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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起兵，说是朝廷中出了奸臣，因而称自己的造反为“靖难”。现在“奸臣”已经放逐，朱棣起兵便失去了口实。但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否奸臣，皇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如果说朱棣起兵之初对这次“靖难”胜利与否尚无把握的话，那么，现在经过了两年多的较量，朱棣已为自己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固然，朱棣曾在白沟河被困，在济南受挫，在东昌败北，但总的来说，朱棣毕竟已经打出了北平一隅之地。北平、大宁、保定一带，均已在朱棣的掌握之中，如今更迫使朝廷放逐了它的两位肱股重臣，哪怕是名义上的放逐。时至今日，朱棣能够善罢甘休吗？他能够为朝廷的拙劣策划所欺骗吗？绝对不能。但朱棣懂得，要获得真正的胜利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而且，他十分懂得舆论的力量。如果说，在起兵之时他指斥奸臣乱政，朝廷加罪还会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的话。那么，如今朝廷不计其谋叛之罪，主动放逐所指奸臣，朱棣再不撤兵甚至仍无所表示便于理难容了。然而朱棣绝不会按朝廷划出的道走。他首先要申明“是非曲直”，向天下宣告自己是无罪受罪，继而，他尖锐地指出如今朝廷不过是“外示窜逐之名，而中实主屠害宗藩之志”，朝廷的既定方针并没有改变。君不见“德州之兵日集”，“复闻召募民间子弟为兵”！他以“叔父”、“至亲”的名义要求朱允炆“下哀痛之诏，布旷荡之恩”，既要承认错误又要实际撤兵，不如此，这场战争将继续打下去。按朱棣的说法，曲在朝廷，而且朝廷应该首先撤兵，至于自己则是在被迫自救。球又踢回到朝廷一边。
却说朝廷虽表面窜逐齐、黄而仍用其谋，且实遣其出四处募兵。这时，方孝孺成为朝中的主要谋臣。此人虽博学方正，但缺少机变，不善权谋，与朱棣、姚广孝之老谋深算，适成对照。
朱棣的上书送到南京，方孝孺认为这正是缓滞燕兵的机会。他向建文帝提议对朱棣的上书给予回答，可以用来松懈燕兵的斗志。书信往还至少也需一两个月时间。燕军久驻大名，又将值暑热淫雨季节，不战自罢，这期间，官军各路兵马已逐渐集中，只待远路的云南军队来到，便可对燕军展开大战。方孝孺还建议，调辽东军马攻永平，调德州军马扰北平，其根本之地受敌，必然撤兵归援，那时，大军齐集，追蹑其后，定可一举而破燕兵。方孝孺敦促说：“事已垂成，机不可失。”
建文帝听了方孝孺的议论，觉得他的主意不错，决定派遣大理少卿薛岩等■诏到燕军宣布休兵。建文帝令方孝孺草诏，大致说：赦免燕王父子及诸将士之罪，使归本国，勿预兵政，仍复王爵，永为藩辅。
四月十六日 ，薛岩■诏北上燕军，他随身还携带了数千张用小黄纸印的宣谕，到燕军秘密散发，以使燕军将士都知道朝廷的钦令，不要再追随叛贼。
薛岩■天子诏，来到燕军。朱棣读罢诏书，冷笑说：“帝王之道，自有弘度，发号施令，昭大信于天下，岂可挟诈，以祖宗基业为戏耶！”岩等俯伏惶恐久之。朱棣说：“诏语如是，尔承命之言何如？”岩曰：“但欲殿下释兵，来谢孝陵，则兵可息。”朱棣曰：“宗藩阽危，祸难不已，社稷深忧，必执奸丑献俘太祖，以谢孝陵，我之愿也。所典之兵，受之皇考，以为护卫，用备不虞。制度已定，难以更改。今欲释兵，是以徒手待缚，此奸臣谬计，欲以欺人，虽三尺童子不为所罔矣。” 朱棣说着手指怒目金刚般的侍卫将士说：“有丈夫者！”薛岩惶恐不能回答。诸将士持刀按剑，喧哗不已，要求杀死薛岩。朱棣自然也不相信诏书中关于撤军的许诺，或者说他自己根本不愿接受朝廷提出的条件。然而他知道现在朝廷既然放逐齐、黄，既然派来命使，他也不能表现得气量过于狭窄。现在是他争取天下舆论的时候。他拦住愤怒的将士说：“奸臣不过数人，（薛）岩天子命使，毋妄言！”
