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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汉
在海棠，老年人无论男女，都称老汉。
母亲每天闲了，就和几个老汉坐在一起说长道短，其中议论最多的话题还是关于“老汉”。无非是谁家的老汉享福，谁家的老汉受罪，哪个老汉又死了，哪个老汉病在炕上起不来死不了，诸如此类。而且被议论的老汉，不止是海棠的，包括礼让的、寨子的。礼让一个老汉（女）喝上老鼠药死了，从海棠某家借了棺材，家里几个后人都不缺钱，“光阴好得很”，竟用这种方式死了。母亲们由此得出结论，穷一点不要紧，“有一碗饭吃就行了”，“有一把热炕就行了”，关键“要有人值钱呢”，没人值钱也罢，最怕的就是“把你连半个人都不当”，“连半个人都不当”也没啥，千万别活成“猫儿大”了。
猫儿是认名字，大就是爸。
猫儿大是几个月前死的，据说是饿死的。人们说，猫儿大肯定是“五八九年”过后村里唯一饿死的人。怎么判断是饿死的了？说死后屁股眼里稀屎不止，这是饿死者的典型征候。这方面村里不缺少行家，因而我不表示怀疑。
前年春节，我回老家的时候见过老汉。那时，八十高龄的老汉开始拄着拐棍，在本村讨饭。老汉的眼睛本来就不好，后来完全瞎了。他为什么会讨饭？他不是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若干个孙子吗？人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分家的时候，把他分给小后人猫儿了，猫儿后来在庄外的地里搞了个果园，就和老婆娃娃搬到果园去住了，而把眼睛几乎瞎了的老汉单独留在老院子里了，不过一开始是送饭的，到吃饭时间由某个孙子把饭送去。这样的情形似乎还在可接受可忍受的范围内。但是，顿顿走三百米的路程送饭，是需要坚持力的，也是需要记忆力的，某一顿忘了或懒得送了的可能性都有，先有一顿两顿不送饭，我们按照事物的一般规律来分析，紧接着会有一天两天不送饭，于是，就有了老汉拄着拐棍，挨家挨户要饭的一幕。由于是本村，又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要饭是容易的，到任何一家都不会空手出来，于是老汉肚子一饿就出门要饭，全不在乎自己的脸面和儿女们的脸面了。猫儿和猫儿的婆娘此时会怎么样？把老汉接到果园里住的可能性没有，一家子搬回老院子住的可能性也不大，恢复开初顿顿送饭的做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老汉擅自要饭的行为确实大失了猫儿两口子的面子，于是就一狠心：
“你老东西本事大，接着要去！”
但是，老汉有三个儿子，除了老三猫儿，还有老大撑住、老二缠住，一个“不人”，三个都“不人”？有人替撑住和缠住开脱：
“老汉的地分给猫儿了。”
这说法令我大吃一惊。
“老汉的地分给猫儿了”，于是，撑住和缠住就不管，就没法管。此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地”才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
不见猫儿大拄着拐棍要饭的身影了。猫儿大并没有死。“他没福死。”人们说。速死，竟也是人的福气，此话信然。猫儿大被锁在老院子里，出不来了。“怎么吃？”我问。有热心人把我领到猫儿家的老院子外面，看见院墙外立着个破车身，没车轮，没木板，刚好可以用作梯子，送饭的人，由“梯子”爬上去，把饭搁在墙内的一个鸡窝棚上，老汉吃完饭，再把缸子放回到鸡窝棚上。多么复杂的过程呀。人们有时是不怕复杂的。这个过程实在像演戏了，即使是戏剧情节，也偏于离奇了。我是不喜欢离奇的故事的。但是，戏正在演。我很快就亲眼看见了那壮观的一幕。但是我发誓再不看第二次。如果送饭的人是老汉的三儿子猫儿自己，我倒是有兴趣再看一看。送饭的人是猫儿的儿子——年仅十岁的一个男孩，中午（偏迟），他是在上学的途中顺便给爷爷送饭的。他的脖子上是红领巾。我想走过去，把那天真的男孩抱在怀里，一遍一遍地抚摸他被冻红的脸。
