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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得到了考查,问题得到了回答。如今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着手进行总结,并以横遭凌辱的人道之名宣告判决。上帝的追随者,“un étudiant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的学生)”,米圭尔?塞尔维特其人,遭到了杀害。是加尔文对他提起了控诉,也是加尔文教唆了对他的审讯;而日内瓦市行政会,则负责实施了这项犯罪。对此案精神方面的复审,可见上述的两方,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都逾越了管辖权。市行政会“根本无权对精神上的过犯进行判决”,而加尔文则罪行更重,是他将这一责任,强加在市政当局的身上。“在你和你的同案犯们证词的影响下面,市行政会将此人处以死刑。然而在此一问题上,市行政会既无资格行动,亦无能力分辨,一如盲人无法分辨颜色一般。”于是加尔文犯了双重的罪行:教唆罪和那可憎行为的实施罪。且不论怎样的动机令他将不幸的塞尔维特投入烈火,他的行径却是罪大恶极。“你之处死塞尔维特,或因他思考了自己所讲的话,或因他依凭内心的信念,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若你单凭他讲出内心的信念便将他处死,这就是因他讲了真话而杀他——即便他讲出的东西有错误,因他不过讲了自信为正确的东西,故不失为正确。另一方面,若你单凭他观点错误便将他处死,则你的责任是在实施极刑前,先试图用你认为正确的观点说服他,起码该从《圣经》当中找到证据,证明对那般错在信仰坚定的人,除去因他们的错误而一概处死,绝无他路可走。”加尔文毫无正当理由,便杀害了一位持不同意见者,这正是犯了罪,犯了有预谋的三重杀人罪。
有罪,有罪,有罪!如同号角三度震响,卡斯特利奥将判决公诸世界。人道,这至高的道德权威,已经做出了裁定。然而身后的补赎,无法令死者复活,因此恢复死者的荣誉,又有何裨益?不,如今的关键,是要将不人道的行径钉上耻辱柱,以保护生者,这样才能避免无数类似的行为再出现。绝非只有约翰?加尔文其人该当受谴责,他那些充斥着恐怖压制之类骇人教义的著作,也应判为不合人道。“你岂不看见,”卡斯特利奥问那受他判决的人,“你的著作和行径将会引向何处?许多人坚称,他们是在捍卫上帝的荣誉。自此以后,那般企图屠杀人类的‘上帝的捍卫者’,将会援你为证。他们会仿照着你走那灾难深重的道路,他们会像你一样以血玷污了双手。他们也会像你一样,将持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架。”这危险的狂热分子绝不孤立,这是狂热主义的罪恶观念;自由精神的人们,固然要反抗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反抗独断专行、嗜血成性,更要反抗乞灵恐怖来达到目的的观念。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写于百年宗教战争爆发之前,这使得他的话变成了预言。“靠你嗜血的祈求,早已是血流成河,而且远无止境,最残酷的暴君动用大炮,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怜恤可怜的人类,让王侯将相张开眼睛,停止那残忍成性的行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生性温和,力主宽容,然而虑及遭受追捕迫害的人们的苦境,仍无法置身事外。这痛苦促使他绝望地放声呼告上帝,祈求赐予这世界更多的人道。于是在我们援引的反驳当中,他那雷霆般的声音,诅咒着一切因其狂热的仇恨而破坏和平的人。在著作的结尾,他写了下面一段壮丽的祷文:“早在但以理时代,这种臭名昭著的宗教迫害便已经横行无忌。那先知的敌人们,发现他的作为无懈可击,便勾结起来,对他的信念展开攻势。今日的事件,正是如出一辙。一旦在敌人的行为当中找不见漏洞,人们便对他们的‘教义’舞刀动棒;而当权者没有主见,易于说服,令到这样的伎俩极尽机巧。于是那般高声倡导着‘教义神圣’的人,总是要压迫弱者。哦,他们那‘神圣的教义’,耶稣在最后审判日必会弃若敝屣,因彼时他必审判行为而非审判教义。当他们对他讲,‘主啊,我们是你的信徒,依你的教诲而行’,他便会答道,‘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
