴张着，跑得快出不来气，她放慢了脚步说：“不要紧啦。”
又走了一会，天亮了。夏天早晨的一种最先歌唱的鸟儿，愉快地唱了起来。我和小荣最最喜欢这种鸟儿，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们给它起名叫“黎明乌”。
太阳，在我们背后，在很远很远的东天边，升上来，是一个火红的大圆球，给我们每人照出一个长长的影子，看这个影子，我们比最高的男人还高哩。小荣迈着很大的步，一心想踩住自己的影子。
来到下一个交通站，家家正做早饭。小荣极熟悉的把我领进了一个小院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从北上房迎出来：“唉哟我那孩！怎么就你自己来啦，你爹就那么忙？”小荣立刻眼圈红了，可是她紧紧的闭着小嘴儿，一句话也不说。就像到了她自己的家一样，把我领到炕上坐下，她却帮着大娘抱柴，点火做饭。
大娘不会说客气话，赶紧铺开被子，帮我脱了鞋，小心的把文件包接过去。我嘱咐她：“这是重要文件，可别耽误了，快送走。”她笑着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我高兴她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用跟大同志说话的口气，没等我问，她就自我介绍了：“我家姓张，没有白吃饭的人，儿子在游击队，老头子是交通员，我和媳妇算是招待员，六岁的小孙子是勤务员，他知道给同志们端水，拿筷子，工作可积极呢。”说着，她自己哈哈地笑起来。看见小荣，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像赵科长跟我开玩笑时说的：“歪把机关枪卡壳了。”大娘也不抬头，只管一面烧火一面说：“这么大远的路，你爹不来，又叫你自己来，真能放得下心。你爹前几天脚上长了个疮，好了没有？还有你娘，工作忙的很，眼睛熬夜熬得红赤赤的，我买到了一瓶眼药，你拿回去吧。”她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串，好像并不是为了叫人答腔。小荣使劲咬着嘴唇，为了不叫自己听见大娘的话，故意把筷子和碗刷得哗哗响。突然哗啦一声，两个碗掉到地下摔碎了。小荣哭了。我从来没听见她这么哭过。
大娘急忙把她抱在怀里说：“打两个碗算得了什么，难道我还会因为这个埋怨你吗？可不会。你是一个天下难找的好闺女。你不要以为这不是自己的家，你爹每次来都给我带点吃的，他自己却不舍得吃，咱比一家人还亲。你爹娘也不会因为这两个碗骂你，快别哭啦。”听了这些话，小荣哭得更痛了。不用再说，我已经完全明白，小荣的爹娘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把脸蒙在手里，也偷偷地哭起来。大娘惊奇地问：“是出了什么岔子吗？”她急忙扳起了小荣的脸，仔细地左看看，右看看。这时候我也才看出来，小荣的眼窝都往里陷下去许多，显得更大了，脸上的红色也没有了，下巴更加尖尖的突出来，小辫乱哄哄地散在脖子上。看着看着，大娘也像是猜着了似的哭了。
第二天早晨，小荣要跟我一块到地委会去，她满含着眼泪说：“小王哥哥，带着我吧，我没有家啦。”我立刻答应了她。大娘可不干：“你还小哩！等大了再去，就在我家住着吧，我正没个闺女。”说着，她又掉泪了。小荣委屈地说：“小王家三口人都抗战，俺家一个抗战的也没有了，他才比我大三岁，他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大娘硬是不叫她走，说她太小，没有人照管，小荣扑在她怀里，喊了一声“娘……”，半天才说出：“你放心，我自己能照管自己。我四岁就会自己洗脸，五岁会穿衣裳，六岁会梳头，会叠被。我到了那里，不会的，都能学会，我一定听话，不淘气。”大娘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急忙包了几个菜园子，给我们路上吃。又很费力地找出一块白洋布手绢，给了小荣说：“孩子，咱穷，没什么东西给你拿。”
临走，她送出我们四五里路，难舍地抚摸着小荣的头说：“去吧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好闺女。”
四 我们更亲近了
已经半夜了，我们还没有来到地委会。真讨厌，大雨一点也不客气地下开了。我拉着小荣，她也想尽力走在前边，拉着我。呼哧小荣滑倒了，叭拉我又仰脸倒在泥里，我大声喊着：“唉哟坏了！我的屁股摔成两半了。”喜得小荣哈哈笑，笑着笑着又摔了一跤。
一看见我们住的大门口，我的腿酸得再也拔不动了。我的心也沉下去了。我没有经过上级允许，就领来了小荣，现在正是精兵简政的时候，环境又艰苦，赵科长如果不收怎么办呢？我跟赵科长在一块二年了，他像父亲一样地疼爱我，整天跟我有说有笑，用脑子用累了的时候就说：“伙计，来，咱们干一场。”于是我俩就摔筋斗、打拳，他简直把我锻炼成了铁蛋蛋了。可是，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事，你就是说破了嘴，他也不赞成。我为小荣担心，如果他真不收，那可怎么办？
我用铁丝拨开门，对小荣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去说好了你再进来。”小荣没有答腔，一下子坐在门洞里了。