某—天，猫儿大又出现在人们面前。他拄着拐棍——不是拄，而是握，将拐棍在路上点来点去，是在探路。他还戴着眼镜，老式的茶色眼镜，是他以前总是戴的镜子。他走在官道里，拐棍告诉他现在是某家院子，他就转过身，慢悠悠进去了，但只是站在院门口，用拐棍敲打着门框。有人出来，把一大块馍给他，他拿在手里，还不走，说：“给我舀上一碗酸菜浆水！”于是一碗酸菜浆水就很快来到他面前，他端在手上，放下拐棍，蹲下来，靠在墙上，脖子越扬越高，喝完后，并不把碗立即交出去，而是说：“再给一碗。”于是又一碗酸酸的浆水来了，这次，他的脖子扬起的速度减慢了。
他此次要饭，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可以自由走动了。
但是，他自由走动的真相是：
他从里面把院门打开了。
他反抗了，这真让我担心！
幸好，他只是重新失去了自由。对他来说，有饭吃，似乎比“自由”更重要一些。猫儿，或者猫儿的婆娘，多数人说是后者（好像猫儿的婆娘比猫儿更可恶些）——在紧挨门顶的门框上，砸了一排大钉子。七苗，有人数过。
七苗钉子，是门终于被打开后，人们看见的。
是谁发现猫儿大死去的？是小时候和老汉
一起放过羊的另一个老汉。这一个老汉从院墙上翻过去，喊叫，没有任何声音，进屋一看，老汉趴在冷如冰窟的屋里的地上，身子还在动弹，就急忙把他抱出来，放在外面的太阳底下。
晒了约半小时，老汉还是死了。
白
汪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今年刚刚退休，她家就在官道南边，与我家相距不足百米，想起她，我首先记起的是她温婉的声音和她叫我的小名的声音。上了学之后，老师大凡都要叫学生的大名，而汪老师一直叫着我的小名，声音柔柔的，拖得很长。我至今记着汪老师的一个动作：学校请来一个照相师，给毕业班照合影，照完后，接着给村里的一些老人和一些学生照。那时候极为穷困，家里不知为什么掏钱让我也照一张单人相，轮到我照时，坐在那么多目光前面，我羞着不过去，是汪老师把我拉过去的，汪老师笑着说：这虎鸣也知道羞呢。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我就更羞了。坐稳后，远处的照相师正要捏手中的快门，汪老师突然跑到我跟前，把我翘起的棉衣领子弄好后又跑开了。刚一跑开又翘起了，汪老师回身再跑，跑了两步又折回去进了办公室，取了个别针出来，别在我领子上。汪老师一定想不到她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会成为我的珍贵记忆。
我上大学时，某一年暑假回家，得知汪老师的女儿亚芳得了不治之症：胃癌，已经从医院搬回家了，而且，学校的院子里正在赶做棺材。亚芳和我妹妹爱梅是同学，人长得有点像汪老师，很招人喜爱，得病时正在读高二，学习也不错。当时，正是麦黄时节，家家的麦子差不多已经割倒在田里了，该抓紧运回来了。但人们似乎没心力上山干活了。午后，男人们挑着空担子上山前都要站在官道旁，对着汪老师家哀叹几声，女人们更是从家里议论到田里。我从女人们嘴里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词：娃娃芽芽儿。是说亚芳的，说她还是个芽芽儿，娃娃芽芽儿。我没盯住是谁的女人发明了这个词的。
“还是个娃娃芽芽儿！”这是原话。
我不知道汪老师那时在干什么，我很想去她家，安慰安慰她，但是，我不敢去，我哪有能力安慰汪老师呢，谁又能安慰得了汪老师呢？我很想听见汪老师的哭声，但是，我既没听到汪老师的哭声，也没见到她的人。我妹妹奋梅和爱梅去看过亚芳，回来说不了几句话就抹眼泪。我的两个妹妹说，汪老师瘦得不成样子，脸黑黑的，亚芳不让她离开自己，一清醒就要抓住汪老师的手。亚芳的状况越来越差，忽而清醒，忽而迷乱。每每陷入迷乱时，旁边的人就开始急不可待地给她穿“老衣”。据称如果不在咽气前穿好老衣，到另一世就会光着身子。因而，这是极端重要的事情。我很不习惯“老衣”这个词。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一个娃娃芽芽儿，也要穿那种旧时乡间绅士般的老衣吗？
