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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以为计划生育干部来了，赶紧翻过墙就跑，连鞋都没穿上，跑了几十步，才知道是你，又光着脚回来了。”
我一听，大笑起来。
笑完，问她：“几个了？”
她答：“一个。”
“才一个，怕啥？”
“没隔够五年。”
“她把环放上又取了。”母亲揭她的底。
“放上又取了？”我不解。
“能放，就能取。”她大大方方地说。
“花三四十元就取了。”母亲帮她解释。
“没有不取的，都取了。”她又说。
“乡上不知道？”我问。
“知道。”母亲答。
“人家结扎了的，还养着呢！”大肚子不服气地说。
我就更不明白了，结扎了怎么养？
不过，不用我问大肚子就讲起来了：“名字是结扎，其实就是做个结扎的样子，肚皮上拉一刀，紧接着再缝上，里面根本动都不动。”
我又吃惊又不解。
“有儿子的就真结扎了，没儿子的都是假结扎，肚皮上有个疤疤儿，就算是结扎了。上面来人检查，一看有疤疤儿就行了。”
我全明白了——原来，乡政府的干部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对上显示了不容置疑的认真，对下也显示了足够多的温情：如果有儿子，而且满两胎，就坚决“捉”了去结扎。一次捉不住，就两次，两次捉不住，就三次、四次，直到捉住了为止。而如果还没有一个儿子呢？则是无论已经生了几个女儿都默许你再生。但是，你必须同意去“挨一刀”（海棠人用语），被写进有关“统计表”后你愿生几个生几个。
蜜 蜂
我问：现在怎么没人养蜜蜂了？人们说：庄稼上了农药，蜜蜂一吃花就死。我又问：路上经常见养蜂的，人家怎么不怕农药？回答是：南方人养的洋蜂不怕，咱们的土蜂不行。我问：洋蜂土蜂有啥区别？答：土蜂能过冬，洋蜂则怕寒，洋蜂必须撵着热季走。土蜂酿蜜用时长，有时长达三年，而洋蜂酿蜜只需一月。
说起蜜蜂，我首先想起的不是蜜蜂而是花，金黄的、紫红的、纯白的三种花——金黄的油菜花、紫红的荞麦花、纯白的洋槐花。
油菜花，是单纯的黄色。少量的油菜花，看上去过于朴素和单薄，易于被忽视。一大片油菜花则陡然有了一种不凡的气势，金黄一片，令人的目光有种微微的灼热感，令人的内心稍稍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所以，我想起的油菜花总是很大的一片。油菜花的金黄色，比太阳更容易映亮人的内心，直接唤醒人对大地的爱。
荞麦花的紫红色，令人想起“盛装”这个词。荞麦的种植面积总是不大，总是方方的一块或长长的一条。这正符合荞麦花的紫红色所含有的娇贵气质。荞麦花细碎而忧郁，像落入俗尘的一个大家闺秀。而且十步之外，就能闻到它的香味。它的香味，不是一般的清香，而是浓郁的蜜味，人们常说它“蜜香蜜香”的。
纯白的洋槐花，是一串一串的，倒不像是花了，而像是果实。每年，洋槐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常在树上或在墙上，一把一把地捋着吃。捋一大把，喂进嘴里，闭着嘴嚼。不是因为饿，用它填饱肚子，而是在品尝它的甘甜。我出生时已经可以吃饱肚子了，洋槐花的甘甜，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甘甜，直接是大自然的滋味。
蜜蜂是最喜欢采上述三种花的。每年，花事正浓的时候，蜜蜂在百花间忽起忽落，看上去有种忙得不可开交，且醉心其间的感觉。蜜蜂总是把一口一口采到的蜜，小心地存在自己的脚上，待两只脚上都是蜜了，脚有些抬不动了，再用嘴叼上蜜，沉甸甸地飞回家去。一天要飞无数个来回，在巢里稍作停留，便又回到原野里去。最晚的一趟，采到足够的蜜时往往天近黄昏，甚至天已黑净，于是便留宿在花丛深处，在宽敞的原野上过一夜。次日早晨，便看见无数只蜜蜂在阳光里密密麻麻地飞回来了。