第八章、暴力消灭良心
绝少有哪个精神暴君像加尔文一样,在卡斯特利奥的《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当中,遭受过如此激烈凶暴的攻击。不难想象,它那根本的真确与明晰,教给哪怕最冷漠的人,如不立即反抗日内瓦的暴力弹压,新教下的思想自由,乃至欧洲思想家的普遍自由,都将会丧失净尽。由所有方面的可能性判断,经过卡斯特利奥对塞尔维特受审被杀一事无懈可击的论证,西方世界的正直人士准会赞同他的判决。在这案件当中,如此可怕的攻击打倒了被告,害他定然一蹶不振;卡斯特利奥的宣言,必能结束加尔文毫不妥协的正统势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一切都平安无事!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势,这辉煌的宽容呼吁,俨然未曾产生丝毫的效果;那理由简单之极,也残酷之极——便是在当时,卡斯特利奥的《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未能获准出版。在加尔文的教唆之下,这书还未及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便给检查制度扼杀掉。
当该书的手稿,已由作者在巴塞尔的朋友之手传阅开来,日内瓦的统治者终于靠暗探的协助,晓得卡斯特利奥要出的书,对他们的权威将是何其危险的挑战。他们立即还击,狠狠地还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压倒优势的国家组织要对抗孤立无援的个人,这真是何等可怕的事情。那加尔文只因塞尔维特与他的观点不同,便能逞起凶心,将他活活烧死;如今,靠了单方面的检查制度,他又能防止自己的凶暴行径遭指责。至于卡斯特利奥,希望以人道的名义抗议加尔文的暴行,他的话却无人倾听。诚然,一个自由市民,还是个大学教授,巴塞尔城本无理由禁止他展开书面的辩驳;然而加尔文实在算上个战术高手,却把一切操纵得驾轻就熟。他的工作,透过外交途径进行下去。于是由日内瓦城,而不由公民加尔文,拟就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专为反对卡斯特利奥对“教义”展开的攻击。结果,市行政会和巴塞尔大学便遇到个痛苦的选择:要么禁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工作,要么维护他的工作,而与最强大的城市之一相对抗。在这世界上,强权往往战胜了公道,权力每每征服了道德。巴塞尔市的议员们老成持重,宁可牺牲一介学人,不想拿脑袋去撞南墙。于是他们颁发禁令,不许出版任何算不上严格正统的著作。这禁令便使得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也令到加尔文兴高采烈:“Il va bien que les chiens qui aboient derrière nous ne nous peuvent mordre(疯狗叫啠',何必怕它咬)。”
一如塞尔维特被熊熊的柴堆窒息了声音,如今卡斯特利奥是被检查制度箝住了嘴巴。恐怖手段又一次保住了“权威”;卡斯特利奥身遭重挫,无法写作——不,还要更糟,他被剥夺了替自己辩护的权利。凯旋的敌手以加倍的狂怒还击他,却不许他挥拳进攻。过了足有一百年,《Contra libellum Calvini(驳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于是卡斯特利奥在这小册子里的话,毋宁是明确的预言:“己所不欲,你何以施之与人?我们争论的纯属宗教问题;那末,你为何要箝住对手的嘴巴?”
