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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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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瓦的公民不得进入客店;不等念完祷词,店主人也不得向客人供应饮食。一般讲来,旅店的老板都要受命监视客人,严格留意每句可疑的话语、每个可疑的举动。非经特许,任何书籍都不得印行;向国外写信,也在禁止之列。禁止圣像,禁止雕塑和音乐。甚至赞美诗,条例宣称“务必留意”避免沉耽曲调,而不注意领会歌词的精神和意义,因“惟有活生生的歌词才能够赞美上帝”。加尔文驾临之前,公民们曾把自己视为自由民,而今甚至不容给孩子选个教名。尽管克劳德、阿玛迪之类名字早流行了几百年,如今却因其不载于《圣经》而遭禁止。虔诚的日内瓦人,得给儿子起名叫以撒,亚当,或诸如此类的名字。祷告时禁止使用拉丁文,复活节与圣诞节时禁止开宴会。只要能使得现实减少点单调的灰色,就必遭到禁止;书籍言语里的任何一点点思想自由,自然也当禁止。批判加尔文的独裁统治,更是罪中大罪,禁止不贷。市里的公告宣读员由鼓手先导,严正警告自由民们“除参加市行政会而外,概莫谈及国事”。

    禁止,禁止,禁止——何其可憎的节奏!于是惊惧之下,人们便要自问,除去这许多的禁止,恩准留给日内瓦人的还有什么?没有多少啦。允许他们生,允许他们死,允许他们做工,允许他们服从,还允许他们去教堂——这后一项,岂止允许而已哩,一旦旷勤,就必遭严惩。哪个自由民不去听所属教区的布道,可就有祸啦——这样的布道,每个星期天两次,一个星期里三次,还有教导儿童的特定时间。高压统治的重轭,便在主日也绝不松懈,仍然是一串的责任、责任、责任,丝毫不讲宽容。一周里辛勤操劳换来每日的面包,而后便是全身心奉献上帝的这一天。整个星期工作,星期天献给教会——这样,便是在罪人心里,撒旦也得不到保不住立足之地。于是自由和生活的快乐就此完蛋。
然而如今,惊惧之下,我们还是要问,一个共和城市,几十年来惯于瑞士式的自由,怎能够容忍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般严厉的独裁?一个南方民族,生性快快乐乐,怎能够忍受如此对生活欢乐的扼杀?为何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扫除掉成千上万的欢乐?加尔文的秘密并不新鲜,他的手段跟古往今来的独裁者们并无二致——那便是恐怖。加尔文的手段,算得上宗教式的恐怖。直截了当地讲,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人道冷嘲热讽,把人道讥刺为软弱的产物——这样的暴力,会迅疾变得压倒一切。一旦暴虐地将恐怖统治强加于人们的头上,个人意志会遭到瓦解,社会生活会失去作用。它如同毁灭性的病症一样吞噬灵魂,并很快成为神秘的中心,普遍的软弱到处为独裁者提供助手——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遭到怀疑,他自会怀疑自己的邻人,而恐慌之下,狂热分子的所作所为,会超过暴君的命令和禁则。

    组织完善的恐怖统治绝不会造不出奇迹。当加尔文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更是毫不犹豫地一再创造这样的奇迹。在这方面,能胜于他的暴君想必屈指可数;也没有理由能讲,他的专制统治,像他的所有性格一样,乃是他意识形态的逻辑产物。可以说,这精神至上的人,这神经过敏的人,这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充满憎恨。诚如他公然承认的,他忍受不住目睹残酷的场面,尽管他统治期间日内瓦处决与火刑如此频繁,他却从未莅临。然而在这里,正存在着这般热切的理论家最大的缺点。又是像罗伯斯庇尔一样,这种类型的人绝无勇气目睹死刑,更不必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但只要他们觉得内心充满了“理想”、理论和体系,便会稀松平常地将千百人判处死刑。如今,加尔文将严厉对待“罪犯”视为他体系的关键;从他的哲学观点看,坚持不懈地实行这样的体系,便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因此,他要无视天性的怂恿,压抑一切同情的倾向,系统训练自己的残酷。他“练习”自己的强梗不屈,一如那是种精细的手艺。