在众怒目环顾之中，薛岩战栗不已，流汗被体。他倒不一定是怕死，他自己也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个场合本当慷慨陈辞，舌战群儒，而如今为什么说不出话来，这样岂不有辱使命了吗？朱棣的话虽为他解了围，但他的心并不因此而安。朱棣对诸将说：“吾见薛岩等言媚而视远，此来觇我虚实，非求和也。宜耀武以示之。” 于是，他传令各军集合列队，请朝使检阅。薛岩整理衣冠，振作精神，根据朱棣的安排阅视燕军。官军在前线失利，这是举国都知道的事实，但数十万官军为什么竟会与燕军不能相敌呢？薛岩也真想看看燕军究竟如何。薛岩随燕军中官登高阅视，只见燕军营寨相连，一望无边，据说绵亘百余里。营间戈甲旌旗照耀原野，将士驰射操练，钲鼓宣呼，震天动地。薛岩本一介书生，虽身为大理少卿，但未尝亲军旅，如此阵势，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燕军如此强大威武的军容，不禁令薛岩暗中咂舌。作为天子命使，薜岩受到款待，在燕军中一连停留数日。他对燕军的更进一步了解，使得他对这场战争还能否打下去产生了怀疑。他来这里，本来是为了传布钦命，劝说燕王，想不到却几乎成了燕王的精神俘虏。
朱棣派中使送薛岩出境。临行，朱棣对薛岩说：“归，为老臣谢天子。天子于臣至亲，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产兄。臣为藩王，富贵已极，复何望，天子素厚爱臣，一旦为权奸谗构，以至于死。臣不得已，为救死耳。幸蒙诏罢兵，臣一家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臣将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惟陛下命之。”
朝廷不相信朱棣会就此罢兵。朱棣也不相信朝廷会真的遵守诺言。双方都在故作姿态，要求对方做出实质让步。
薛岩回到南京，向建文君臣报告此次燕军之行。他带回来一个信息，燕军军容整肃，上下一心，战场上既不好对付，用计谋也难于使其上当。
在使命往还之时，燕军与官军之间的较量并未停止，双方都在做出新的布置，勿宁说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大战。
薛岩出使燕军是在四月十六日，就在五天以后的二十日，总兵官盛庸便令驿马传书吴杰、平安，领兵会合德州以图北进。薛岩离开燕营后不到十天，彰德各处及德州的兵马便袭击了燕军的运粮兵，杀死数百人，活捉了指挥张彬。五月十五日，官军再袭击燕军饷道。官军的行动令朱棣不能容忍，总兵官调兵的驿书，又被燕军截获。这些，都成了朱棣拥重为逆的新的口实。为博得舆论的同情，说明曲在朝廷，朱棣于十五日派指挥武胜再次上书朝廷，质问朝廷“遣使息兵”是诚是伪。并表示如此下去，绝不息兵。上书说：
张设机阱，以相掩陷，令人岂能自安？且欲令释兵，可乎，不可乎？德州、真定之兵朝散，我夕即敛师归国，今兵势四集，纲罗四方，不能无畏，是兵绝不可离，离则为人所祸。此不待明者而后知也。
朱棣进一步蛮横狡辩，说自己拥兵是奉了“皇父明训”，他指的是朱元璋在世时曾命他节制北平、辽东、大宁、宣府的军马，既然受命于太祖，那么“岂可委捐”？十分明显，这种狡辩是不合逻辑的。朝廷要朱棣撤兵，可以说与朱元璋命他节制诸军毫无关系。朱棣说，如果朝廷真的“以社稷为重，宗藩为心，宣大信于天下”的话，就不会计较燕军所控制的蕞尔之地了。这就更加无理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如果任何一位亲王都可以凭借武力，随意占领“蕞尔之地”，那将置朝廷于何地？最后，他又摆出一副只有他才是祖业维护者的架子。并企图用“亲亲之义”打动建文帝，而其核心要求是朝廷撤兵：
思维父皇创业艰难，子孙不保，如此之际宁不寒心。今兵连祸结，天下频年旱蝗，民不聊生。强凌弱，众暴寡，饥民逢聚，号肃山林，相扇为盗，官府不能禁制。其势滋蔓，势有可畏。祖宗基业将见危殆，所谓寒心者此也。抑未知虑至此否乎？