但是，乡间的习惯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亚芳再小一些，比如，只是十二三岁，就简单了，用席子一卷，扔到某条山沟里就可以了。孩子再大一些，比如像亚芳这么大，勉强算是个大人，就不忍心一扔了之了。在海棠，大人的丧仪一般是极尽郑重之能事的。哪怕死者生前受尽虐待，死了之后，也要打扮成一个盛装的乡间绅士。老衣当然是新的，当然是绸的或缎的，而且是棉的、单的、夹的（春秋两季可穿的，介于单棉之间）各一套，还必须同时穿上去，不穿在身上是不算数的，等咽了气再穿上也不算数。人们急着给弥留者穿衣服的情景我见过几次，实在近乎疯狂，十万火急的样子，无数双手同时上去，脱旧的，穿新的。把单棉夹各一套衣服同时穿在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身上，难度可想而知。如果弥留者愿意在清醒的时候就“穿好衣服”，则另当别论。不过，只有看破生死的老人才愿意这样。而亚芳呢？一个娃娃芽芽儿，一个十六七岁的高中生，会是什么情形？
况且，她的病情是被隐瞒着的。她的老衣也更复杂一些，除了单棉夹三套之外，最外面还要加上特别的一套白，白色的孝服，有一个专门的词为“穿白”。凡是双亲尚健在的死者，都要“穿白”。你提前走了，你也得尽“孝”。
人们考虑到亚芳是一个念过书的女孩，给她准备的白，是一件白布连衣裙！穿在三套衣服的最外面。人们其实是希望亚芳再不要清醒过来的。但是，正相反，没过多久亚芳就醒过来了。亚芳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白”，撕扯着、喊叫着、踢打着，很不安静了一会儿，很快耗尽了体力，又昏迷了。这样折腾了几次，终于在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咽气了。这天，南山和北山上，层层梯田里，到处是未割或割倒的麦子，却人影寥寥。麦黄时节，虎口夺食的日子，人们却相当一致地染上了颓废症，连家门都不愿出。
粮 食
一个黄昏，二阿爷（二婶）背柴回来，叫我去她家。我就跟着去了。我跟着她，直接去了厨房，她把背斗放倒在灶洞口，然后坐在一个木墩子上，点火烧水。我坐在有些脏乱的厨房炕上，和二阿爷说着话。我看见，二阿爷每次从背斗里抽出一小把麦柴，塞进灶洞前，都要抖一抖，然后，再低头瞅两眼，瞅见一颗粮食，就捡起来，放在风箱上面的一个火柴盒里，我有些好奇地走过去，看到火柴盒里，有半盒麦粒。二阿爷知道了我在注意什么，就说：粮食颗颗儿是最值钱的东西，比金子银子都值钱，比钱还值钱，五八九年你装上一疙瘩银子，换我的一碗粮食我还不换。再说，五八九年你有一疙瘩银子，我没一碗粮食。现在的人把饿肚子的事情都忘了，把他爸爸妈妈饿死的事情都忘了。
我从二阿爷家出来，把二阿爷用火柴盒捡粮食的细节对母亲说了，母亲笑着对我讲了个故事，二阿爷为了捡粮食颗颗儿和孙子吵架的经过：
孙子问，你多长时间能捡一火柴盒盒粮食？
二阿爷说，半个月能捡一盒盒。
孙子又问，一火柴盒盒粮食能吃几口？
二阿爷说，能吃两口。
孙子说，我半个月省两口饭，你别捡粮食了。
二阿爷说，能行！
二阿爷说完“能行”二字，就悄无声息地下炕了，下了炕，从地上捡起自己的一只布鞋，把孙子压住，照准孙子的屁股狠打一通。
父亲去世后，先是被停放在堂屋地上的一块木板上，脸和全身都用白布遮了起来，头顶放着尖尖的一碗黄米干饭。黄米干饭旁是一盏油灯——半碗清油，用棉花搓成的捻子一头在油里一头在碗边，碗边的一端被点燃后，一直要燃烧到下葬的那一天，中途灯绝不能灭。灯一灭，父亲到那一世就永远是黑的，而且也要挨饿。
出殡的那天，阴阳先生先要驱赶父亲的灵魂，让它回到身体里去。所用的工具竟是粮食，是一碗杂粮——玉米、高粱、麦子、谷子、糜子之类，阴阳先生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把杂粮撒向四处，不是撒，而是带着一些力度，差不多是打了，打在墙上、地上、脸上。杂粮打在我脸上，疼得烧乎乎的，疼得有些惊心动魄。