    “严格训练我身,以益于对抗世界之恶行。”无可否认,这钢铁一般的人在约束自身,勉力严酷方面成就惊人。他公然承认,宁知一个清白的人受罚,也强于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在那数不胜数的死刑当中有一次,由于刽子手动作笨拙,竟至于延长成可憎的酷刑。加尔文便给法里尔写信开脱:“苟无上帝特殊垂意,已决犯无从受此延长之酷刑。”若“上帝的荣耀”攸关,苛酷强于宽缓——这便是加尔文的观点。除去严酷无情的惩罚,便无从使得人们的行为合于道德。

    容易理解,有了这样的论点——基督是无情的,上帝的荣耀需要不断“保护”,结果便必是大开杀戒。一个尚未脱离开中世纪的世界,结局还能够如何?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这人口不多的城市,便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还不消说那些及时逃走,躲避恐怖的人们。“新耶路撒冷”的监狱大为爆满,竟至于典狱长要通知行政官,再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犯人。私刑拷打叫人毛骨悚然,已决犯和嫌疑犯都无可幸免,以至犯人们互相折磨,更惨于刑讯室里的酷刑。到最后,行政会只好下令,“犯人宜日夜加戴手铐,以减少此类事故”。这样可憎可厌的事情,加尔文却不置一词。要建立他的“秩序”与“教规”,恐怖是这城市必得付出的代价;此前日内瓦从不知如此之多的死刑、惩罚、拉肢酷刑和放逐,一如加尔文以上帝之名统治这里时所做的那样。因此,倒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之法国革命最坏的血腥屠杀更可憎。“加尔文狂热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加残酷。如若他的影响范围远届日内瓦之外,他必会比那政治平等的可怕倡导者造成更多的流血。”

    尽管如此,加尔文主要还不是靠这些野蛮的判决、死刑和酷刑,来粉碎日内瓦人的自由观念。他更倚靠的是系统而又琐屑的暴政,以及日常的恐吓手段。初看上去,我们读到加尔文有名的“教规”条款竟然如此琐碎,不免觉得有趣。然而若读者低估了约翰?加尔文大师精细的技巧,他可就错啦!他老谋深算地结成禁令之网,那网眼细密之极,让鱼儿绝无可能漏网。这些禁令成心规定到琐事,于是任谁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激发起对于全知全能的当局长久的敬畏。在我们日常行走的路上,设置于我们前面的蒺藜愈多,自由无虑地寻路前行便愈困难。很快,在日内瓦已无人能够觉得安全,因宗教法庭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

    只消翻翻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便能看出这恐吓的手段何其巧妙。一个自由民参加洗礼时笑了一下:三天监禁。另一个自由民盛夏困顿,在布道时睡了过去:判刑。几个工人早餐吃了糕点:三天只准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民玩了九柱戏:判刑。另两个自由民掷骰子赌四分之一瓶酒:判刑。一个人不想让儿子的教名叫做亚伯拉罕:判刑。一个盲琴手演奏了舞曲:驱逐出城。另一个人夸奖了卡斯特利奥翻译的《圣经》:逐出日内瓦。一个姑娘溜冰时抓了现行,一个寡妇扑倒在丈夫的坟上,一个自由民奉献时请邻居吸了撮鼻烟:他们被召到宗教法庭训诫,再罚做苦行赎罪。如此这般,无穷无尽。几个开玩笑的伙计在主显日把一颗豆子包在了饼里:二十四小时只准吃面包和水。一个自由民说的是加尔文“Monsieur(先生)”而不是加尔文“Ma?tre(大师)”,一对农民夫妇依照古时的习惯,出了教堂便谈起生意:判刑,判刑,判刑。一个人玩了扑克:把扑克牌挂在脖子上枷刑示众。另一个人在街上吵着唱歌:告诉他“可以到别处去唱”——这便意味着他被放逐出城。两个船员吵架,无人受伤:处死。两个孩子举止粗鲁,起初判处两人火刑柱烧死,而后减刑,强迫他们观看柴堆火刑。
所有这些当中最最野蛮的,要数对任何敢于挑战加尔文政治及宗教一贯正确性的人所施的惩罚。一个人公开抗议这改革家的预定论原则,便在城里的所有街口被残酷鞭打,而后放逐。一个印刷商喝醉酒骂了加尔文,判处以烧红的烙铁在舌上穿孔,再放逐出城。雅克?格吕埃只因把加尔文叫做伪君子,先受拉肢刑,然后处死。每一件过犯,即便至为轻微,也要小心记入宗教法庭的案底记录,于是每个公民的私生活,都可以确凿地拿来做控告他的证据。