面对着恐怖统治,绝无呼告可言。卡斯特里奥沮丧委靡,只得忍受。那样的时代强力凌驾于精神,对被压迫者而言惟有一点聊以自慰,便是对得胜者的凯旋表现彻底的藐视。“你的言语和武器,不过是一切专制统治惯用的伎俩:它们能助你统治俗世,却无法帮你控制思想——你的统治植根于强制,而绝非上帝之爱。我不羡慕你的权力,也不妒忌你的武器。我有的是别一种权力,别一种武器——坚信我的清白无辜,坚信上帝会给我援手,赐我恩惠。真理或能暂时被世上那盲目的‘正义’所压倒,却无人能压制真理于永远。莫要瞩目那戕害过基督的尘世审判,莫要计较那只令暴力事业得胜的判决。上帝的王国,绝不存在于尘世之上。”
恐怖又一次得了上手。不幸的是事实上,加尔文的世俗权力因他的罪行而有所加强。编年的史册里,就找不到故事书里那般诗情画意的公正。我们得接受这一个事实,便是历史云者,这书面的万神殿,其作为本没有道德不道德之分。它不去惩恶,也不去扬善。因它的基础是强权而非公道,它往往将胜利分给那强大的人;于是在世俗事务方面,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总会助你成事,而绝不碍你手脚。
加尔文的严酷无情固然备受攻击,他却清楚得很,惟有一件事情救得了他——便是更加严酷无情地使用武力。历史上总找得到这样的法则:动用了武力,便无法适可而止;建立了恐怖,就必得登峰造极。塞尔维特审讯期间以及审讯之后对加尔文的反对之声,倒叫他对自己的想法坚信不移,认为以一个独裁统治者而言,惟有对敌手极力弹压、残酷恫吓,惟有对反对行为无情扑灭,方能巩固极权的权力。起初,加尔文是限于控制选票,好令到市行政会里的少数共和派陷于瘫痪。行政会的每一次会议,都有一批法国来的新教流亡者,给批准授予日内瓦的公民权,于是便可以参加投票——这般人,在物质方面和道德方面,本是惟加尔文的马首是瞻。于是市行政会的观点,就被加尔文的意志取而代之。他的门徒塞满公职,共和派的影响力逐渐瓦解。老派的日内瓦爱国分子们倒是很快发现,举荐那般外国人的工作进行得颇有系统;然而这些民主派人士,当初曾为日内瓦的自由事业洒过热血,而今感到不安,却已失之晚矣。他们秘密聚会,讨论如何能从那清教徒的魔爪之下,拯救残存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日益紧张,本地人和移民间的街头斗殴日益频繁。诚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为重——只有两人被石块击成轻伤。
然而加尔文就是在等一个借口。如今,他便能开始他蓄谋已久的政变。小小的摩擦,被夸张成“骇人的阴谋”,据称“惟靠上帝的恩惠”,才得以平息。独裁者的另一次打击接踵而来——他逮捕了共和派的各位领袖,也不管他们与骚乱绝无关联。他们被上了拉肢架,直到独裁者取得他希望的供述——据说,那般反对加尔文的人,正计划进行一次大屠杀。他们要杀掉加尔文及其信徒,将外国军队延请入城。这所谓阴谋的“坦白交代”,乃得之于残暴之极的刑讯;“叛逆大罪”一经“证实”,刽子手便有了用武之地。所有反对加尔文的人全被处决,即便那分歧意见微不足道——惟有逃出日内瓦的人,才幸免一死。到“正义”成了事,城里只剩下了加尔文一派的政党。
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既经清洗,加尔文既已高枕无忧,他总该变得宽宏大量才是。然而读过史书行传的人都晓得,自从修昔底德、色诺芬与普鲁塔克的时代以降,得胜的寡头总要更其严酷。这便是暴君们永远的悲剧——谁若具有独立的精神,总会叫他们胆战心惊,即便那人给他箝口缴械,他的畏惧可是不减。对手或许已经一败涂地,一声不响;可只消他拒不厕身暴君佞臣奴才的行列,留他在世总不免叫人烦恼。如今加尔文既已翦除了全部政敌,余下的惟有一人——于是这神权统治者,他的一腔愤怒便集中在这一人身上。那便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然而向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卓有成效的进攻却殊非易事,除非能诱他打破自己谨慎的沉默。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绝少能持久战斗下去。那党派分子惯用的伎俩,连同他对改宗者的不断追捕,在他们眼里实在不配个智者。