我常记得，谁家的蜜蜂忽然潮（海棠话，疯、生气，也常说人）了，无数只蜜蜂跟着蜂王从十米高的空中飞过，轰轰烈烈的，我们就跟着慌了神的蜂主追。有时候蜂群眨眼间就飞离村庄了，态度坚决地逃走了，只剩下掉队的零零星星的蜜蜂，在树丛间犹犹豫豫地乱飞，蜂主黑着脸蹲在某处一声不吭或骂骂咧咧，孩子们也就遗憾地停下来了。但大多时候，蜂群会落在一棵树的一根粗粗的横枝上，并迅速拥作一团，已经看不见单个的蜜蜂了，只见滚动着、起伏着的一团，像宇宙中的一个遥远的星球，似在变大，又似在变小，但始终是那么大。看起来，蜜蜂们唯一的欲望就是挤向深处，于是，有一个挤进去的，就有一个挤出来的，挤出来的再接着往进挤，如此往复不停。蜂主提着个草帽状的蜂斗爬上树去，折一束长满叶子的树枝，一边把蜜蜂往蜂斗里扫，一边用哄孩子似的声音轻唱：天爷要下雨，蜂娃儿快进斗，天爷要下雨，蜂娃儿快进斗。那蜂斗里已经糊上了一层蜜，但蜜蜂们似乎顽固地要留在树上，一部分被扫进斗里后，剩下的部分抱得更紧，拼着命往深处钻。即使剩下最后的一小撮了，仍然如此。原来，它们是在保护蜂王，不让人看见它。哪怕是蜂主，也不让看见。一窝蜜蜂只有一个蜂王，蜂王似乎有绝对的威望和号召力。
我小时候，海棠养蜂的人不少。
我印象最深的是元明爸。他家堂屋房檐下的土台子上，齐齐地摆着十几个蜂窝。蜂窝都是用新买的竹子背斗（旧背斗蜜蜂嫌脏，拒绝居住）做的，将背斗倒立在土台上，表面糊一层泥，底部切开一个圆圆的小孔，就是一个蜂窝了。元明爸和我父亲年纪相当，两人关系很好，我常随父亲去他家玩。每年夏天，他家的院子里便飞满蜜蜂。而我敢于在蜜蜂堆里出入，正是因为元明爸给我讲过一个常识：人不惹蜜蜂，蜜蜂是不蜇人的，它往往只是喜欢落在人脸上，吸些人汗，人汗是它筑巢的最好材料。因而，蜜蜂落在你脸上时，你最好一动不动，它稍稍吸些汗就飞走了，你一旦试图打它，它就会本能地一压屁股，蜇你一下。但它蜇你一下的代价是巨大的：它的肠子与屁股上的刺是连在一起的，刺留在你身上时，肠子随即也被带出来了，它即使从你的手掌下逃走，也难免一死！
天冷之后，蜂窝就全部被搬移到堂屋里，放在炕远端的台子上。但蜂窝的出口通常是被堵住的。每过十天八天，选一个天气晴暖、阳光充足的日子，元明爸就把蜂窝搬出来，放在房檐下的土台子上，再打开出口——只见小圆孔里，蜜蜂们的小脑袋麻浑浑的（海棠人用词），争着飞出来，所有的蜜蜂看上去都是沉甸甸的，有些飞不动的样子，却丝毫不停留，急急地飞向任意一个方向。此时仔细观察，便能看见有极小极小的黑点从蜜蜂的屁股下落下来了。原来，蜜蜂们在拉屎！积了十天八天的屎，一直忍着，绝不拉在自己窝里，于是，“放风”的这一刻，拉屎便成了急中之急。据元明爸介绍，有些蜜蜂竟至于憋死在蜂窝里了——即使憋死，也不在窝里拉屎！从窝里飞出后，也是尽可能飞远，把屎拉在周围的树枝上。不经意间对蜜蜂的了解，使我对蜜蜂不仅毫不惧怕，而且充满敬意和爱意，同样，我对留着小胡子的元明爸的敬意和爱意也在不经意间多起来了。
每次，蜂群从窝里飞出来，在他家院墙外的树丛中潮来潮去时，他总是捧着一脸盆灰，一把一把地撒向蜂群欲飞去的方向，手法非常娴熟，看上去令人着迷。蜂群落下后，他便快速爬上树去，一手提着草帽状的蜂斗，一手折一束柔软的树枝，将抱作一团的蜂群扫出一个个迅即又合拢的豁口时，动作轻重适度，充满爱意，同样有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感。但是，我对元明爸的敬和爱几乎在一夜间消失殆尽了。
某天晚上，夜极黑，我去他家为父亲借一样东西时，他正在厨房里忙乎着什么，我推门进去后，立即被一种湿漉漉的蜜味包围了，看见一盏煤油灯下，他把高大的蜂窝斜斜地扶在热气腾腾的大锅边，挥动铲刀正把其中的蜜蜂和蜂蜜一同拨进半锅沸水中，有逃脱的蜜蜂们，在黑暗中盲目地乱扑乱撞，像小石头一样打在我脸上，打在房顶上、墙上、门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这响声令我一时头皮发紧，心里生出极大的不安来。我立即想起他平时对蜜蜂百般呵护的情景和他常有的和善面容，不可想象他爱护它们的最终目的却是如此。我想不通，他怎能忍心把它们全部拨入滚烫的沸水中呢？蜜蜂们那么聪明，为何早不知道这个结局呢？而他曾向我夸赞蜜蜂聪明的口吻完全是可憎的了。