    如此警惕不懈的恐怖,到头来势必将个人和群体的尊严意识以及活力感觉一扫而空。一旦在国家组织当中,每个公民都必得接受讯问、侦讯与判刑,而他很清楚,那般看不见的密探正观察他的一切行为,记录他的所有言语;一旦他自己的住家,不待通知,不分昼夜,必得接受“家访”——这样,人们的神经便会屈膝投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普遍的忧心忡忡,甚至传染给最勇敢的人。徒劳的斗争,击碎了最坚强的意志。有赖于其著名的“教规”,加尔文的日内瓦城遂了他的愿望:没有欢乐,畏缩胆怯,无能对抗加尔文大师的意志。

    这样的教规才实行了几年,日内瓦就现出全新的面貌。这城市曾经自由快乐,如今却仿佛裹上了尸布。色彩鲜明的服装消失了踪影,被划一的黄褐色取而代之。教堂的钟楼钟声不响,街道上再不回荡快乐的歌声,家家户户都像加尔文的礼拜堂一样单调朴素。客店空无一人,琴师无法再召人跳舞,九柱戏无法再玩,骰子也无法在桌上格格欢唱。舞厅空空荡荡;黑暗的街巷,曾有情侣们结对闲荡,如今也无人问津。惟有毫无陈设的教堂里,那一个又一个星期天阴郁死寂的聚会,才留给了他们。这城市正如加尔文一样满脸晦气,也日益像他一样乖戾乏味,邪恶冷漠——这或许出于畏惧,也或许来自对他的苛酷无意识的效仿。人们不复能自由明快地到处徜徉,目光不复能快乐地顾盼,那惊鸿一瞥单单表现着恐惧,因兴高采烈可能被误解为情欲。他们再不会显得无拘无束,满心只怕那从不知快乐的骇人的人。甚至在家里的私生活当中,他们也学会了窃窃私语,因仆人可能就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一旦恐惧变成了第二天性,被恐惧压倒的人们势必疑神疑鬼,不断防备密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绝不要惹人注目。要避免遭人疑,得保证被人忘。到加尔文统治的后期,日内瓦人只要办得到,便会坐在家里,因在一定程度上,家里的四壁加门闩,还算能够防止他们给人窥视,遭人怀疑。可如若往窗外瞧上一眼,便看得见宗教法庭的巡捕招摇过街,那他们便惊惧地缩将回来——谁晓得邻居会不会举报了他们?要是必得出门,市民们裹在褐色的斗篷里面,目光低垂,鬼鬼祟祟,蹑手蹑脚,活像去接受布道,参加葬礼。即便小孩子,在这新教规下面成长起来,也给“教育课程”骇个要死。他们再不像生性健康快乐的孩童一样轻松地游戏,而是缩成一团,像只等着遭打的杂种狗。他们如同枯萎的花朵,从不知充足的阳光,只会在晦暗当中苟延残喘。

    这城市的节奏,恰似时钟一样有板有眼,冷冰冰地嘀嗒作响,绝不被喜节佳期打断——单调乏味,规矩可靠。任谁第一次来到日内瓦,走在大街上,必会相信这城市正在服丧。居民们如此冷漠愁苦,如此沉默寡欢,精神氛围如此沉重难忍。可惊的是教规坚持不懈;而加尔文强加给日内瓦的这种不宽容的中庸,其代价是失却了一切神圣的活力——惟有保持着无限无碍的自由,这样的活力才能够兴旺茁壮。虽则日内瓦造就了无数虔诚的公民,杰出的学者,认真的神学家,他们使得这城市彪炳千古;然而,甚至在加尔文之后两百年,罗讷河畔的这座城市,依然出不来世界闻名的画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为平庸牺牲了卓越,为彻底驯顺的屈从牺牲了创造性的自由。过了许久,日内瓦才诞生了一位艺术家,他的一生,称得上对于人性桎梏的反叛。只是靠了这位最有独立精神的公民,靠了让?雅克?卢梭,日内瓦才得以从加尔文强加的羁绊当中解放出来。