既经把真理论证完毕,他们便觉得一再的抗议纯属多余。他们绝少能做个宣传家。在塞尔维特案件当中,卡斯特利奥讲出了要说的话;为记念那殉难的西班牙人,他做过了绝好的辩护;对暴力压制良心的行径,他进行了当时最最有力的谴责。然而时机不利;他总不至于看不见,强力总还会煊赫一时,不知尽头。因此他决意等待下去,直到得着进一步的保护,能重开宽容与不宽容的争战。他深受挫折,然而信念依旧,便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巴塞尔大学到底让他当了教授;他自视为平生最重要的工作,将《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的工作,也即将完成。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偃旗息鼓,绝不撰文论战。
然而,加尔文与日内瓦人从暗探那里得到消息,说他在大学里朋友的小圈子当中,还继续散布着人文主义思想。他的双手已遭束缚,却还有自由讲话的可能;那般不宽容的十字军,发现在学生中间,他反预定论无可辩驳的论证越来越有市场,不由得大为恼怒。一个人只消活在世上,其力量便足以发挥无与伦比的道德影响,因他的精髓会传播至辽远的范围,他的信念会如同投石入河,将涟漪传扬开去。卡斯特利奥既然不肯低头,就必得将他消灭。他们便设了个圈套,要诱他重回“异端”的战场。他们找了个他的大学同事,此人愿意充当挑起争论的角色。他写了封友好的信件,暗示他的问题纯属神学范畴,要卡斯特利奥就预定论发表意见。卡斯特利奥同意进行一场公开辩论;然而听众里有人跳起来骂他异端,害他几乎无法讲话。卡斯特利奥立刻晓得出了什么事。他不再替自己辩解,免得落入圈套,给敌手提供指控的口实。他中止了辩论,那同事也不想继续反对他。然而日内瓦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又生了一计。他们一次次挑战要求公开辩论,卡斯特利奥置之不理;他们散播谣言,发表文章,企图逼使卡斯特利奥公开应战。敌人们嘲弄他译的《圣经》,辱骂他写了匿名黑文章;最可憎的流言蜚语满天飞——活像一声令下,暴风骤雨便从四面八方向他兜头落下来。
狂热分子们处处肆虐不已,令到所有不抱偏见的人文主义者心里清楚,这虔诚的杰出学者,不仅给褫夺了言论自由,他们还企图加害他的肉体生命。恶毒的迫害,唤起许多对他友好的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的前辈梅兰克森,投身于支持卡斯特利奥的阵营,而且简直做得颇为卖弄。如同早年时的伊拉斯谟,如今梅兰克森同样惹些怨气冲天的人生厌,因他不像他们一样,认为生命的意义植根于争斗而非和解。他给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写信,其中讲道:“冗事所累,一直未与你通信。令我缄口不言,个中原因还有一端,便是我极遗憾地看到,那些聪明高尚的朋友何其深切地误解了我。然而因你作品的风格,我对你永远极尽尊敬。谨以此信表达我对你的全面赞同,并证明我诚挚的同情之忱。我相信我们将基于永恒的友谊团结起来。
“你正当的控诉,既针对当前的意见分歧,亦针对某些人对真理之友进行的野蛮攻击,如此种种,令我满心的忧虑日益加深。古人传说,巨人族乃生自泰坦的鲜血。同样,那般企图支配朝廷、家庭与群氓的新派诡辩家,相信学者是他们实现目的的阻碍,他们乃生自僧侣的谱系。然而上帝会清楚,如何保护他余下的羊群。
“我们必像哲人那样,对无力改变的一切隐忍以待。我觉得对我的痛苦,年龄不失为一剂解药。我只盼不久便进入天国,好远离如此残酷搅扰尘世教会的狂风暴雨。若我一息尚存,我会很高兴与你讨论各种问题。再见罢。”
梅兰克森这封致卡斯特利奥的信,立即传出了无数的抄本。他希望写这封信,能有助于保护卡斯特利奥,并且警告加尔文,不要再疯狂迫害那伟大的学者。绝无疑问,梅兰克森对卡斯特利奥的赏识,影响了整个人文主义世界;甚至加尔文的若干好友,也劝他达成和解。比方说,有名的学者和神学家弗朗索瓦?博杜安便给日内瓦写信道:“如今你们该晓得,你们对此人的迫害令梅兰克森痛苦,他也绝不首肯你们那些自相矛盾的话。你们老是将卡斯特利奥说成撒旦二世,同时又夸梅兰克森是天使,如此种种有何意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