我有很久都不去他家了，路上碰见他时，我心里也总是掠过一丝厌恶。但是，我在学校出了一件事情，令我不能不有求于他。我打碎了班里的一块窗玻璃，老师让赔，而我又不敢向父亲张嘴，想起元明爸酿蜂蜜肯定赚了不少钱，就下决心去向他借。一块玻璃三毛钱，但我打算借一块钱，剩下的钱，五毛买一枝钢笔，两毛用来买烟。我丝毫都不犹豫，向他家走去时甚至显得理直气壮。仿佛向他借钱，借足足一块钱，是我的一大作为，是我对他的一个力所能及的惩罚。谁让他那样凶狠地把蜜蜂铲进开水锅里的！我说：“我爸让我来借一块钱！”我似乎只能说出如此简短而直接的句子。他一听，立刻就掏出钱包，把一块钱给了我，还顺手摸摸我的头。我装出沉稳的样子，走出他家蜜蜂乱飞的院子。我立即去了三里路之外的镇子上，用两毛钱买了一盒工农牌子的香烟，原打算用五毛钱买钢笔的，却没买，把钱省下，然后才吸着烟，悠闲自得地回到海棠，回到学校。剩下的那五毛钱最终也买了烟。我后来的烟瘾大概正是那一块钱中的七毛钱培养起来的。
作者简介：陈继明，1963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1984年在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教师，现执教于西北第二民院。
责任编辑 陈东捷
题 字 李纯博
生命，张扬在八百年前的废墟上
母国政
父亲不说“苦”，他也不说“苦”
陈文增，哪路神仙？
抿在双耳后边的灰黑色长发随风飘动着，顺着两鬓直泻而下在嘴唇四周汇聚起来的胡子乱蓬蓬支棱着，却不让人觉得这是演艺圈儿或美术圈儿里某些人故作的职业标识，反倒让人觉得那是他本人一种顺乎自然的表露。长发，连鬓胡子，粉红色短袖衬衫，使他具有某种时尚的风采，但那张略显憔悴、缺少光泽的脸上以及北方人端正的五官上，还有一种由纯正、安详、聪慧和沉毅混合而成的特殊气质，而这却让人觉得是传统的，甚至是古典的。
他年过五旬，事业有成，斐然可观，但除了制瓷业的人士，当然还有研究陶瓷的专家学者，知道他的人大概不多。
他出生在太行山东麓一个穷困的小村子里。
在家乡，他读过四年小学，又读过一年初中。他的学历仅此而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陈文增十二岁。那场愚昧、野蛮、残虐的风暴，不仅扫荡着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沿着铁路、沿着公路、沿着大平原上密如织网的乡间小路向太行山下袭来。当它君临北镇——陈文增的故乡——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贫农家庭，竟是村里第一个被冲击的目标。
他的父亲，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揪出来了。
他一向以为父亲是个勤劳本分的农民，像村子里许多叔叔大爷一样。父亲大概是村里起身最早的，总是天没亮就背上粪箕子出去，为的是能捡到村外大道上夜间过路的牲口留下的粪便。他会沿着大道走出很远，不只捡粪，还捡路边或排水沟里的石块儿，为了能在他们的小院子里再盖两间新房，再过几年给儿子娶媳妇。父亲很爱他。那时粮食不够，吃饭时父亲让他先吃，他不懂事，敞开肚皮吃了，锅里的菜粥已所剩无几。母亲加瓢水，那菜粥更稀了。他爱父亲。这样好的父亲，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他害怕，心里又充满疑惑。
紧接着，更令他无法接受的噩运降落到他身上。
那天，下着小雨。一阵阵冷风吹着雨点儿潲在教室仅有的两块玻璃上，像孩子脸上的道道泪痕。他耳边响着老师讲课的声音，眼睛却失神地望着窗外，心里清冷清冷的。
教室门突然开了，一片灰蒙蒙的光亮射进教室里。光亮中站着代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贫协主任。他肩上披着的绿色塑料布，映得他的脸灰绿灰绿的。他凌厉的目光，直射到陈文增身上。
陈文增惊恐地看看他，看看老师。他发现老师已经离开讲桌，退缩到墙角。
贫协主任伸手指着他，你是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学校，是我们贫下中农管理的。滚！
他不知道是自己跑出教室的还是被贫协主任搡出教室的。他被开除了。
因为下雨，队上没让父亲下地干活儿。父亲正坐在炕沿下的一张小板凳上，呆呆地注视着被柴烟熏得漆黑的墙壁，见他进来只抬抬眼皮，没说一句话。
他怀着满腹的委屈和气恨，冲到父亲面前，爹，你是不是反革命？告诉我。