每次都是这样，我不回来，赵科长就不睡觉，他说睡也睡不着，总是在看书、写字，等我。今夜，他屋里还是点着灯。我从门缝里往里一瞧，他正愣愣地听着窗外的雨声，焦急地走来走去。我哗啦推开了门，他突然扭过头来：“唉呀！我的小家伙，可把我急坏了，为什么，为什么晚回来了一天？叫雨淋坏了吧？”他急忙来给我脱湿衣服。我本来想好了一大堆话，不知怎么搞的，我一句也不会说了。磕磕巴巴的：“我，我不要紧，淋惯啦。她，她的爹娘叫鬼子害了，她饿得又黄又瘦，又叫雨淋了这一场，快，快叫她进来吧。”赵科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你说谁？在哪？”“就是交通站李大娘的闺女小荣。在……大门洞……”我的话还没落音，他就冒着雨跑出去。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小荣领进来了。他气愤愤地瞪着我：“这么黑的天，外边下着大雨，你为什么把她一个人留在门洞里？”我委屈地说：“怕你不收留她。”科长说了声：“你呀！你真是个傻瓜蛋。”眼圈就红了。
从此，小荣就跟我们一起住下来。赵科长说她是烈士子女，年龄又小，要好好照顾她，有机会送她到太行山根据地去念书。
我每天还是照常送信，送文件，送来来往往的同志。小荣可不干了，小嘴撅得可以拴住一头小毛驴儿。她因为自己不做工作，显得很不高兴。赵科长整天跟她讲，等她大了再工作，她就说：“等什么，小王现在干的工作，我都能干，不信你试试看。”
有一次，赵科长又叫我到三十里路外的一个村去送信。走到半路，我无意中发现小荣跟在后面。我又气又喜，叫她回去，她不听。只得一块去。天还不黑，我们回到了家，小荣把收条往桌上一放，一句话也不说，大眼睛挑战似的看着赵科长。从此，她就被批准跟我一块出去工作了。
小荣的爹娘被捕以后，我们在离她家三里外的冯村，又建立起新的交通站，我和小荣的主要任务就是跑这个站。从地委会到这个村，七十多里，中间经过数不完的鬼子炮楼、封锁沟、汽车路。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我有了一个伙伴。沿路每一个村庄的名字，这蓝天底下的每一棵树都深深刻在我们心上。我忘了的，她记得，她忘了的，我记得，不管夜再黑，风再大，我们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了。我这样想：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俩的四只脚，就把这条路磨成水晶的了。如果鸟儿飞在天上，或者人们走在这条路上，都能照出一个好看的影子来。
小荣比在家的时候还活泼呢，话也多了一点，还给我编了一套快板说：“我有个大哥叫小王，能吃饭，能喝汤，别看他手里没武器，说起话来可是一挺歪把机关枪。”
我可不是好慧的，也给她编了一套：“我家有个撅尾巴后辫的小姑娘，眼睛大得像月亮，别看她闭嘴不说话，千万个心眼儿肚里藏。”每次她走起路来，总要走在我前边，她的独根小后辫子，挺神气地左右摇摆着。
就是有一次，我把她惹哭了。我娘在妇救会工作，抽空给我做了个书包，当中用金黄线绣着八个字：“努力学习，革命到底。”把我高兴得又是唱又是跳，叫这个看看，叫那个瞧瞧。赵科长向我走来，低声说：“小王！跟我来。”他把我领到村西头，用手指着一棵枣树下：“你看，那是谁？她怎么啦？”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小荣，她低着头，好像在哭，我觉得奇怪：“这是为什么？”科长说：“你为她想一想，当你拿着母亲做的书包高兴的时候，她心里是什么味道？”噢！这一下我明白了：“那么，我把书包送给她吧？”科长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管。”我二话没说，撒脚跑到她跟前，毫不犹豫地拿出书包：“我送给你。”她坚决地把我的手推回来：“不是，我不要……”我抓住她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赵科长慢慢的，一步步的走到我们身边，一只手拉着小荣，一只手拉着我，穿过一排排的杨柳树，默默地往回家的路上走着。
这时候，太阳落西山了，成群的乌鸦飞回窝来，小乌鸦啊啊地张着大嘴，等妈妈带回吃食来。
我为这件事，给娘写了一封信。从此，娘每次给我捎东西，都有小荣的一份，给我做一双黑鞋，就给小荣做一双花鞋。那个书包，我们俩共同用，由她保管着。她比我干净，每天把里边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的国语、政治、地理课本，都在里边好好地放着，再也不乱扔得到处都是啦，如果我要念书，她给我拿出来，怕我拉乱了。
小荣和房东大嫂子住在北屋，我和赵科长住在西屋。有一次，已经半夜多啦，我睡醒来睁眼一看，灯亮着，小荣正坐在灯下缝着什么，干得挺费劲。我仔细一看，原来是缝我的破袜子。我觉得奇怪：“你这是为什么？白天不能缝吗？”她说：“白天大嫂子看见，就抢过去她缝啦。”“那就叫她缝呗！”她停止了缝，说：“你娘给我做了那么多东西，我，我什么也没有……”我一把把袜子夺过来：“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给我缝袜子，我情愿把袜子烧了，我的脚磨烂了，永远再也不穿袜子。”小荣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问地看着我，我接着说：“我对你好不是为了叫你替我缝袜子。”小荣急忙说：“我是真心。”我摇着头：“不对，是真心就不会说给了你‘那么多东西’的话啦！”她慢慢地说：“这不是在自己的家呀……”
听到这里，赵科长从被窝里忽的坐起来，看样子他早就醒了。他披上外衣，把小荣拉在自己身边，低声慢慢地说：“好孩子，这是你的家，也是我和小王的家，这个大家庭里有千千万万的同志，不管哪个同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