夫天下，神器也，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伏望戒谨於所易失，而持守於所难得，体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亲亲之义。我弟周王久羁绝缴瘴疠之地，恐一旦忧郁成疾。脱有不讳，则上拂父皇母后钟爱之心，下负残杀叔父之名，贻笑于万载矣。昔汉文帝称为贤君。“尺布斗粟”之谣，有损盛德，至今人得议焉。诚愿采择所言，矜其恳切，早得息兵安民，以保宗祧，恩莫大焉。”
然而建文帝不为所动，将武胜逮入锦衣卫监狱。
望不到尽头的战争
朱棣得知武胜已被逮入狱，知道使节战就到此为止了。它无异于朝廷决定与燕军再次开战的宣言。
朱棣说：“今武胜既执，则志不可转。自古敌国往来，理无执使，但执使，即为挑衅。其所以若此是必欲见灭我矣。岂能匏系于此，为人所制乎？”
朱棣分析官军形势，认为其精锐皆集中于德州，其资粮皆须经过徐、沛。他决定调轻骑数千，烧其粮船。如此，则德州之饷必不给，众必瓦解。然后严师待之，以逸击劳，以饱击饥，可以必胜。于是，朱棣派遣都指挥李远等率六千骑，扰官军饷道。
为了靠近官军，使之不疑。李远等人换上官军的甲胄，但又恐两军临阵，彼此不分，便约定临战时每个战士都要在身后插上一把柳枝。李远等人直驱东南，渐入官军控制的地区。他们一路来到济宁谷亭、沛县 ，敌人竟未发觉。李远将军兴以来官军在此的全部积储付之一炬，粮船数万艘、粮数百万尽行焚毁，军资器械俱为煨烬。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漕运军士惊骇而散。这一仗不仅使德州驻军的粮饷难以为继，而且震动了京师。盛庸听说官军粮饷被焚，派裨将袁宇领步军三万，邀劫其归路。李远知袁军迫近，便在村中设伏兵，而以少数骑兵将敌兵诱入埋伏。官军大败，战死万余人，损失战马三千匹。
朱棣驻军大名，在派兵赴沛县前后，分兵骚扰彰德。彰德在河南，由都督赵靖率师把守。府东北有尾尖寨，为晋以来所置古堡。地当要冲，路经险隘。官军在此也驻有军队，并动员当地百姓共同把守。以阻挡燕军饷道，与彰德相犄角。朱棣设计，派骑兵数人每日往来于彰德城下，扰其樵采。守军来追则引去。城中乏薪，不将已，往往拆屋为炊。这时朱棣说：“贼窘迫，遥见人少，必来追，吾必擒贼，使其闭门，不复敢出。”于是，派入伏兵于城旁山麓，另派几名骑兵到城下诱敌。官军果出城来追，正中埋伏，仓皇奔入城中，从此不敢出城。继而，朱棣派兵进攻尾尖寨。通向尾尖寨的路十分狭窄，只容一人通过。元末大乱，乡民聚众自保，虽仅数百人，但数万兵攻之不能破。朱棣观此形势，认为硬攻不易得手，只会白白死伤士卒。他决定暂缓进攻，待敌人稍有麻痹，再以计攻之。不久，燕军出钱觅得一个熟悉路的人为向导。命都指挥张礼带兵千余，乘月夜往攻尾尖寨。这天傍晚，下着小雨，张礼屯兵寨下。他挑选了勇士十余人偷偷攀登近寨，杀死守关者，留其一人引路直抵寨门。燕军突然举炮，守军惊乱。张礼向寨中大呼：“我先锋也，大军已驻寨下，尔等速降则生，不降，其大军且至，即破关，欲降无及矣。”
守寨军民以为其寨不可守，纷纷投降。既而林县守军也率众举城而降。
尾尖寨既下，朱棣派人前去招降赵清。使人入彰德，说明来意，赵清令其传话给朱棣：“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许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使者回报朱棣，朱棣甚喜。他想到了攻下南京之日，天下传檄而定，谁敢不从。于是便放松对彰德的进攻 。