父亲不理他，闭上了眼睛。
母亲上前拉住他，你还小，不懂这些。
他甩开母亲的手，向父亲嚷着，他们叫我反革命的狗崽子，我受不了！爹，你知道吗？我让学校开除了！
父亲睁开眼睛，那张消瘦的脸上，先是惊异，跟着就由于痛心、无奈变得更加颓丧了。他知道，儿子最乐意的事，就是上学。他不能让儿子不明不白地再受窝囊气了。他把自己从1941年到1946年的经历说了，告诉儿子自己是怎样由八路军领导的村自卫队中队长变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简单地说，他是村里两股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你想想看，有不识字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吗？
陈文增终于明白了，怪不得父亲总是郁郁寡欢，常年见不到一个笑模样，原来父亲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而且被折磨二十年了！
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残酷虐待的父亲，很快就垮了。他旧病复发，整天呼噜呼噜地喘着。文增担心，说不定哪口气喘不上来父亲就完了。即便这样，父亲还是要起大早扫街，然后去地里干活儿。
自那天起，他每天早早起来，扛上大扫帚，把指派给父亲打扫的街道和胡同一一清扫干净。下雪的日子，他更不让父亲出去，他怕寒气诱发父亲的哮喘。
他想念学校。有时他悄悄跑到他们班教室外面，竖起耳朵，他能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能听到靠窗户的两个同学唧唧喳喳的耳语，也能听到铁铅笔盒开合的响声；透过木窗的缝隙，他还能嗅到从教室里飘出的带着人体温热的气息。这就够了。能重温学校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他也感到莫大的满足。
父亲说，想念书就念——在家里念。
父亲没上过学，但他尊重读书，尊重读书人。
他想，父亲说得对。戏台上有多少穷秀才中状元的故事！他们哪有机会进书院，请老师，不都是靠刻苦自学走出困境的吗！
清晨他代父亲扫街，回家喝碗菜粥又背上柳条筐去山上搂柴火。母亲烧饭烧水用柴火，冬天烧炕取暖用柴火。家里买不起煤，就全靠他了。有时队里活茬儿忙，老人孩子下地也给工分——当然，他不会错过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的机会。其实，那点儿收入也可怜！当时，队上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合一角多钱。忙完这些，才是他读书写字的时间。
他不说“苦”，因为父亲从不说“苦”。
由于父亲的不幸，使他们家从政治上经济上都沦为村里的最底层。北镇本是个穷苦的村子，处在这个村子里的最底层，就意味着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以具备。
北镇是个移民村，20世纪50年代为了防备水患，政府组织附近住在低洼处的农民搬到这里。为了给失去原有家园的农民作些补偿，政府每年补助给每个村民若干粮票，数额不大，社员吃粮，主要从一家人所挣的工分中获得。父亲被揪出后，有一个时期，他们一家三口的政府补助粮票全部停发，后来只发给陈文增和他的母亲，父亲的那份儿被彻底取消了。靠工分从队上分得的那部分粮食呢？也无影无踪了——反革命分子理应劳动改造，不记工分，而他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这个家，真是陷入绝境了。幸亏，陈文增的叔叔在合作社工作，每月有三十多元工资，婶子又很顾念亲情；陈文增的姐姐嫁了个好人，姐夫是电工，不仅孝敬父母，也孝敬老丈人。就是靠着他们有时送来一袋白薯面，有时撂下几块钱，他们三口才没有饿死。
“文革”十年间，他们家没买过盐。每当邻居要倒掉咸菜缸里的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