农民一年也要缴一些税和费的，费这一部分，前些年叫“两金一费”，后来改为一个名称：统筹费。据说，名称变成一个了，但数量有增无减。农业税，加上统筹费，人均一百元左右。一家农户如果是五口人，就要缴五百元。我可以
想象，一户农民一年拿出数百元缴税和费的内心感受。绝大多数农民实在是太穷了，依靠土地吃饱肚子问题不大，但是，也仅仅是吃饱了肚子而已，一年缴几百元的税和费，其难度可想而知。后来，收税的税务部门和收费的乡政府想出一个办法，将税和费转换成粮食任务，让农民直接把粮食任务缴到粮库，然后税务部门和乡政府与粮库分别结算税与费。
拒不缴税（费）者也属常有。
这些农民被称作“钉子户”。
乡政府想了一个好点子，让各村的小学老师去攻“钉子户”。给每一个小学老师摊派几家“钉子户”，收来的税和费顶替你几个月的工资，收不来，你就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个别能抹下脸皮的老师倒也不难，比如，实在不行，就住在“钉子户”家里，吃在“钉子户”家里，直到“拔掉钉子”。但脸皮薄的老师毕竟占多数，“钉子户”一般都理由十足，而且十分“难缠”，多数小学老师说几句话就脸红，根本不是对手。于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宁可领不到几个月的工资，也不愿颜面丢尽去碰“钉子户”。
比较起来，中学教师就有脸得多。他们每年有两个月领不到工资，这两个月的工资被称作“档案工资”，人人如此，已经十几年了，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不抱希望，权当一年不是十二个月，而是十个月。除此之外，每年还有一两个月的工资，是用粮食顶替的，发给你粮票，凭票去粮库领略略低于市场价的粮食，不过，领出来的粮食往往用最低的市场价也难卖出去，因为这大多是粮库里积存多年的旧粮。
我的同学有禄在中学当老师。一天，有禄把顶了一月工资的一千六百斤麦子打出来，运回家，一边把粮食倒进柜里一边嘀咕：他*的，这老师当不成了。话音未落，被村里人称为碾子背后老汉（因家住在旧时的碾子背后而得名）的有禄父亲就破口大骂：日你妈，你一个月挣下的粮食，农民要辛辛苦苦种一年呢，你月月有个麦子黄，农民一年等一个麦黄七月，遇上荒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狗日的你还有啥不满足的！有禄想不到父亲会发火，而且还真生气了，但父亲的话又凿凿有据，令他无言可对。
就是这个年近八十的碾子背后老汉，对粮食的态度极为有趣。由于儿子有禄每年都能领回来两三千斤粮食，而家里的地也没有荒着，由有禄的弟弟福平耕种，每年也能收个几千斤，于是，粮食越放越多，柜里面放不下，老两口的棺材也用上了。有禄多次给父亲建议：把余粮卖掉，变成钱，将来没粮吃了用钱再打，而碾子背后老汉就是不认这个理，总觉得家里存下粮食比存下钱心里踏实得多，再来个五八九年也不怕。更有意思的是，碾子背后老汉总是坚持吃最早一年的存粮，绝不乱吃，也绝不吃当年的新粮。有禄的姐姐家在北山后面，年年歉收，碾子背后老汉时不时地送粮食救济她，奇怪的是：老汉只舍得把刚打下的新粮送给女儿！女儿和女婿当然不好意思，不要新粮，要旧粮。老汉却硬是宁舍新粮不舍旧粮。这便成了一大笑话，官道里的闲人时不时会讲起来。
挨 刀
去年八月，我回过一次老家。我坐着朋友的一辆桑塔纳，进村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多，村子里已经黑尽了，大部分人都睡了。当晚住下后，转眼到了次日早晨。吃罢饭，邻居家的一个大肚子婆娘进来了，说：“四爷（我辈分高）你昨晚上差点把我吓死了。”我问原因，她笑着说：“你的车一响，我们还以为计划生育干部来了，赶紧翻过墙就跑，连鞋都没穿上，跑了几十步，才知道是你，又光着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