第三章、卡斯特利奥上场


    独裁者可以被人怕,却未必被人爱;人们屈从于恐怖统治,却未必认为它正当合理。毫无疑问,加尔文刚回日内瓦的几个月里,自由民与市政当局一例对他钦敬有加,仿佛各党各派,都对他情有独钟。因惟有一党一派,惟有一个至高的权威,所有的人们只能被迫屈服那独裁者坚定地推向他自己的目标。那般召他回来统治自己的人,多半被统一陶醉得忘乎所以。没过多久,较为质朴的气氛便建立了起来。召回他恢复秩序的人们在心底存了种希望,总觉得一俟完成了要他做成的事情,这凶暴的独裁者总该在他对道德的狂热方面少一点严厉。然而相反,“教规”却是日益变得更加严格。他根本不去放松桎梏,根本不因市民们放弃个人自由与快乐而作出的巨大牺牲道一声感谢,反而继续在布道时对他们大放怨词,竟至于宣称,必得有一千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给送上绞架勒脖子,这败坏的城市才建得起道德和纪律,这便让日内瓦的市民大为失望。他们总算认识到,敢情他们召来的,并不是他们希冀的那个能实现精神健康的人,他们请回城里的人将会给他们的自由镣铐加身,他所实行的强制措施也日益残暴,到头来,他甚至跟自己最为忠诚的门徒也疏远了开来。

    几月之间,对加尔文的不满重新盛极一时;因他自吹自擂的“教规”毕竟算上个可欲的梦想,这总比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更加诱人。魅力和浪漫烟消云散,那般昨日兴高采烈的人,也开始低声抱怨。然而,动摇独裁者的声望,得需要显明易懂的理由才行;而加尔文提供这样的理由倒也不慢。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期间,一场瘟疫大流行令到日内瓦城惨遭破坏;就在这时,日内瓦人第一次开始对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产生了怀疑。那般传教士高声鼓噪着坚持,每个病人遭到痛苦的折磨,三天之内必得请来个牧师在床侧。现在,一个牧师给传染上了疫病,他们再不肯挺身而出,听任传染病院的患者咽气时得不到精神安慰。市政当局试图找到哪怕一个宗教法庭成员,愿意“造访并安慰隔离病院之不幸病患”,然而徒劳无功。惟有宗教学院的院长卡斯特利奥志愿前往,而他并非宗教法庭成员,故而不获任命。甚至加尔文,也要授意同僚们扬言,他加尔文“实难或缺”,公然坚称“不可因援手局部,削弱教会整体”。旁的传教士使命虽不及加尔文重要,却同样小心翼翼,置身危险之外。行政会向这般胆小如鼠的牧者呼吁,可是白费口舌。人们直截了当地批评这些传教士道:“这帮人宁可上绞架,也不进医院。”到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加尔文率领日内瓦新教的全体传教士,出席了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丢脸地承认,没人有胆子前往隔离病院,虽则他们明知道,凶险时也该与良辰吉日一样,那是他们服侍上帝最适宜的岗位。

    如今,除去领袖们表现出自己的勇气,再没有什么更能让民众振作精神。在马赛,在维埃纳,在许多其它城市,几百年岁月流逝,人们却依然记念那些在瘟疫时尽职尽责的英勇教士。百姓绝不会忘记表现出英雄气概的那些领袖,更不必说紧要关头的种种怯懦。日内瓦人轻蔑地盯着那般教士,对他们大肆嘲弄——这些家伙在布道台上,总惯于要求教众做出最大牺牲;而今要他们做一点牺牲,他们既无准备,也不乐意。接下来是一次减轻民众不满的徒劳尝试——上演了一出臭名昭著的丑剧。依照行政会法令,几个穷光蛋遭到逮捕。他们受到严刑拷打,直到承认自己用魔鬼屎制成软膏,抹在门闩上面,这样把瘟疫带进了城。这样的胡说八道,加尔文非但不去痛加驳斥,还要热切支持这中世纪的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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