燕军逐渐南进，离北平日远。南进既不能速决，北平则颇有后顾之忧。这时，驻守真定的平安料定北平空虚，便率兵北上进攻北平。官军营于平村，离城五十里，扰其耕牧。燕世子朱高炽督众固守，遣人急驰南下燕王军中告急。朱棣正担心德州的官军可能会乘虚北进，却没想到平安军会进攻北平。燕军急还师至真定 。接到世子送来消息，说是北平被围，朱棣召都指挥刘江商议对策。刘江慷慨请行，并表示正在考虑如何对付。这时朱高煦也请求与刘江一同先行北上。刘江说，就这样走不行，如此疲于奔命，徒为敌人耻笑。过了一会儿，刘江计上心来，对朱棣说：“臣策成矣！”朱棣十分高兴，招呼备酒送行。刘江与朱棣约定：“臣至北平，以炮响为号。二次炮响则决围，三次炮响则进城。若不闻第三炮则臣战死矣。臣若入城中，既闻外间救至，则守城军士勇气自倍。宜令军士人带十炮，为殿者放炮常不绝声。则远近皆谓大军既来，平保儿必骇散矣。”保儿是平安的小名。朱棣大喜。决定就照刘江说的办。于是，他派都指挥刘江率千余人回北平。令其一路要虚张声势，造成大军回师的假象。他还嘱咐说：“汝引兵渡滹沱河，由间道而行，张军声，多设间谍。若遇贼少，可击则击之。若贼众我寡，便昼为疑兵，多引旌旗，相屑不绝；夜多张火炬，使钲鼓相应。贼必谓大军回，惧而不进。汝急趋入北平。若贼来侵境，会守城军兵共击之。”
但是虚张的声势，并没有使官军放弃袭击北平的行动。刘江回到北平，会北平守军出击官军，平安才败走，还师真定。
这时这场打了两年有余的战争已经渐入胶滞状态。朱棣大军徘徊转战于北平河南之间，难于向南推进，官军阻止了朱棣的攻势，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扼制燕军，而燕军骚扰饷道，又给官军带来了很大困难。交战双方都想要摆脱这种局面，都在寻找新的机会。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为世子，此时正坚守北平，但朱棣并不十分喜欢他，而更喜欢狡黠聪慧的朱高煦、朱高燧。朱高煦随朱棣靖难军中勇武善战，不仅多次立有战功，而且曾救朱棣于危难，因而最受朱棣钟爱。朱高煦本人当然也觉得凭自己的本领，不该屈居人下。他也明白，如今随父王靖难，目的在于夺取皇位，而朱棣一旦做了皇帝，那世子就会成为太子，成为当然的皇储。这似乎不太公平。如此出生入死，岂能为他人做嫁衣裳！燕府宦官中有位黄俨，与朱高燧甚为要好。他知道朱高燧的心思，也了解朱棣的偏爱。他与朱高燧共谋排陷朱高炽，同样意在取而代之。
陕西布政使司佥事林嘉猷，是方孝孺的学生，与方孝孺同为宁海人。这位佥事在洪武年间以儒士身份赴四川校文，建文初年入史馆为编修。他曾因事到过燕王府中，知道朱棣、朱高燧与朱高炽之间的矛盾。这事他曾对方孝孺说过。 此时，南北战争相持不下，方孝孺认为这将是个可乘之机。他向建文帝建议利用这一矛盾，使朱棣、朱高炽父子互生嫌疑，迫使朱棣撤兵安定后方。于是，建文帝命方孝孺给朱高炽写信。派锦衣卫千户张安暗中带往北平，送给朱高炽。
朱棣带众兄弟南征北战，朱高炽留守北平，为自身计，当然也会竭尽全力。他知道朱棣并不喜欢他，而朱高燧又处处与之为难，自感处境艰难，因而时刻惕励，事父王兄弟惟恐不谨。这时突然见到朝廷送来密信，不禁大惊。南北兵戈相见，实为寇仇。虽然交战双方信使往还并不逾常情，但既为天子命使，为何不光明正大地送来而要派人潜身密行。其中必有奸计。一封密信已经将朱高炽置于尴尬之中。且不论信中所言何事，只要朱高炽接了，便会在朱棣面前落得个与朝廷私相往来的罪名，若不接此信，也无法向朱棣解释为何朝廷来人与自己联系。朱高炽不免犯难。
朝中来人传书世子早在北平弄得满城风雨，朱高燧、黄俨自然完全知道。他们认为这件事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打击世子的机会，因而一听到消息，便抢先派人驰赴军中向朱棣报告。
朱棣六军在外，时刻惦念家中，听说北平来人便急忙传进，原来是朱高燧寄信来，说是朝廷与世子通密谋，命其归顺，许封王爵。朱棣不禁大惊。朱棣最担心的是后方不稳，归路截断，朱高燧的话绝非子虚乌有，不敢深信而又不能不信。朱棣与世子之间嫌隙已非一日，他乘朱棣率师在外而与朝廷联手也并非没有可能。朱棣问这时侍立在旁的朱高煦，高煦自然不会站在世子一边，他说，世子从来便与皇太孙朱允炆相友善，高燧所报绝不会错。朱棣怀疑渐重，且渐生怒火。已经在盘算如何除去此心腹之患。正在此时，帐外忽报世子信使到。原来，朱高炽与谋臣商议，终决定对朝廷的信不启封，将其连同送信人张安，一同送往朱棣军中，以此表明心迹。朱棣先读世子来信，又拆读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